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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榆林窟看《唐僧取经图》流变


来源:澎湃新闻网

敦煌地区是古代中国与西方文明的交汇处,也是古代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今瓜州县隶属于甘肃酒泉市,汉武帝时为敦煌郡所辖,唐武德五年(622)称瓜州,清雍正年间设安西郡,民国二年(1913年)改为安西县,2006年更名为瓜州县。

三、早期唐僧取经故事文本与其他唐僧取经图像

提到唐僧取经图人们会联想到明代神魔小说《西游记》,但敦煌壁画中的取经图却与小说相去甚远。明代神魔小说《西游记》的成书并非靠作者一己之力,有若干“前身”,有的已散佚不存。众所周知,唐僧玄奘法师贞观年间西行取经在历史上确有其事,法师归国后与弟子辩机撰写《大唐西域记》,记载了求经途中游历诸国的见闻,该书是一部历史地理名著。

与《大唐西域记》堪称双璧的是由玄奘法师弟子撰写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录玄奘西行经历,很多内容在《大唐西域记》中没有出现,梁启超赞誉此书为“古今所有名人谱传中,价值应推第一”。该书主要是玄奘口述、弟子慧立、彦悰记录而成。有些内容今人读起来会觉奇异,似乎已有神魔成分的加入,如“即于睡中梦一大神长数丈,执戟麾曰:‘何不强行,而更卧也!’”文中对神魔的叙述可能并非子虚乌有,法师西行的经历也不能简单地以世俗眼光看待和想象,人们对玄奘法师西行求法的传奇经历充满好奇,而这部书也提供给人们想象空间。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今存残本,部分内容缺失。据王国维先生考证应是南宋刊行。所谓“诗话”,“非唐、宋士夫所谓诗话,以其中有诗有话,故得其名”。但也有学者考证认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刊行于南宋,并非作于南宋,实际成书年代要早很多。此书虽写唐僧取经一事,但已加入了大量的神魔故事,而且出现了“猴行者”、“深沙神”两个关键人物。

作为真实历史向神魔小说过渡的中间阶段,《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有其明显特征:其一,种种困难化身为妖魔猛兽,如《过长坑大蛇岭第六》的白虎精,《入九龙池处第七》的九条馗头鼍龙。其二,猴行者化身“白衣秀士”虽一路护佑唐僧,但唐僧仍是取经故事主角,且有一定的法力。如第八处收服深沙神、《到陕西王长者妻杀儿处第十七》救痴那等。其三,主神乃大梵天王而非观音菩萨,一路护佑唐僧、并送“隐形帽、金镮锡杖、钵盂”给唐僧的是大梵天王,且道“有难之处,遥指天宫大叫‘天王’一声,当有救用”。在《取经诗话》中虽出现了深沙神,但护送唐僧的只有“白衣秀士”猴行者及随从,与敦煌壁画里表现的二人一马的组合十分接近,如王邦维先生所言,《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很可能就是壁画背后流传的关于玄奘和猴行者故事的证据。

除《取经诗话》外史籍所载还有金人院本《唐三藏》和元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可惜今已不存或只留片段。但同样留下了雕塑和壁画供人们观赏,这里各举一例。

飞来峰高僧取经组雕线图

飞来峰高僧取经组雕第47龛“从人” 

飞来峰高僧取经组雕第47龛“朱八戒”

飞来峰高僧取经组雕第47龛西起第一人

飞来峰高僧取经组雕第46龛“唐三藏玄奘法师”其一为杭州飞来峰高僧取经组雕,元代雕凿,位于龙泓洞洞口西侧,自西向东共有七身造像、三匹马和八处榜题,此处仅介绍前四人二马。西起第一为唐三藏玄奘法师立像,玄奘容相温雅,背后有头光,身着袈裟,袖子宽大垂至膝下,双手合十,左上角有雕刻榜题“唐三藏玄奘法师”,应是玄奘法师无疑。西起第二人立于矮台上,头部、上躯残毁,人物着长裙、穿草鞋。此人身后是一匹长颈满鬣的马,背上驮着经书,颈部上方有榜题“朱八戒”。第三、四人是两位牵马者,前者头部已佚,袒露胸腹,项下挂佛珠,双臂残缺,右手似提有棍棒,束绑腿,作前行状。后者头部、身躯已残,但可看出牵马姿势,腰间束带,侧面佩有短刀,身旁还有一马,比前马略矮小,背上负莲座,颈部上方有榜题“从人”。此组因人物残缺,身份尚存争议:一方认为是玄奘的随行者,护佑法师和经卷;一方认为是此组人马与玄奘无关,讲述三国时高僧朱士行取经故事。笔者倾向于前者,即玄奘的随从。虽较敦煌壁画中多出两人一马,但玄奘依旧走在最前,后面三人均身配兵器,可能是今人未见取经故事的再现。

山西稷山县青龙寺大雄宝殿拱眼处唐僧取经壁画

山西稷山县青龙寺大雄宝殿拱眼处唐僧取经壁画线图

第二处为山西稷山县青龙寺大雄宝殿拱眼处唐僧取经壁画。壁画位于大雄宝殿门上方拱眼处第三幅。画中走在最前的是玄奘法师,身形大于后两位,人物无头光,面阔头圆,五官清秀,身着交领垂地大袍,外披宽肩袈裟,双手合十。唐僧身后有一僧侣,双手合十,头扁圆无发,眼睛细长,口似微张,略清瘦,着宽袖长袍,左肩披袈裟,腰间系黑带。《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玄奘带有弟子多人一同赴西天求经,此人可能是玄奘众弟子之一。队伍中最后一人相貌似猴,与敦煌壁画中的行者有差别,面孔扁平怪异,头部扁圆,前额处带一金箍,前额绘少量毛发,着圆领上衣,腰中围布巾,白色裤子,右手牵马,左手放于胸前。壁画反映了玄奘取经途中的一个行进场景,创作年代笔者认为是元至正五年(1345)前后。该幅绘三人一马,尚未出现猪八戒、沙和尚,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的描述亦有相通之处。

从上述所举两例元代遗存,可以看出唐僧取经图不同时代的一些变化。第一个变化是从大型经变画的一角到独立成幅,西夏“唐僧取经图”多绘边角处,且人物所占面积很小。青龙寺大雄宝殿的唐僧取经图独立成幅,虽拱眼处并不显眼,仍可视为形式上的一个突破。第二个变化是由唐僧、行者、白马的二人一马组合变为三人一马或四人二马的组合。从图像角度反映了背后唐僧取经故事内容的发展和逐步丰满。第三个变化是由取经途中参拜菩萨变为对取经归来行进场景的表现。元代取经壁画因是独幅、多描绘行路场景,表现取经故事本身。在变化的背后还暗示了王邦维先生提出的一个问题——唐僧取经故事作为佛教本身的宣传意义已慢慢被弱化,取经充满神话色彩的故事内容逐渐占先,显现出由历史史实向宗教神异演教,再向世俗神话故事转变的一个过程,然而,这些变化既在文学上有所反映,同时也在图像遗存中得以体现。

参考文献

1. [唐]慧立、彦悰着,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2.李时人、蔡镜浩校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3. [唐]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4. [元]钟嗣成等着《录鬼簿(外四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除特别说明外,图片均由作者拍摄或绘制<线图>)

[责任编辑:张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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