回忆 | 李汀：母校西北师大我的同班71人的故事

三

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先生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母校虽说位于祖国西部边远地区，但同样是一所师资雄厚、学风优良享有美誉的高校。1979年12月我们参加建校四十周年校庆大会，就略知西北师大原来与北京师范大学有同体传承关系，是在上个世纪抗战期间西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基础上形成的，它也是祖国西部地区最早的一所师范院校， 1958年之前属于教育部直管的六所重点高等师范学院。我们在校期间，学校多位教授学者在各自的学科成就斐然，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如生物系孔宪武教授、中文系彭铎教授、教育系李秉德教授和我们历史系的金宝祥、金少英教授等。

我们有幸在一个特殊年代与老师们相逢。那时结束“文革”不久，改革开放序幕初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开始成为引领时代动人心魄的命题，一方面甩掉了压抑已久的“臭老九”帽子的老师们，恢复了自尊自信，视为“第二次解放”，以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重登讲台,同样以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对待高考入校的新一代大学生，视之“孺子可教”；另一方面，学生们饱含激情地热爱学习，要把耽误的岁月补救回来，也发自内心地对老师们充满崇敬感恩之情。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师生们心脉相通，体悟到共同的追求与祖国的进步血肉相连，个人的价值将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中得到体现。这种基于真诚理想的情怀形成的“教学相长”是那个时代真实的历史，不知给我们留下了多少让心灵感动的记忆。

历史系是母校的传统优势学科，有十五六位老师先后给我们教授专业课。记得教中国史的老师有金宝祥、陈守忠、王俊杰、刘熊祥、吴德煦、潘策、赵吉惠、郭厚安、宋仲福、任效中、张海声；教世界史的老师有吴英贵、张同昭、张淡云、张绍卿、刘化明、丘少伟、洪聚堂、张培德；还有李庆善、牛得权、赵荧老师讲授中国古代文献；刘方义老师教授中学历史教学法。相隔四十年了，老师们授课的情形与风采，我们至今留在脑海，栩栩鲜活。

金宝祥教授，我们的系主任，隋唐史专家。当年六十多岁，鬓发花白，神情文雅而肃穆，两眼炯炯有神，平时不苟言笑，但讲起话来深沉亦富有激情，有一种强烈自尊和个性彰显的大学者气质。他是浙江萧山人，保持着南方人的习惯，衣着简朴又清清爽爽，常穿一件蓝布上装，领口露出白棉布衬衣，洗得非常洁净。制服左胸前总喜欢佩戴师大的红色校徽，庄重而醒目。这个微小的细节于不经意间传递出他对学校与职业的热爱，感染着学子们的敬校爱校之情。

我们很喜欢听金先生讲课。先生193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是陈寅恪、钱穆等名师的弟子。他几十年做学问，对隋唐史和对中国封建社会人身依附关系之演变形成了独到的学问体系。金先生讲历史课很富有理论色彩，具有一种高屋建瓴的哲学意味。他强调史学工作者要有强烈的历史感和时代感、将历史现象纳入历史演变总进程中观察，进行总体和全局性的研究判识，从中发现历史逻辑。“学贵自成体系，钻研应有重点”，正因为对历史整体性认识不可一蹴而就，金先生对我们多有告诫：要勤奋读书，惕厉动笔，慎于发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金先生开始研习马克思主义，读过五遍《资本论》，以及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哲学著作，成为笃信唯物史观的历史学者，他在我们班讲课时，详细讲述过自己接受马列理论的经历与体会，一往情深。记得金先生倾心讲述封建社会人身依附关系的变化规律，引用大量史料来反复对比，阐述当封建国家与民众人身依附关系强化时，私家大户门阀与民众人身依附关系就会弱化；反之，当私家大户门阀与民众人身依附关系强化时，国家与民众的人身依附关系就会弱化。先生的观点具有历史辩证的哲学高度，但为什么是这种研究思路？得出如此结论对认识历史规律有哪些重要价值？我们当年体会不深。以后逐渐知晓，金先生主张以《资本论》的研究方法为密钥，从抽象到具体，阐明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他认为马克思解剖资本主义社会是从商品细胞入手，而剖析中国传统社会应该以人身依附关系为重点，因其关系乃是封建社会最普遍的关系，“最内部的秘密”和“隐蔽的基础”。

经过“文革”教训及思想解放运动，此时师生们的思想充满了反思与批判精神，独立思考意识增强，消除“文革”极左意识形态对历史科学的损害，即使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亦出现多种理解，不乏疑问。特别是出现了强调人道主义立场防止人性异化的思潮。因此在历史学者的心目中，如何教授历史并非一件易事，需要正本清源的研究和拨乱反正的勇气。金先生为我班讲述唐代均田制专题时，明确提出了应该加强研究历史长河中“人”的问题，他引用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论断，说“历史学科除了探索发展规律，还要说明人是最高原则，历史是波澜壮阔的，人是历史的主体”。先生进行反思说道“自己过去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讲历史‘经济’变化时（如均田制）只讲了‘物’的规律，明确表示再研究几年后，不这样讲了”。先生的这些认识，让我们耳目一新，肃然起敬。

把历史课讲得很理论很深刻，启人心智，具有哲学意境只是金先生授课的一个特点，但他腹笥丰赡，又把课讲得异常丰富多姿，具有美的感染力，体现了另一种思维与表述。记忆中金先生应邀为我们讲过隋唐佛教，就让学子陶醉入迷，他信手拈来，打比方说佛教与禅宗一派的区别：“佛眼在有神与无神之间，而禅宗像却在扬眉吐气；佛教教人相信现象世界即幻影，求得心中涅槃，而禅门祖师叫人做本分之人，这与佛学毫无共同……”课堂上金先生还讲过自己学习历史的经历，其中之妙悟引人入胜。他说自己对唐史的兴趣，乃从唐代放风筝开始。唐代盛行放风筝，可以通过放风筝去侦察敌情，风筝是西域的东西，元宵节挂龙灯彩灯相当风行，自己对此产生好奇，觉得这些为何与西域一致？于是举一反三展开了研习。金先生对自己的老师陈寅恪、钱穆备加推崇，充满情感，他打着手势讲述老师讲课的风采，情不自禁地陷入回忆说“陈寅恪先生眼睛不好，总闭着眼睛讲课。陈先生是从唐诗开始研究唐史，他的精神很有感受，一个初中毕业生，家境不错，但不上学，自己学习研究，游历欧美……终成大家。”回想当年听金先生讲课，仍然能体味到那种陶醉之悦。

……

陈守忠副教授解放前参加过学运，时任历史系党总支书记。他讲课很有气势，一口浓重的甘肃通渭乡音，声调时而高亢时而低喑，所有的话好似从心底吟出的秦腔台词。记得他讲授宋史选修课，对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柳永的《雨霖铃》倒背如流，声情并茂：“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让我们非常佩服，恍然间领略了文史不分家珠联璧合的意蕴。

吴德煦先生给我们讲授原始社会和先秦史，他曾长期在甘肃省博物馆考古队一线工作，参加过多项遗址发掘，授课中多采用自己考古实例与亲身体会，让学生身临其境，不仅了解历史脉络，也学到许多考古学常识，对陕、甘、青海地区的“半坡”“马家窑”“半山”、“马厂”彩陶文化留下鲜活的记忆。

潘策先生讲秦汉史，他备课充足，总是带着厚厚的一摞自编讲稿，却并不照本宣科，站到讲台之侧，走来走去，滔滔不绝，手势丰富。遇到要点，先生就在黑板上写字提示，反复强调。记得他引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代竹简内容讲述秦代律法，强调这是不容置疑的秦代法律文本，2000多年前的秦代竟有“环保”的森林法。潘先生还生动地讲述过汉初文景之治的轻徭薄赋，用司马迁之语动情地说“天下苦秦久矣……”

在中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阶段头绪最乱，小国及地方政权林立更迭，加之少数民族关系绞缠，捋清时空关系不易，给学习带来难度。王俊杰教授为我们讲授魏晋南北朝史，在先生语速徐缓声调温和的讲述下，把纷繁的历史线索交代得极为清晰，纲目了然，并提示出课后深入学习的要点。结课考试时，王先生居然未出考题，让学生独立思考自定题目撰文一篇，这让我们颇感意外，觉得王先生别具一格，非常高明。

刘熊祥教授讲授《中国近代史》，他当时就有一本几十万字的铅印成册的教材。用《矛盾论》中关于主要矛盾非主要矛盾的关系以及相互转化的哲学观点，详尽分析1840年以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讲述帝国主义入侵引起的民族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的关系，这是先生长期研究的史学成果。尽管这些主要观点和历史脉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已被反复宣传形成概念，学生们并不觉得新颖，甚至产生几分乏味感，但刘先生讲课中自成系统地思考，涉及史料的广泛性（其中涉及太平天国运动、甲午战争和晚清的海防等），仍然让大家颇有受益。刘先生“湘音”浓重，不易听懂，但先生讲课充满激情，气宇轩昂。盛夏季节，往往一堂课中，先生汗流满面，拿手绢不停擦拭，却激情丝毫不减。

为我们讲授宋元明清史的是郭厚安先生，他板书漂亮，讲课纲目简约清晰，史论结合，要点突出，逻辑严谨，这与郭先生长期从事中学中国史教材的编撰有关，对历史要义常在思考斟酌之中。先生还兼任过我们秋班的班主任，对同学们稔熟，寄予厚望。结课时先生相赠王国维《人间词话》中三境界说，期愿学生登高望远成大器，做学问“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肺腑之言感动了全班同学。

牛得权先生教中国古代文献课，他语言诙谐俏皮，颇具喜感，常喜欢在正课前来点引子，说些自己对人生及学问的体悟，也针对学习中发现的问题，针砭一番，忠言“辣”语，有漫画的效果，常常让我们忍俊不禁。开场白之后牛老师便正襟危坐，言归正传，讲起“武王伐纣之牧誓”（我们古文献的第一篇）、“董狐秉笔直书”的等文献典故，话语铿锵有力：“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千夫长，百夫长…比尔干，利尔矛，予其誓……”

宋仲福先生讲党史，他努力体现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重视拨乱反正后党史研究的新成果，大胆而沉稳地讲述历史经验与教训，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记得先生为我们专门讲述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尖锐地分析了“文革”造成劫难的沉痛教训；还讲述过1945年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在延安向毛泽东主席提问“历史周期率”之事，引人深思。

…… 

大学前，我们对世界史的了解微乎其微，世界史几乎可说是一门“全新”的课程，它开启了一扇窗，供我们在时空上同中国史比较，理解与感悟人类历史的异同。吴英贵先生讲古代史，嘴角常带着一撇深匿的微笑侃侃而谈，从“尼安德特人”“克鲁玛农人”，到古印度的《梨俱吠陀》、瓦尔纳种姓制度：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贱民（旃荼罗）……。张同昭先生讲古埃及史，先生是我班张莲同学的父亲，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那时先生身体患病羸弱，但坚持上课，他声音细弱，却见功底深厚，不用讲稿，只需一张卡片，丰富的史料与观点全装在脑子里。张淡云老师讲授两河流域文明的古巴比伦王国，从“汉谟拉比法典”，到美索不达米亚——《圣经》中的“伊甸园”，一板一眼，重点突出。张培德先生讲二战以后的世界历史，声音响亮且激情饱满，当时按三个世界的划分讲述战后世界趋势，强调帝国主义殖民侵略式微之后，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成为人类世界发展的新主流。刘化明老师娓娓道来意大利文艺复兴前后的历史，她重视教学互动，组织了两次课堂教学讨论，还召集同学们参与编写世界史词条……

记忆中当年母校世界史师资力量不比中国史雄厚，但教学科研究活动却分外活跃，生气勃勃。1978年11月，就和上海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等十三所高校联合编写出《世界中世纪史》（试用本），这是很了不起的硕果。是时有关世界史的书籍、工具书很少，我们却能够在本系资料室购买到相关资料，诸如《世界历史大事纪年》、《经典作家论世界古代史》、《经典作家论世界中世纪史》等，这也是世界史教研室老师们努力的结果。 1979年暑假由西北师大历史系承办了全国性的高校“世界现代史学术讨论会”，在当年亦算一桩大事,说明母校世界史教学在学界的影响……

岁月易逝,师恩难忘。无论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