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撷珍之书法艺术

敦煌遗书中藏有唐代拓本三种。有欧阳询书《化度寺邕禅师塔铭》、柳公权书《金刚经》、唐太宗李世民书《温泉铭》、还有王羲之《十七帖》临本3帖。这些拓本和临帖极为宝贵，与各个时代的写经、写本，均是极为宝贵的碑拓和墨迹珍品。敦煌书法还包括供养人题记和敦煌碑碣书法等内容，在莫高窟492个洞窟内的壁画中，保存有大量的历史墨迹。一为佛画榜题，一为供养人题记，均为创作壁画的画工书写。这些墨迹题记虽数量很多，但工拙不等，除少数精良外，大部分为画工信手之作，多有错别字。但书体具有古朴稚拙的乡土气息。敦煌地区遗存有唐代至清代许多碑碣。其刻写的时代不同，书法的格调也各有干秋。其中唐初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为碑中精品。其碑虽为楷书，但有魏碑风格，结体及用字怪异，为后世罕见之碑。

芝索二圣——闪耀历史星空

谁也不会料到，地处偏远的敦煌竟然是草圣张芝的家乡。但说起敦煌书法，草圣张芝是绕不过去的。

张芝，东汉著名书法家，甘肃敦煌人。出身名门，他的父亲张奂曾是威震海内的东汉大将军，后遭排挤至敦煌。而张芝从小就无心政治，一门心思钻研书法。朝廷三番五次下诏求贤，请他出来做官，他都不为所动，甘做布衣书生。张芝从小随父母来到敦煌城，故居在敦煌城内东北隅效谷府，人称北府张。张家门前有一大水池，张芝父亲请人打制了桌椅，供张芝、张昶兄弟习文练字。每天做完功课，张芝就在池边洗砚台和毛笔，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把整个池塘的水都染黑了，“临池学书，池水尽墨”一时传为佳话。后人把书法称为“临池”，就是从这儿来的。张芝生活的时期，行笔迟缓且有波磔的隶书和字字独立带有隶意的章草都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代之而兴的是书写起来快捷流畅的“今草”，社会上形成了“草书热”。张芝在继承章草的基础上，摆脱旧俗，独创一体。在中国书法史上，张芝与怀素前后辉映，代表着汉唐时代草书盛行期的两座丰碑。连书圣王羲之对张芝都要谦让三分，他说：“钟张信为绝伦，其余不足观”（孙过庭《书谱》），也就是说，古今书法，王羲之只把钟繇与张芝两人放在眼里。自汉末至中唐六七百年间，在草书领域里涌现了索靖、卫恒等这些传于书坛的人物，更有王羲之、王献之、张旭、怀素四位大师，他们的师承都源于中国书法史上第一位巨人——草圣张芝。其实，张芝的“名星效应”到东汉末期才显露出来，今草书一出现就迅速盛行，欣赏者甚多，创作者甚众，可谓名家辈出，形成了一股空前的狂潮。这种风气流行了一个多世纪，形成了中国书法史上的第一个流派。在张芝创立草书之后，书法才最终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而这门艺术在汉代形成了以敦煌书法为代表的中国书法史上第一个高峰期。

草书是中国书法艺术创作的最高峰。在敦煌出现张芝不是偶然的，也可以看出书法艺术当时在敦煌的发展和普及程度。张芝对敦煌书法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一点在以后的敦煌经卷中的草书也可进一步得到印证。一个更中肯的评价是：张芝的草书将中国书法从实用中解放出来，将书法活动当作毫无功利性质的纯粹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于中国书法功莫大焉。

敦煌书法的代表人物除张芝外，还有索靖。索靖，字幼安，敦煌郡龙勒县人，是张芝的姊孙。曾官至尚书郎、雁门太守、酒泉太守，拜左卫将军。索靖擅长章草，与书法家卫瓘齐名。他的草书学张芝，而又有自己的风格。索靖作品传世的有《月仪帖》、《出师颂》等，其中以《月仪帖》最为世人所重，此帖笔力坚劲、锋芒毕露，个人特点比较鲜明，同记载中索靖书法面貌基本相符。索靖一生创作了一批堪称典范的作品，后世认为他是继承了张芝的余续，称他为“亚圣”。2003年，一件相传为索靖所书的章草作品《出师颂》在中国嘉德拍卖会上亮相，在文物界和书法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这曾经是故宫最负盛名的一件藏品，被认为是西晋大书法家索靖唯一存在的真迹。后被宫廷收藏，1922年，此卷被溥仪携出宫外。2003年，故宫博物院以2200万元的天价从嘉德拍卖行中回购了《出师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