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早期佛教造像在西域丝路的传播

三、吴地佛教造像的兴起

就现有早期佛教造像资料统计表明，四川及其周围地区以汉代造像为多，长江中下游地区则以三国、西晋造像为多，邺城、西秦、凉州一带则以十六国造像为多，这即是早期佛教造像入传中国的时空差。佛教造像进入中国所到之处，表现形式与依附对象各不相同。进入长江中下游地区，佛教造像则大致显现出四个特点：

（一）“行像”及其汉化

汉至三国间，在徐州、建康一带先后笮融行像浴佛、康僧会设像行道等的热潮，笮融“黄金涂身，衣以锦采”的童子像，山东沂南汉墓中的童子项光像等，均表现佛诞故事的内容，表明吴地支谦或所译《太子瑞应本起经》在当地产生的影响。

（二） 丧葬中的来世天堂

联系笮融崇佛的记载，一次活动即达万人参加，若是每年进行浴佛节，加上僧人平时的说法颂佛活动，必然在百姓心中产生巨大影响，推动了“江左大法遂兴”。在此基础上，他们利用丧葬仪式把佛教推向一个民间“崇仙尚佛”的热潮阶段，佛像逐渐进入了百姓自觉供奉的阶段。

与四川一带佛像以摇钱树为主体一样，江浙一带可以魂瓶为代表。我们从云南、四川至江浙等长江沿线诸多博物馆中发现大量尖顶帽俑。而梁慧皎的《高僧传》中，有大半高僧活跃于江南，而其中于北方丝路南下的高僧人数并不多，或大多就在这长江沿线尖顶帽东行的人流中。

湖北一带出土的佛饰器

云南、四川、江浙等长江沿线胡人俑

湖北鄂城出土的西晋瓷佛像为单体，单独佛像的出现，表明佛像已由黑暗的墓塘步入了宫中书斋，进入了寻常百姓家。

（三）佛像步入宫中书斋

佛教由表及里，真正渗入中国人心中，或有赖于魏晋玄学的兴起。名士孙绰《道贤论》将七位僧人与竹林七贤相比，即表明这些僧人在当时文人心中的地位。由是大量文人崇佛，除三国间被孙权召入宫中作画的曹不兴外，卫协、顾恺之、陆探微、戴逵等具擅佛画，甚至连晋明帝司马昭也“最善佛画”。

曹不兴见“西国佛像仪范写之，故天下盛传曹也”、“佛画之祖”“曹衣出水”，这种特点实质上就是印度秣菟罗风格的“U”形通肩衣式样。于二世纪前期，三世纪初送达吴地，这在时间上是相通的，曹不兴是U字型通肩衣在中国发展的积极推动者。

曹不兴的弟子——西晋卫协，亦是冠绝当代，被称为画圣。“古画皆略，至协始精”，其尤擅《七佛图》。卫协是绘画史上最早画七佛的画家，表明七佛思想已在吴地流行。

花纹带佛兽镜日本古墓出土

顾恺之“首创维摩诘像，有清羸示病之容，隐己忘言之状。”其壁画从内容、形式及其风格均具有开创意义。

顾恺之维摩诘壁画

戴逵喜好书、画、雕塑，在建康瓦官寺作五躯佛像，与顾恺之维摩诘像，狮子国玉像，共称“瓦官寺三绝”。到戴逵手製佛像五躯，至顾陆的褒衣薄带、秀骨清相…在中国美术史上具有开创性成就，中国的佛教美术，由于他们这些文人的参与，对南北方均产生重大影响。

（四）金铜佛像的兴起

汉末三国间的设像行道，给佛教刚兴起的中国南方产生巨大影响。这前后，在长江中下游地区，集聚着大量高僧，且大多有团队相随，随着信众与僧众的增多，供奉或“行像”的佛像迫于需要，由是佛像造制兴起。从陶塑佛像到木雕像乃至金铜佛像，形式品种不断增多，特别是用于家中供奉的小型金铜佛最为流行，寺庙中流行的则达到丈六甚至丈八。

刘宋元嘉十四年韩谦造鎏金坐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