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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 陇学界泰斗慕寿祺与中共地下党员的不解之缘


来源:凤凰网甘肃综合

慕寿祺虽为学者、民主人士,但其受清末进步民主思想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影响,思想进步,提倡民主,反对专制,为人刚直,嫉恶如仇,

身家掩护脱离危险

1940年5月,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贾拓夫再次委派秦雨民同志前往兰州搞党的地下工作。由于秦雨民同志曾到兰州搜集研究民族问题的资料,已经引起了敌特的猜疑。因而,贾拓夫介绍秦雨民同三位准备去白区工作的同志一起,先到重庆曾家岩的八路军办事处,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董必武同志接见了秦雨民一行人。后经中共党组织安排,中国银行总稽核张心一先生给中国银行兰州支行农贷视察员张翰才写信推荐了秦雨民。与此同时,秦雨民在重庆还遇见了时任甘军鲁大昌部的蒋云台师长,因其与蒋云台在平凉读书时曾是拜把兄弟,又同在新十三师共过事,蒋云台便向时任甘肃建设厅厅长李世军写了一封推荐信。秦雨民便再次来到兰州。 

此时,由于国民党已探知秦雨民曾去过延安,因此,已不同前两次,一直有特务跟随。一时空气变得十分紧张,秦雨民原来的许多朋友,见面不敢接近了,就连一起工作多年的气象测侯所朱允明所长也不敢留其住宿。秦雨民只好找到原来在兰工作时住过的房东魏元之家,刚住下警察特务便跟踪而来,他们出出进进十分频繁,秦雨民察觉他们在监视自己,也没有直接去慕寿祺先生家。为了摆脱特务的跟踪,无奈秦雨民连夜到中国银行兰州支行找见了农贷视察员张翰才,张当即答应安排工作,并叫即搬到银行居住。此日,秦雨民就搬进了中国银行。虽然暂时摆脱了敌特的跟踪,然而,秦雨民在延安临行时曾向中共党组织提出以慕寿祺家为接头与联络地点,由于约定住址的变动,无法和组织取得联系。当时秦雨民十分着急,如果直接到八路军办事处去联系,恐怕被敌人发现,在兰州就不能立足,也就完不成党交给他的任务。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一连几天他也没有出门。到了第七天,秦雨民考虑再三,最后还是确信慕寿祺先生的德行和与自己的交往,便再次来到他家,这次秦雨民再也没有做任何的隐瞒,把自己的真实身份直接告诉了慕寿祺,并将这次来兰州以后的严峻形势也告诉了他,慕寿祺听后不顾个人安危地说:“我相信你,我也不怕,还是搬过来住吧。”秦雨民在他家住下以后,便立即给延安大旅社金则人同志发了一份电报,说“平安到达”,过了几天,延安派兰州的地下党来慕寿祺先生家找秦雨民,进门问道“你是昨天到兰州吗?”秦雨民一听这是他从延安走时,贾拓夫部长与他约定的接头暗号,马上对答“不,是前天到的。”在一旁的慕寿祺当然也明白他们是在接头,很自然地转身离开了。此后这里就成了中共地下联络站,秦雨民经常与地下党组织碰头开会,传递中央指示。随后,慕寿祺考虑秦雨民先生的身份和安危,就通过国民党甘肃党部常务委员田昆山介绍秦雨民加入了国民党,秦雨民先生便利用国民党党员和在国民党中国银行甘肃分行总务主任的公开身份,在兰州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揭穿国民党的消极政策,扩大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并在慕寿祺先生的协助掩护下,甘肃学院的6名进步青年学生逃脱了国民党特务的跟踪和追捕。 

然而,地下斗争异常尖锐复杂,处境也十分险恶,秦雨民频繁的开展活动被国民党特务发现。他们报告了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此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向西进犯,中国银行西安分行也迁至天水。一天,中国银行西安分行经理束云章把秦雨民叫到办公室,当时在座的还有西安分行副经理和西安分行农贷主任常文熙、兰州支行农贷视察员张翰才。这时,束把办公桌上的一件公文递给了秦雨民,那是国民党财政部转发的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上面称秦雨民为共党的嫌疑分子,下令开除秦雨民的国民党党籍,并责成将秦清除出中国银行。紧接着束云章逼问秦雨民:“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秦雨民虽千方百计地进行辩解,但兰州中国银行感到压力很大,提出要秦雨民到其它地方工作。此时,慕寿祺先生权衡了时局便慎重而关心地对秦雨民说“你确实该换地方了!”在慕的警示掩护下,秦雨民及时离开了兰州,摆脱了敌特屠手。 

慕寿祺先生虽历任国民党甘肃省议会副议长、议长和省政府秘书长、顾问等职,但他赞成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以实际行动掩护支持中共地下党员秦雨民等人,其思想无疑是进步的。正如中共驻兰州办事处负责人谢觉哉在日记中写道:“慕少堂是地方士绅。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同情共产党主张,不赞成国民党的做法,因此,他完全是一个在野失意的绅士。” 

慕寿祺与秦雨民的交往虽然是短暂的数年,但他们之间的情意并非简单的同乡、亲戚之意,而是深厚的爱国主义和革命战友之情。1948年1月, 慕寿祺先生于兰州病逝,时任国民党中央银行北平分行营业部副主任、中共北平地下党员秦雨民惊闻此讯,在无限悲痛中挥笔写下了一首挽诗: 

驾鹤人归哀所闻,追思往昔望亭云。 

金城舍己结情意,陇上相携识慕君。 

一世精研诗赋韵,半生事从政教军。 

名重西北甘之俊,誉播中华撰史文。 

2000年,91岁高龄的秦雨民得知慕氏族人慕家騉、慕志超编撰《慕少堂传》时,离休在镇原老家的他又写下了“窮究西北史略,弘扬民族文化”的题词。这些既是对慕寿祺先生的哀悼,又是对慕寿祺先生一生的评价,更是对他们之间真挚友情的一种诠释。

[责任编辑:李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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