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早期佛教造像在西域丝路的传播

四、南传北上

十六国时期是战争频发、统治地域不断变换、人口大量迁徙的时代，佛教造像的传播也因人口的流动等不断扩散。北上因素，包括两个主要方面，一是西晋而后，大量豪门与文士纷纷南下，南方由是成了汉文化的中心，被视为“正朔所在”，而此时的北方即成为一片文化荒原；二是三国康僧会时已“江左大法遂兴”，佛教造像在江南已掀起过小小波澜，南方的思想文化包括佛教艺术必然对北方产生一定影响。

（一） 后赵的“略皆奉佛”

中国北方佛教最先隆盛之地首推后赵。原因为一方面是吴地佛教影响的北上（曹植的“鱼山梵呗”就是根据支谦《太子瑞应本起经》在东阿鱼山所作）；

第二方面是佛图澄积极推导。

后赵地图

晋怀帝永嘉四年（310年），79岁的佛图澄来到洛阳，此后成为石勒、石虎兄弟的国师，在佛图澄的影响下，“中州胡、晋略皆奉佛。”这是继三国吴地在康僧会“设像行道”“江左大法遂兴”后，中原一带佛教流布之盛况。后赵与东晋隔水（淮水）相望，汉地佛教文化自然对后赵有一定影响。

邺城（临漳）与徐州相去不远，江淮一带早期的佛教传道如笮融、康僧会等的“设像行道”方式或陈思王的“鱼山梵呗”对佛图澄有一定影响。在《高僧传·佛图澄传》中经常提到佛像事项，表明当时的邺地已流行金铜佛。就后赵建武三年（338年）金铜佛看，明显受到吴地西晋陶塑佛像的影响，后赵政府335年下诏“各族人等均可信佛，佛教由此易盛”，338年金铜佛期间正是河北金铜佛流行时期，随着后赵政权的扩张，佛教在整个后赵统治区内蔓延。大夏胜光二年等一批造像也由此出现。无疑，这对凉州一带金铜佛的兴起，具有积极的意义。

金铜佛 刘宋元嘉十四年

（二） 炳灵寺的南上因素

炳灵寺造像的发端，从题材以及艺术表现而言，是对南方造像的延伸。炳灵寺所在的西秦，从其诞生起，战争从未间断，先是降服邻近诸部落，此后则与后凉、吐谷浑等连年征战，且其四面敌国压境，西有后凉、南凉，南有吐谷浑，东有后秦，唯与南方政权相对安宁。这自然成了东晋与西秦民间交往的有利条件，这也使得南方佛教文化有条件北上炳灵寺、凉州，并随之西行楼兰与吐鲁番等地。

汤用彤先生认为：“西域陆道东传，必至凉州，由凉州东下至长安进洛阳，是为中国佛法之中心地位，但在东晋南北朝时，东来者常有凉州来往巴蜀，东下江陵以达江东，而南朝西去者，亦有取此道者，……高僧往往移锡其地。”

西秦位置地图

炳灵寺现存龛窟两百余，其中最值得重视的就是建弘元年题记的169窟以及位于炳灵寺寺沟窟群南一公里姊妹峰下的一号龛立佛像。 

炳灵寺U型通肩衣源自秣菟罗，这种通肩衣在南方早期造像中较为普遍，炳灵寺一号龛立佛像，或受南方丈六佛像影响，造像高4.6米，高螺髻，作为该窟主像供奉的。从造像风格看，该窟当早于169窟，明显具有秣菟罗早期造像风格特征。

U字立佛像：秣菟罗博物馆藏（左）、炳灵寺立佛像（右）。 

炳灵寺最值得重视的是169窟的无量寿三尊，这应是北方最早出现的无量寿佛。无量寿主尊的右袒式袈裟，在右肩头搭着左袈裟的衣角。这种“右袒左搭”的形式为北方云冈、敦煌北魏造像所沿用，这种“右袒左搭”的形式是来自源点秣菟罗，我们在秣菟罗阿希切特拉坐佛右袒肩头即可看到。

在造像左侧，排列的供养人已清楚告诉我们无量寿三尊佛像的来源，那种褒衣博带、宽袍大袖的服饰，一派东晋南朝风格，这与顾恺之的画风完全一致。

其实，炳灵寺中有许多造像题材源自南方，综上述之：“U”型通肩佛像（曹不兴、卫协）、佛像五尊（戴逵）、无量寿三尊（戴逵、道安）、七佛（卫协）、维摩诘像（顾恺之）……这些题材，连同“衣冠江南”的仕女服饰壁画，均在炳灵寺石窟中有所展示。

169窟的笈多立佛塑像是受到秣菟罗地区笈多式造像风格的直接影响，不排除南方或印度工匠参予雕造或指导的可能，时代定在五世纪后期比较符合。因为在印度，笈多式造像的盛期主要在五世纪中期以后。

炳灵寺169窟无量寿主尊

就壁画而言，11号早于12号、13号，12号、13号与凉州造像风格相近，即此明显可以看出，南方北上因素与凉州西来因素于此混流的状态。

炳灵寺无量寿佛供养人像及局部

（三）凉州现存早期遗物与弥勒造像

西晋灭亡后，河西地区为五凉政权先后统治，生活安定，前后历八主76年，而此时的中原地区杀伐不断，内地避乱来凉州者“日月相继”，凉州由是成为丝路重镇。

故而前凉而后，西凉、北凉一直与东晋、刘宋政权往来，至敦煌开凿前后，交往更加频繁，根据史料记载，柔然与吐谷浑相继统治敦煌，南朝对敦煌的影响仍在继续。同时，柔然、吐谷浑凉州以西诸大国大多与南朝的交往密切。很自然，作为京师建康的文化，西渗凉州、敦煌等河西地区。随着凉州相对安定的环境由西域而东的佛教文化随着大量僧人在凉州一带的活动也由此得到弘扬。所以，可以认为凉州是中国北部保存汉族传统文化最多，接受西域文化最早的重要地区。

按照《魏书·释老志》所传，凉州在前凉张轨当政时的公元四世纪初佛教即已流行，至北凉沮渠蒙逊的晋隆安元年（392）前后为最盛，是时，蒙逊在凉州州南百里开凿石窟安置佛像；并为其母亲造丈六石像一躯。学术界认为，此石窟即是武威天梯山石窟，也有学者认为其中应包括张掖的金塔寺、酒泉文殊山石窟等，因年代久远，凉州十六国时期的佛教造像，所存不多。主要有北凉石塔和收藏于省博物馆的天梯山壁画遗物和周围的金塔寺、童子寺、文殊山等石窟造像遗物。

1.天梯山、童子寺壁画

武威天梯山第四窟壁画——弥勒菩萨像，（现存甘肃省博）是最具“中外交叉”影响的艺术特点，公认为其与炳灵寺壁画相近。采用的即是炳灵寺12号的湿笔法，眉横鼻梁间与眼上睑以及肌肤突起部均在色未全干时略施白粉，并与底色混染出深浅，使之肌肤有起伏感觉。在线条的使用上，则以江南顾恺之程式化的衣纹，起伏有致，劲健有力，这种画法在西域龟兹等地未见。

童子寺早期石龛壁面上仍然遗留着十六国与北魏早期的残迹，有些壁画，则显露出炳灵寺169窟第13号壁画干画法的特点，眉拱与鼻梁的白粉与炳灵寺的一样发光透亮，这种白色的应用与后面将要提到的金塔寺相同，时代或较晚。

炳灵寺169窟壁画（左1，左2）童子寺壁画（右）

2.北凉石塔

北凉石塔是凉州地区唯有纪年的石刻佛造像，主要分布于武威、酒泉、敦煌、吐鲁番等地，北凉石塔“U”字通肩更具南方主脉的特色。根据殷光明先生的统计，这批北凉石塔共发现有14座，时间集中在公元426至436这10年间。

马徳惠承阳二年（426）酒泉/高善掺承玄元年（428）酒泉/田弘承玄二年（428）酒泉/白雙具缘禾二年（434）酒泉/索阿後缘禾三年（435）敦煌/口吉德（干支丙寅）426？438？敦煌

程段兒太缘二年436 酒泉/无纪年残损者/武威石塔/酒泉石塔/敦煌沙山石塔/敦煌王煛坚石塔/吐鲁番宋庆塔（柏林印度博物馆藏）/吐鲁番小石塔（柏林印度博物馆藏）

北凉石塔

石塔的主要题材是弘扬七佛与弥勒思想。七佛题材在中国美术史上出现最早见于西晋卫协，其最擅作“七佛图”。卫协作品今已不存，但他是曹不兴的学生，卫协的七佛图样或与曹不兴“曹衣山水”式的“U”字纹通肩佛衣相似，因为就北凉石塔的七佛形式，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江浙一带魂瓶上的七佛像。而其塔式造型，则有类荆州博物的魂瓶。七佛图像在早期佛教造像中基本上采用U字通肩衣形式，也可以认为这是中国早期佛像传播的主脉。北凉石塔的传播范围，西涉敦煌，并经敦煌传到吐鲁番。

3.凉州弥勒造像与敦煌275窟

北凉石塔“七佛一菩萨”之菩萨像，以单独形式出现比较早，重要的是转法轮印的出现，转法轮印的佛像在中国南部最初出现在四川钱树佛像上，这种交迭双手的形象在吴地魂瓶上多见，在炳灵寺169窟11号壁画上也出现双手交迭的交脚弥勒佛像，这种双手交迭的转法轮印，在三至四世纪犍陀罗地区的佛像上最为流行，但很有意思的是，紧邻犍陀罗的我国西北地区诸石窟中一件也未发现。就北凉石塔交脚弥勒，其形象与炳灵寺弥勒基本相近，其冠式可追溯至秣菟罗2世纪思维弥勒像。而敦煌口吉德塔的弥勒立像，以及诸石塔上的神王的披帛，其源点则在秣菟罗地区这种上身近似赤裸披帛的图像，秣菟罗地区较为普遍，且经吴地留下痕迹。如湖北莲溪寺铜带饰，西晋佛饰镜上均可看到。

炳灵寺（左一）；北凉石塔局部（左二）；敦煌，吉德塔弥勒立像线描图（左三）；印度秣菟罗（左四）。

七佛图像在早期佛教造像中基本上采用U字通肩衣形式，也可以认为这是中国早期佛像传播的主脉。北凉石塔的传播范围，西涉敦煌，并经敦煌传到吐鲁番。

另外，我们在炳灵寺看到的无量寿主尊“右衽左搭式”，首次在北凉白双石塔（434年）上出现，此后又在金塔寺雕塑中出现，预示着这种服饰将要在东边的平城与西边的敦煌以及吐鲁番等地产生巨大的影响。

值得学术界注意的是，约当此时弥勒信仰正悄然在凉州一带兴起，并波及全国，其中尤值得重视的是金塔寺与敦煌275窟286窟等弥勒上生和下生造像的造凿，带动了云冈及至全国诸多石窟弥勒造像的兴起。或可认为，中国弥勒造像的兴起主要在凉州地区。

敦煌275窟弥勒上生兜率造像

金塔寺雕塑那种“U”字通肩交脚弥勒以及笈多式的通肩佛像形式与炳灵寺一样，在金塔寺方柱上同时出现，显示出早期的南方特色，但下生佛像的通肩衣与右袒左搭衣衫式显示出5世纪中后期至6世纪笈多造像的特点。

与金塔寺中心方柱构造相近的还有酒泉文殊山等。

长期以来，学术界往往注重佛教艺术的东传，特别是倾向犍陀罗艺术经丝绸之路传入问题，而往往忽视了南方佛教造像伴随着汉文化一起西渗的事实。在历史文献中我们已经了解到东晋南朝政府与西域诸国通好的史料，我们也了解到吐鲁番、高昌、交河、楼兰等地发掘的大量汉文化西渗实物资料。同时，我们就北凉石塔从酒泉敦煌到吐鲁番石塔的西渗轨迹，均表明了佛教造像向西影响的态势。因此，本人以为在北方丝绸之路上中国佛教艺术的西渗影响远大于东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