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西域记》如何在丝路流传

原标题：《大唐西域记》故事及其图像在丝路的流传

由归元玄奘文化促进会、中国玄奘研究中心、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佛学论坛共同主办，主题为“传承玄奘精神，弘扬丝路文化”的首届玄奘与丝路文化国际研讨会及高峰论坛前不久在西安、商洛举行。

“澎湃新闻·古代艺术”经授权刊发由北京大学陈明教授在此次论坛的文章《<大唐西域记>中的故事及其图像在丝路的流传》。他认为，搜集与比对《大唐西域记》中的相关故事在丝绸之路多语种文献中的平行文本，及其在陆海丝绸之路的多载体（雕刻、壁画、纸画等）的图像表述，从时空维度梳理其流传的线路，归纳这些故事在传播过程中的某些共性与变化的原因，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古代丝绸之路的文学与艺术交流的复杂性。

玄奘（600-664）法师的《大唐西域记》不仅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巨著，而且可视为古代印度七世纪中期之前的民间文学的一座宝库，因为该书中记载了为数甚多的佛教（或民间）故事，涉及本生、譬喻、佛传、民俗、历史、菩萨故事与圣地传说等多种类型。学界先前已经关注到了《大唐西域记》中的故事，但从整体上考察这些故事在丝绸之路的流传以及相关故事的视觉化呈现，还是很有必要的。

一、《大唐西域记》中的佛教故事的地理分布

《大唐西域记》以地理空间为线索，在叙述印度、西亚、中亚和新疆的风土人情时，往往也涉及当地的神话、故事与传说，不少故事（如“烈士池”）还传入中土，成为文人或民间津津乐道的话题。《大唐西域记》所记载的主要佛教故事都有明确的地理分布，故事的发生地常常与佛教的圣迹（窣堵波、伽蓝）相关联。燃灯佛布发掩泥授记的故事发生在那揭罗曷国（卷二）；千生舍眼、商莫迦菩萨（睒子）误中毒矢后被天帝救活等故事发生在健驮逻国；苏达拏太子故事则涉及健驮逻国的跋虏沙城外以及弹多落迦山；独角仙人的故事发生地是弹多落迦山的西北百余里外大山之南（卷三）；忍辱仙为羯利王而割截支体的故事发生在乌仗那国瞢揭厘城东；为闻半颂而舍身命的故事则在瞢揭厘城南四百余里醯罗山谷；萨缚达王本生故事也是在瞢揭厘城南二百余里大山之侧；析骨写经的故事是在乌仗那国的摩愉伽蓝；割肉贸鸽的故事源自摩愉伽蓝西六七十里的地方；帝释变形蟒身以救灾难的故事是在乌仗那国的珊尼罗阇川萨裒杀地僧伽蓝；帝释变身为苏摩蛇以助救世疾疫的故事发生在乌仗那国的苏摩大窣堵波所在地；孔雀王啄崖涌泉的本生故事发生在乌仗那国的珊尼罗阇川北石崖；战达罗钵剌婆断头惠施的故事是在呾叉始罗城北十二三里的地方（卷三）；摩诃萨埵王子舍身饲虎的地点是在僧诃补罗国大石门之南（卷六）。救生鹿本生故事源自拘尸那揭罗城外（卷六）。六牙象王、示为鸟身、施鹿林本生故事均在婆罗痆斯国三龙池侧婆罗痆斯国的烈士池是三兽与月中兔故事的发生地；千佛本生故事出自吠舍厘国庵没罗园附近；大天王本生故事是在吠舍厘城西北二百里故城（卷七）。鸽王本生故事出自摩伽陀国因陀罗势罗窭诃山东北地区（卷九）。类似的记载都突显了故事的发生地，这些地理位置比较明晰的故事大多是玄奘亲自践行之地，因此，读者感觉这些故事是“实地”见闻。

《大唐西域记》 图片来自网络

《大唐西域记》中的佛教故事很多是口头流传的，同一故事的发生地点在不同的文本中并不完全一致。《大唐西域记》和道宣《释迦方志》中的睒子（商莫迦菩萨）故事发生在健驮逻国，而《菩萨睒子经》、《睒子经》和《佛说睒子经》中，该故事发生地则是迦夷国。《大唐西域记》和《释迦方志》中的太子须大拏故事发生在健驮逻国跋虏沙城和弹多落迦山，《太子须大拏经》和《六度集经》中，该故事的地点是叶波国和檀特山。有关佛陀割肉贸鸽的本生故事，《大唐西域记》和《释迦方志》中的发生地是乌仗那国的摩愉伽蓝西六七十里的地方，《佛国记》记载其发生地是宿呵多国，而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记载其地为建驮罗国，可能是布色羯罗伐底城东南数里，即是佛过去为尸毗王救鸽处。《大唐西域记》和《释迦方志》中的独角仙人的故事发生在健驮逻国弹多落迦山西北百余里外大山之南，而《大智度论》卷十七中所记载的该故事地点却是婆罗㮈国。

陈引弛先生曾在《<大唐西域记>所载佛教口传故事考述》一文中全面梳理了该书中的口传故事，并指出了该书记载故事的三个特点是“地理空间的落实”、“因地制宜的元素改易”和“对民间故事传说的继承”。可以说，《大唐西域记》为七世纪中期前颇为流行的一些佛教故事和传说建立了比较明晰的地理坐标，但相关故事的发生地在不同文献中的差异则说明了以下几点：

其一，中古天竺求法行记之类的著作，属于跨文化的旅行记录，其中除记载佛陀的生平故事、圣地传说之外，也常夹杂一些本生、譬喻之类的故事。由于求法的旅程不同，所遇到的讲说故事者不同，对同一个故事的地理记载也就存在着差异。

其二，印度民间故事的流动性，特别是口传故事的加减，无法保证同一故事的所有元素凝固不变。在民间故事中，不同口传版本中的时间、地点和人物，乃至事件的过程及结果等主要元素，经常会发生变化。这些变化是由口头叙述人（尤其是故事的讲唱者、说书艺人之类）的有意或者无意改编导致的。

其三，佛教故事往往与圣地遗迹（尤其是佛教传播的一些重要地域）相联系，各地的佛教信众也存在将“他方”故事挪移至自己所在“此方”的冲动，以求显示当地（此方）与佛教的密切程度甚至是某种宗教文化上的自豪感。

其四，《大唐西域记》中记载的很多故事，都指明了该故事发生的具体地点，这些带有一定时空意义的记载，为我们勾勒相关佛教故事及其图像的传播网络，提供了理解它们的一个相对坐标。当然，《大唐西域记》中的故事的地理坐标不宜当作唯一的权威叙述，即便是玄奘法师在当地亲耳所闻，而应该视之为是“传奇性叙述”中的一种。《大唐西域记》与其他求法行记或者梵汉佛经中关于某一故事的共同地理记载，则可视作一种共性叙述，体现了该故事与传说在地域的集中聚焦。

二、《大唐西域记》中的相关故事图像在丝路的流传

《大唐西域记》中记载了各类宗教建筑，包括佛教的伽蓝、精舍或窣堵波、印度教或耆那教等外道的天祠。书中除叙述各种造像之外，还有雕刻、绘画等艺术创作的情况。比如，卷二提到健驮逻国都城布路沙布逻城外的一个大窣堵波石陛南面，有画佛像，高一丈六尺，自胸以上，分现两身，从胸以下，合为一体。此双头佛像乃画工所作，有较为神奇的传说故事相附。又，卷五有关羯若鞠阇国部分提及曲女城附近的一处精舍四周石壁之上，雕画如来修菩萨行所经事迹，备尽镌镂，十分详细。另一处大自在天祠“并莹青石，俱穷雕刻，规摹度量，同佛精舍。”又，卷十的羯朱嗢祇罗国部分提到了一处大高台，“基址广峙，刻雕奇制，周其方面，镂众圣像，佛及天形区别而作。”可见，玄奘法师很有可能在不少的地方亲眼目睹了那些精美的佛教绘画、雕刻和造像等艺术品。

克孜尔石窟 图片来自网络

敦煌莫高窟 图片来自网络

在犍陀罗、阿旃陀石窟、克孜尔石窟、敦煌莫高窟等丝绸之路上著名的艺术圣地，历代艺人雕刻与绘制的佛教本生、譬喻、因缘、佛传等类型的故事不知凡几，极大地推动了佛教在丝路沿线的传播。《大唐西域记》不仅为有些故事提供了一个地理坐标，而且该书的创作年代（646年）本身就是一个时间节点，因此，将丝绸之路上流传的这些故事图像与《大唐西域记》中的内容相互印证，梳理相关故事的传播网络，这对我们深入理解这些故事的流传具有一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