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甘肃造”一枝独秀 纺织技术代表国家水平

原标题：【溯源甘肃】魏晋南北朝一枝独秀的甘肃手工制造技术

采桑图 出自嘉峪关魏晋墓砖画

前凉政权铸造的“凉造新泉”钱

二牛抬杠图 出自嘉峪关魏晋墓砖画

彩绘木连枝灯 魏晋

敦煌莫高窟第285窟西魏壁画《五百强盗成佛因缘》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本报特约撰稿人 李清凌

魏晋十六国北朝时期，中原内地战乱不息，甘肃在高山大河的屏蔽下相对安定。史载“秦川中，血没腕，惟有凉州依柱观”（《晋书·张轨传》），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为躲避战乱，大量关中、中原内地的世家大族纷纷逃来河西陇右，同时，他们将中原内地的先进生产技术也带过来，使甘肃的手工制造技术，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下生机勃勃地发展起来，为中国传统技术文化留下亮丽的一页。

官手工业作坊和冶铁铸造技术

官手工业是专为各割据政权宫廷、官府或军需服务的，它有严密的组织系统和固定的作坊、工匠，技术水平相对较高。魏晋十六国北朝官手工业的组织管理系统，大致是魏依汉制，晋依魏制，十六国北朝也都是沿袭汉晋官手工业管理体制。当时尽管戎马倥偬，“无日不战”，但各地方或割据政权对生活用品、奢侈品、办公用品及军需品的需求不仅未减，还有迅速增长的趋势。官工匠的来源大抵有三类：一是国家户籍上单列的工匠户；二是罚作官工匠的“罪犯”；三是掌握一定技艺的战俘。这些工匠社会地位极低，国家不准他们做官，不准穿锦绣，不能与王公贵族及士民之家通婚，犯者就要治罪，可见当时的工匠就是在等同于奴隶的社会地位下，从事和推动着手工业技术的发展。

这一时期甘肃的官手工业门类，主要有礼器、祭器、冠带袍靴、车辇乘舆、旌旗幡幢伞盖、法物仪仗、杂物等。这类产品的特点是用料昂贵，制作精良，技艺要求高，能代表一个政权、一个地区手工业生产的水平。据《十六国春秋·后凉录二》记载，后凉吕纂在位时（公元399年—401年），盗发张骏墓，得真珠帘箔、云母屏风、琉璃榼（酒器）、白玉樽、能容三升的酒杯觚（gū）、赤玉箫、紫玉笛、珊瑚鞭、玛瑙钟、黄金勒、水陆奇珍等，多得不可胜纪。各样宝物制作水平都很高。这些器物，有的是西域各国的贡品，或从中原内地买来，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割据政权官作坊的产品。类似物品甘肃境内其他诸凉、诸秦政权也有制作。

魏晋十六国北朝，甘肃的冶铁铸造技术主要有铸钱、金属器物、兵器制造等。金属冶铸是各政权的重要手工业生产部门。冶金和制造器物技术的高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割据政权的国力，因此各族政权都很重视。据《十六国春秋辑补·后秦录》记载：后秦姚兴弘始二年(公元400年)，姚兴使姚硕德率陇右诸军讨伐西秦乞伏乾归，他自己也率军后随，“乾归败走，降其众三万六千。收铠马六万匹”。乞伏乾归（公元388年—412年）为了武装军队，需要制造巨大数量的马铠。一次战争，就能配备六万副马铠，其他兵器、金属军需品制造量之大可想而知。没有庞大的金属冶炼和锻铸体系，各政权就无法满足这类军用品。

有些武器、军需品的制作，技术含量很高。《十六国春秋·西凉录》记载：建初二年（公元406年），西凉主李暠“造珠碧刀二口，铭其背曰‘百胜’，隶书。”珠碧，意为珠宝。这是在刀柄上镶嵌珠宝，在刀背上用隶体镂刻“百胜”二字的两把刀，寓意百战百胜。虽然记载未讲刀的锋利程度，但仅从其装饰来看，殊非一般技术所能胜任。敦煌莫高窟第285窟南壁西魏壁画《五百强盗成佛因缘》中，有戟式双刃陌刀、长矛、环首刀、弓箭及盾的图像，应当是现实社会所用武器的形象反映，有很高的技术研究价值。

造船和工具、用具制造技艺

宫廷、官府及军事运输，都需要大量的舟车。前秦晚期，敦煌人郭瑀和索嘏（gǔ）“起兵五千，运粟三万石” 以响应在酒泉起兵的王穆（《晋书·郭瑀传》）。南凉秃发傉檀弘昌六年(公元407年)，秃发傉檀“率骑二万，运谷四万石，以给西郡”（《十六国春秋·南凉录》）西郡治所在今甘肃永昌县西北。类此运输规模，必须有充足的运输工具和娴熟的运输技巧。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薄骨律镇（治所在今宁夏灵武市西南）镇将刁雍奉诏与高平（治所在今宁夏固原市）、安定（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县北）、统万（治所在今陕西靖边县北）等镇“出车五千乘，运屯谷五十万斛付沃野镇（治所在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南），以供军粮”。刁雍筹算，用车运输，50万斛粮食三年才能运到沃野镇，用时太长，定会耽误军需。为减轻运输负担，加快运输速度，刁雍建议在牵屯山（又叫鸡头山、笄头山、崆峒山、簿洛山，在今甘肃平凉市崆峒区）“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为一舫，一船胜谷二千斛……一运二十万斛……合六十日得一返。从三月至九月三返，运送六十万斛。计用人功，轻于车运十倍有余，不费牛力，又不废田”，这一省时省工的建议得到朝廷采纳。将车运改为船运，原本用时三年的运输任务只几个月就完成了，难怪政府“永以为式”（《魏书·刁雍传》）。

史料中常见这一时期甘肃的生产生活资料，如犁、耱、耙、叉、连枷、锄、镰、车饰、挽具等农具；刀、锯、斧、斤、剪、篮子等手工业工具；漆器、木碗、陶钵、罐、盘、碟、灯、甑、扦、勾、刷、盒、席等生活用具；笙、鼓、琵琶、箜篌、纸、砚等文化用品等，都是由当地官府或民间工匠制造，其技术含量也是各有千秋。以犁铧为例，就经历由较笨重，破土不深的单辕犁，到全铁制造、破土较深的铁犁，再到狭窄、轻型化犁铧的不断改进。从二牛单辕犁过渡到一牛双辕犁，其间，技术进步的轨迹很明显，它们也都是在这一历史时期完成。

制陶、酿造技艺

从嘉峪关魏晋墓壁画所列随葬品来看，其手工制品陶器一类就有陶罐，筒形罐、陶壶、陶盆、陶仓、陶井、陶灶、陶炉、陶樽、陶甑、陶碗、陶钵、陶盘、陶案、陶瓮、陶灯碗、陶龟、陶棒状器等百数十件，这些手工制品绝大部分都是由当地民间能工巧匠制造，服务于民间生产生活。

宫廷官府需要大量的酒、醋等酿制品。当时很多诗文以酒为题材。如前凉张斌，字洪茂，敦煌人。由他创作的《葡萄酒赋》，“文致甚羙”（《十六国春秋·前凉录》）。事实当是先有精良的葡萄酒酿造技术，然后才能作出“文致甚美”的《葡萄酒赋》。白酒的酿造数量和技术当不次于葡萄酒。从嘉峪关魏晋墓壁画的《滤醋图》也可以推知当时社会上层的滤醋技术和设施。

纺织技术

魏晋十六国北朝时期，甘肃的商业和商品流通受到战乱的影响，统治阶级所需要的丝织物主要靠本地生产。甘肃植桑养蚕的史料，无论文献还是考古资料都有充分的证据。嘉峪关、酒泉魏晋墓壁画、砖画中有许多采桑、蚕茧、丝束、绢帛图。前凉主张天锡投降东晋后，会稽王道子尝问他：“你们西北的地方特产是什么？”天锡应声答道：“桑葚甜甘，鸱鸮革响，乳酪养性，人无妒心。”（《晋书·张天锡传》）把“桑葚甜甘”和“乳酪养性”，即蚕桑和畜牧业当作甘肃的特产来夸耀，充分表明甘肃蚕桑丝织业的发达。在五凉、三秦等政权的官文书中也常有“劝课农桑”的政令，可见那时将植桑养蚕看做发展农业经济、增强国力的主要途径。《十六国春秋·前凉录》记载，张轨任凉州（治所在今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刺史时，其施政措施中就有“课农桑”。《十六国春秋·后凉录》记载，后凉吕纂咸宁二年（公元400年）四月，吕纂将伐南凉秃发利鹿孤，中书令杨颖劝阻他说，利鹿孤号令严整，国内政治没有漏洞，不能讨伐。“今宜缮甲养锐，劝课农桑，待可乘之机然后一举荡灭。”也是将“劝课农桑”作为克敌制胜的根本措施。《隋书·百官志》记载，北齐太府寺下属机构中有一个“泾州丝局”(泾州，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县北)，是管理国营丝织品制造业的一个机构。无疑，其纺织技术当能代表国家水平。

魏晋十六国北朝时期，由于当地有着发达的畜牧业，甘肃的毛纺织业得天独厚，相当发达，是官民衣饰等材料的主要来源。统治者常将大量毛织物赠送给中原王朝或其他政权。前凉张轨一次向晋王朝“献马五百匹、毯布三万匹”。同时，统治者还常以帛绢等赏赐臣下。前凉张重华以谢艾破麻秋功，重赏其“邑五千户，帛八千匹”。前凉张祚遣使者以安车束帛征郭荷为博士祭酒（《十六中春秋辑补·前凉录》）。当时用以赏赐的丝、毛织品，大都由本地织造。西秦乞伏慕末永弘元年(公元428年)，北凉沮渠蒙逊的尚书王杼向西秦“送戎罽（jì）千匹”（《十六国春秋辑补·西秦录》），那是当地技术含量最高的毛织品。

民间纺织业是这一时期最普遍、最繁盛的生产项目，原因有二：一是政府通过授田制度督促。如北魏均田制农民受田，明确规定男夫每人给二十亩为桑田，“桑田皆为世业，身终不还，恒从见口”。即桑田是可以传给子孙的永业田，受田者死后，这部分田地不用交还国家，子孙可以继续占用。受田农户必须在种粮外“种桑五十树……非桑之土……依法课莳榆、枣”。（《魏书·食货志》）甘肃是宜桑、宜麻地区，又有发达的畜牧业，农家都会植桑养蚕，种麻织布，养畜产毛以供纺织。当时赋税征收的物品中包括丝绢或麻布，如西晋户调式规定：“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棉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晋书·食货志》）北魏“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魏书·食货志》）后周的赋税法规定，“有室者岁不过绢一匹，棉八两……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匹、麻十斤”（《隋书·食货志》）。可见，各朝代向民众征收的税额有多有少，但征绢絁（shī，粗绸）麻布等品种则是一致的，这是促使家庭纺织业发展的客观因素。二是家庭纺织业是民众衣着的唯一来源。所以，家家植桑麻，户户织布褐，政府提倡督促，民间习以为常。由于甘肃的纺织原料丝、麻、毛兼备，技术成熟，因此产品既多，质量又高。嘉峪关、酒泉魏晋墓壁画中的《采桑图》《放牧图》《宰羊图》等都是很好的例证。

这一时期，秦州（治所在今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刺史窦滔妻，始平（今陕西扶风县）人苏蕙的回文织锦堪称甘肃地区无与伦比的丝织技术。她织成的回文诗《璇玑图》“五彩相宣，莹心耀目，纵广八寸许，计八百余言。纵横反复，皆成章句，共诗三千七百余首”。（嘉庆《扶风县志》）唐武则天曾作专文，赞美苏蕙的织锦回文诗“才情之妙，超古迈今”（宋李昉等撰《文苑英华》）。清人李汝珍在他著名的小说《镜花缘》中，辑录苏氏《璇玑图》及武则天的序文，并详解《璇玑图》的读法，为后人的研究和欣赏提供极大的方便。苏蕙并不是史上写回文诗的第一人，但她将回文诗巧妙地用锦织造出来，藏诗之多、结构之妙、影响之大，史上首屈一指。

（甘肃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