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筹经费骑驴赴兰州　抗战岁月常书鸿坚守敦煌有多难

原标题：敦煌莫高窟守护神常书鸿

莫高窟盛唐第45窟彩塑·菩萨

莫高窟九层楼

1941年，国民政府监察院长、文史名人于右任，以65岁高龄行程千里，一路风尘来到敦煌，查看莫高窟之后痛心疾首，返回重庆，写出《关于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提案，交当时最高国防会议公决。提案通过后，由谁来任首任所长，承担起这个在国难时期相当困难的责任和义务呢？当时，有一个在法国留学学习油画享有很高声誉、名唤常书鸿的学子，回国后正在重庆办画展。这是一个有责任、有担当、有学问的人。于右任与常书鸿一番推心置腹的长谈后，常书鸿欣然领命出任刚成立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首任所长。

1944年，一切准备停当后，常书鸿与配备的五名助手远赴千里之外的敦煌莫高窟上任就职。来之前想到过大西北的荒凉和孤寂，但没有料到敦煌莫高窟格外地灰暗沉闷，荒凉而又单调，生活条件十分艰难。没水没电，房子是土垒的，门窗是透风的，顶棚是纸糊的，日常用品和粮食蔬菜要到很远很远的一个小镇上用毛驴车运回，就是有钱也买不到想要的东西。唯一的人烟是上寺的一老一少两个喇嘛，下寺的一个道人。清扫洞窟后查看，发现壁画、彩塑等，虽然残缺不全，但仍然光彩依旧，风姿旖旎。北魏时期的彩塑造像高大威武，隋朝的壁画华丽柔美，唐朝的书画豪迈大气，让他们眼前一亮。还有不少的经卷竹简还保留着墨香韵味，也让他们爱不释手。常书鸿和助手选择留下来，不走了，与黄沙为伴，与莫高窟为伍。他们一心扑在工作上，忙得不亦乐乎，苦亦快乐着。

常书鸿一头扎到保护、整修、复制、临摹国宝的繁忙工作中。为克服生活上的困难，常书鸿把在酒泉上学的女儿常沙娜接到敦煌莫高窟，随他学习临摹壁画。常沙娜非常聪慧乖巧，继承了父亲的艺术细胞和刻苦血脉，很快学有成就，样样学得有模有样，样样拿得出手。父女俩在兰州举办过一次“常书鸿父女画展”，一部分是常书鸿的油画、速写，一部分是常沙娜的壁画摹本，获得轰动效应，特别是小沙娜尤受热捧。

在艰难的抗战岁月里，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日子过得也相当难，很难，非常难。经费时断时续，有时不得不靠借贷过日子，好在研究所对洞窟内的彩塑、壁画等的修复、临摹、整理、登记、编号一直没有停，经卷、文书、竹简的整理归类颇有成效，研究成果也很受关注。好不容易熬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突然收到重庆政府教育部一个命令：“敦煌艺术研究所”撤销，交由敦煌县代管。这好比五雷轰顶，毫无征兆地砸下来，让痴迷于保护国宝的艺术工作者们呆了傻了，想哭都哭不出声。

常书鸿急得什么似的，写信、打电报给当初推荐他来敦煌的于右任。然而，当时的国民政府急着迁回南京，重庆乱纷纷，哪能联系得上。求急信和电报经朋友在重庆一公开，引发震动效应，各界人士纷纷响应声援。常书鸿骑上毛驴先赶到兰州，在甘肃教育厅的关照下，乘上一辆卡车又往重庆赶，终于找到中央研究院的临时院长傅斯年。常书鸿汇报情况后，傳斯年对他们坚持保护修复莫高窟历史文物十分钦佩同情。经过努力，首先确认“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重新划归中央研究院，成为下属的一个研究所，有了这个归属，就争取到一笔经费和拖欠的部分经费。常书鸿用这笔经费收购了一批图书、画笔、纸张、颜料，以及一台小发电机、一架照相机、胶卷。还意外地招收到数名刚从艺术学校毕业、有志于到敦煌莫高窟工作的学生，随后乘着一辆临时调配的大卡车返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仍任所长。后来，常书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除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职位外，又兼任刚成立的兰州艺术学校的校长。1994年，常书鸿仙逝于北京，遵其遗愿部分骨灰葬于敦煌莫高窟对面山坡上的一块墓地，这位敦煌莫高窟守护神魂归永远的敦煌！

甘继祖　文/供图

（兰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