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好“三大攻坚战”首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高杠杆背后深层次原因

“宏观杠杆率背后深层次有三方面原因：一是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二是三大加杠杆主体背后的深层次机制；三是间接融资为主、市场分割严重的金融格局。” 周延礼称。

他认为，在三大主体降杠杆时，重点要抓的是地方政府降杠杆。“因为地方政府担负着地方经济增长职责，同时面临财权事权不匹配，这会导致地方政府大量组建再融资平台增加负债，再加上经济下行周期保就业等职责，容易出现产能过剩，形成僵尸企业导致杠杆率上升。”

数据显示，2009年-2013年地方债务大幅上升，2014年-2017年显性的地方债务趋稳，但是隐性债务大幅飙升。近年来，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放缓，但是预算软约束和支出效率改革有待推进。

“政府占有了大量的国民收入，但是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任泽平称，“非常清晰的推理是宏观税负高，政府的收入占比高，大量的财政收入用于基建收入和财政供养，单位GDP的财政供养偏高，有待于推进改革。”任泽平称。

房地产方面亦存在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任泽平认为，房地产市场是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人口是需求，土地是供给，金融是杠杆。

长期以来，人口向大都市圈集聚，土地供给向三四线倾斜，造成了人地分离，这是导致一二线高房价和三四线高库存的根源。“事实在清晰地告诉我们，房地产长效机制的关键是人地挂钩和金融稳定，以实现供求平衡和需求平稳释放。”任泽平称。

他认为，中国的高杠杆的形成背后有很多深层次的结构性和体制性的问题，因此应该以市场化改革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方式去杠杆。

周期或在三年左右

去杠杆的路径上，楼继伟认为，要讲究顺序和步骤，尽量降低痛苦。

在顺序上，金融机构自身加杠杆，通过各种渠道期限错配、风险错配是首先要加强监管的，对引诱式借贷实为诈骗的行为要坚决打击。对地方政府过度举债要尽力遏制，并给予正规出路。然后是企业和居民如何逐步降杠杆。

周延礼认为，对于企业去杠杆要处理好几个关系。一是处理好企业业务增长和市场需求间的关系。二是出台去杠杆政策要有与市场沟通，加强预期性管理，尽力不影响企业的效益、创新、投资，保持企业平稳过渡。三是去杠杆过程中，企业要加强流动性管理，保持合理充裕的流动性水平。

自2015年提出去杠杆以来，这一政策也经历了一个调整过程。首先是认识到高杠杆是金融风险的源泉，提出去杠杆。过程中发现各部门的杠杆不一样，带来的影响也不同，于是推出结构性去杠杆政策。再接着，当很多部门密集推出去杠杆政策时，发现由于协调配合等方面原因出现了一定负作用，提出稳杠杆。

“中国政府正在采取正确的措施，对降杠杆周期的判断也更加明确，不会太短，三年左右，可能在右边，左边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楼继伟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