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门绝学走出560名研究生　兰大人接力钻进“敦煌门”

原标题：敦煌门里，没有过客——兰州大学敦煌学人才培养的精神密码

1995年1月11日，黄河岸边寒风凛冽，雪花飘零，一个年轻学者沿着河边来回踱步，低头走了一整天。彼时，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室第三次博士点申报失败，团队人心涣散，有人劝他“换个方向”。

他望着滔滔河水，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必须坚持下去！一低头，这一辈子就输了，永远成为输家”。

回去后他努力调整心态，带着研究室的老师们继续投入教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工作，争取以更好的成果支撑博士点申报。3年后，兰州大学历史文献学（敦煌学）博士点获批，成为中国首个敦煌学博士点，培养出中国第一批敦煌学博士后。

这个人叫郑炳林，如今的他已满头白发、桃李遍天下，担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说起当年艰难下的坚守，谈笑的眼神立马变得坚定而果决。

此后近30年，从这门外人眼里的“冷门绝学”里，走出了560多名硕博研究生。如今的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将敦煌学做强做大，为国争光”的殷殷嘱托，经过多年建设，已成为敦煌学人才培养的重镇。

“坐下来，静下来”：一群人的“冷板凳”精神

在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坐好“冷板凳”不只是一种个人选择，更是一种研究传统。

《敦煌学辑刊》于1980年试刊创办，是全国首家敦煌学专业刊物，编辑部就设在敦煌学研究所里，所里每位老师都有工位。除此之外，研究所还有3个学生自习室，有近50个座位，还经常资源紧张，要早早来才有位置可坐。

《敦煌学辑刊》

“郑老师虽然已经是著名的学者，仍天天以所为家，每年发的文章又多又好，学生们没有理由偷懒。大家天天在资料中心泡着，一本本书铺在桌子上，一点一滴地积累”，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赵青山这样描述所里的研究氛围。

“只有拥有一流的资料，才有一流的研究。资料必须走在研究的前面、必须超前。”郑炳林说。

研究所资料中心始建于1982年，最初购买的1万多册书，很多都是郑炳林自己从外地背回来的，“背回来的图书馆”也成为学校一段佳话。经过多年连续不断的资料购置，如今的资料中心藏书已达13万册，不仅成为国内较早拥有各国藏敦煌文献缩微胶卷、纸版图书的单位，也成为国内外屈指可数的信息资料中心。

资料中心全部向学生开放，还组织学生定期整理书库。“整理过程中，同学们及早接触到最新出版的学术著作，前沿视野和问题意识就这样自然而然地生发出来”，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魏迎春这样说。

敦煌学研究所资料中心一角

“人不怕慢，但不能停下来。每天要至少写500-800字，坚持下去。”魏迎春回想起自己刚入学读书的时候，郑炳林对她说的话仿佛仍在耳边。

这种“不怕慢，但不能停”的要求，从郑炳林传给了研究所里的老师，又从老师传给了一届届的学生。在同学们写论文的“攻坚期”，魏迎春要求她的学生坚持每天“打卡”——早上说明论文进度，晚上汇报写了多少字，再有针对性地提出意见建议。

赵青山经常带着同学们看敦煌学相关书卷，有时遇到残破不全的内容，大家一个字一个字地“抠”着琢磨，有时要从上千件的书卷中找出另一件文书来相互补证……

在日复一日的学术训练中，深入研究、焐热“冷板凳”的观念已成为研究所每一位师生的共识。

这里的师生读书，不是从书单开始的。读书的单位从“本”变成了“架”，同学们在自习室一坐就是一整天——“一架子一架子地读”。面对墙一样高而厚的书架，研究所的学生们没有“看不完”的焦虑，更多的是欣喜与激动。在读博士生张子涵从外校考入，本科和硕士阶段接触的敦煌学图书资料比较单薄，第一次进入资料室眼前一亮，“资料太丰富了！包括简牍、碑铭、手稿、石窟题记、考古报告，国内外能找到的基本都有，非常全面！”

敦煌学研究在外人眼里看似重复、枯燥，实则大家都乐在其中。它像是研究所师生心中共同的火花，点燃了深入其中的热情，让一群人齐心协力做出了有意义、有价值同时也有趣、鲜活的成果。

“我们做研究都很快乐！偶尔心情烦躁了，就多交流、翻翻图版、出野外调研，也就平静下来了。”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敦煌学研究所教授张善庆2000年考入兰州大学历史系，大三就开始系统性研读石窟图像相关书籍，真正将对石窟艺术的热爱变成了自己的工作。

研究所师生在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派肯特考古遗址考察

在读博士生段文岗这样描述做研究的乐趣——“做学术会很累，有时遇到问题会卡壳，但能解决是真的很快乐！读文献、写文章会给你思路，资料会自动串起来，连续几天没搞清楚的困惑有时会在一分钟内‘顿悟’”。

“从单打独斗到联合攻关”：一个学术共同体的团结之力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创始于1979年，当时是敦煌学研究小组，是国内最早开展敦煌学研究的高校机构之一。

彼时的敦煌学材料碎片化现象严重，整体性不强，兰州大学敦煌学建设一开始并不被看好，甚至有人认为“敦煌学是在一堆‘垃圾’里从事研究”。初创时期，团队最盛时十四人，后来有人觉得“没前途”调走了，只剩三四人。一度只剩郑炳林一人坚持奔走，呼吁重视、做大做强敦煌学。

如今，敦煌学研究所已有专兼职人员31人，其中教授、研究员25人，力量壮大了很多。研究所突破了“一对一”的培养模式，从不搞“门派之分”，所有学生都是兰大“敦煌门”的一员，资料共享、学术开放，一群导师对一群学生集体培养，真正发展成了一个学术共同体。

研究所《凉州通史》编纂团队在甘肃省简牍博物馆阅读悬泉汉简

“写论文时遇到读不懂的回鹘文题记，吐送江･依明老师会直接翻译了给我们讲解，藏语方面的问题能在朱丽双老师那得到解决……但凡学生们有问题，在研究所里都能找到解惑的老师。”博士毕业四年的汪雪如今在敦煌研究院工作，她很感谢所里“万能”一般的老师们。

段文岗自认天赋差一点、研究进度慢，坦言研究所里的集体培养模式对他影响最大，“老师们从没觉得我水平差，经常鼓励我要相信自己，要求我多看书、多写、多参加项目，一点点地带着我往前走”。周一到周五在资料中心翻书、写文章，每个月参加一次学术会议，参与研究所重大项目《凉州通史》编撰工作，在研究所青年教师吴炯炯、马振颖的手把手指导下修改项目申请书和论文……如今段文岗成长得很快，目前主持两个学术项目，发表一篇核心刊物论文。

在敦煌学研究所，硕博研究生朋辈之间的互帮互助早已成为惯例。

“之前有个师妹研究方向换了好多次，我们好几个师兄师姐都比较牵挂这个事，一起给她出主意，最终帮助她结合研究现状和自己的兴趣确定了方向。”段文岗说，同学们日常的交流非常密切，大家会讨论项目申请书怎么写、论文怎么修改、投稿注意事项等，无形中就学会了应该怎么做研究。

生参加“繁采扬华—第二届吐鲁番学研究生工作坊”

为了补足在石窟艺术和石窟考古研究上的不足，1999年，兰州大学敦煌学与敦煌研究院实现联合共建，将自身在文献和史地研究上的优势也带了过去。共建采取双导师制的培养模式，培养了一批石窟艺术与敦煌文献研究并长的复合型研究人才。

除此之外，研究所还汇聚集体之力、通过一个个大课题项目培养优质人才。历时16年完成的《敦煌通史》（七卷本），由10余位师生组成编撰团队，有的学生如今已成为敦煌学研究中新一代的中流砥柱。

“撰写《敦煌通史》对我而言是‘蜕变’，不论是学术眼界开阔，还是学术研究方法的提升。”读博期间加入撰写团队的杜海，如今已成长为研究所的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把学生当成自己的未来”：严苛与厚爱并行的育人之路

郑炳林常说“人才培养是研究所发展的命脉，每个研究生的培养都关系研究所的未来。学生强了，敦煌学才能强”。多年来，敦煌学研究所一直坚持对学生进行统一管理，对博士、硕士的培养环节、培养过程、答辩环节都紧盯不放松。

早在二十多年前，研究所就实行了博士生论文“多轮匿名送审+一票否决”制。除了学校要求的送审篇数，研究所额外增加两篇，且必须送到该研究领域最权威的专家手中。只要有一位专家提出问题，论文就推迟答辩，第二次仍送同一批专家审核。

“到目前为止，毕业的所有博士生、硕士生的论文，没有一篇在抽查中出问题。”谈到对人才培养质量把关的严格，郑炳林坚定地说。

多年来，研究所培养的学生研究生论文中有3人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及提名，9人获甘肃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5人获得甘肃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奖。这份成绩单背后，是研究所每一位老师的精益求精。

“敦煌文化对我的吸引力很强，大一的时候我就经常到研究所‘蹭’课、‘蹭’讲座。所里的老师都很和蔼可亲，在所里自习时，有问题随时可以找老师讨论。”硕士生朱利瑢是敦煌学第一团支部书记、2024级敦煌学硕士班的班长，她说在研究所整体紧张而有序研究氛围的带动下，班里同学们累计发表论文、入选学术会议30余篇，多人获国家级、省级学术奖项，2人获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2024级敦煌学硕士班同学们合影

敦煌学的复杂性，决定了其人才培养不能“单打一处”。

多年来，敦煌学研究所将学术研究规划和人才培养结合起来。研究方面，遵循“西进东出”的发展战略，使得敦煌学向东进入中原，向西进入中亚地区。多年布局下来，研究所在敦煌文献和史地、胡语文献、石窟艺术等研究领域均有明显优势。

“郑老师说敦煌学并不是孤立地研究敦煌地区的石窟，‘西进东出’意味着全国的石窟体系都可以纳入其中，这使我深受鼓舞。”张子涵说。

“我跟同学们沟通比较多，他们有心里话都愿意跟我说。学生一代一代教下去，看着大家成长得优秀、有好出路，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特别高兴！”得知今年毕业的两位博士生即将前往宁夏大学和重庆师范大学任教，魏迎春很感慨。

除了培养优质硕博人才，敦煌学研究所充分挖掘敦煌文化宝藏，为学校本科生开设“敦煌学前沿研究概述”选修课，入选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让更多学生看到了敦煌文化的魅力。

“激活之道”：毕业不是终点，薪火绵延从未停止

在敦煌学研究所，毕业从来不是师生关系的终结，而是一段更长久的学术陪伴的开始。

郑炳林说“培养学生不是毕业了就完事，得一直‘激活’他们”。这种“激活”不仅是形式上的督促，更是实实在在的学术协作。

学生毕业后，研究所的老师们会经常打电话询问其研究进展，邀请他们回所里开会、参与大型科研项目。2024年，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评选中20多项成果里，有3项出自研究所培养的学生。“这是对兰大人才培养质量的认可”，郑炳林说。

毕业的学生虽然被“紧盯”学术、无法偷懒，但他们却说跟研究所的“血缘感”却越来越浓，研究所就像毕业生们的“学术娘家”那样，始终惦记着大家的发展。

汪雪如今是研究所的特聘研究员，毕业四年以来“一直在被鞭策，定期汇报研究进度，定期发文章、参与合作项目，在《敦煌学辑刊》投稿就像‘交作业’。虽说像部队化的管理一样，但让我感觉到自己是一个被组织需要的人”，她笑着说。

2023年，《敦煌学辑刊》正式创刊四十周年。“研究所把毕业的学生都邀请回来，大家一起探讨敦煌学未来发展，深入了解同学们的研究规划，以及研究所能给大家提供什么帮助。”魏迎春说，通过一次次的相聚，研究所与毕业生们的联结越来越强。

《敦煌学辑刊》创刊40周年暨敦煌学发展论坛召开

“永远不害怕学生超过自己。”郑炳林说。截至目前，研究所已培养207名博士、358名硕士、13名博士后。毕业生中，76人评为正高职称，67人评为副高职称，29人任博士生导师，在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中占三分之一。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的高校、研究机构等，形成了一支覆盖全国的敦煌学研究队伍。

“一旦有大的学术项目，全国的毕业生一呼百应——这种力量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学校培养人才的概念。”汪雪感慨道。

敦煌学研究所培养人才的视野，也从未局限于国内。截至目前，研究所已培养留学生31名，覆盖东亚、北美、中亚。

2019年，奥莉娅·普隆金娜进入敦煌学研究所读博，以中亚考古为主要研究方向，她给自己的定位是“敦煌文化的学术传播者”。如今的她不仅是兰州大学外籍教授、敦煌文化国际传播中心传播大使，还获得了甘肃省人民政府授予的外国专家“敦煌奖”。

“敦煌学是国际公器，绝不能关起门来做学问。我们未必非要争做‘老大’，核心是平等竞争、研究互补、共同发展。”郑炳林这样说。

在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人才培养有很多层面的体现。它是黄河岸边一个人的坚持，是“背回来的图书馆”里泛黄的书卷，是甘心做实“冷板凳”的孤寂与快乐，是联合攻关的团结，是对学生的严格与厚爱，是师兄弟之间毫无保留的互帮互助，是毕业后依然被持续“激活”的学术生命，也是从西北走向世界的开阔胸怀……

这里没有门派，只有一扇敞开的“敦煌门”。进来的是学生，出去的，是火种。

文：彭倩　董丽缘

（兰州大学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