拳打镇关西发生在这儿　陇东羊肉成水浒传里御宴招牌菜

原标题：闲谭丨趣说《水浒传》中的陇原历史人文镜像（上）

一部《水浒传》，半壁山河影。这部成书于元末明初的文学巨著，虽以山东水泊梁山为故事核心，西北陇原大地只是偶有涉及，但从“王教头私走延安府”到“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它却在《水浒传》中留下了独特而深刻的人文印记。细读小说，我们会发现，陇原不仅是故事的地理背景，更是一种文化气质的象征——那片土地上的豪迈民风、边塞气象与英雄本色，共同构成了《水浒传》中最动人的篇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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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耐庵的笔是神奇的。一部以山东水泊为魂魄的巨著，却在开篇不久，将笔触遥遥投向宋夏对峙的边城渭州。《水浒传》第三回中，史进离了少华山，“取路投关西五路，望延安府路上来。独自一个行了半月之上，来到渭州”。书里说，那座渭州城“人烟辏集，车马骈驰”，有一百二十行经商买卖，街巷间茶坊酒肆林立。这哪里是人们印象中荒凉萧瑟的边关要塞？分明是一座被丝路驼铃浸润得繁华温润的西北商会。

这座渭州，便是今日的甘肃平凉。它的地名沿革，本身就是一部浓缩的陇右迁徙史。北魏永安三年（公元530年），渭州始置于襄武（今甘肃陇西县境）。唐中和四年（公元884年），因吐蕃东侵，渭州的治所被迫东迁至平凉。从此，平凉便继承了“渭州”之名，一直延续到宋元。

1939年外国摄影家拍摄的平凉城旧貌

当《水浒传》中的鲁达在渭州街头与史进相遇时，这方水土已经在泾河的滋养下，生长了二百余年。

当时史进眼里看到的渭州街头，确实当得起“端的整齐”四字。它并非偏安一隅的僻壤，而是北宋泾原路的治所，是控扼西夏的前沿，更是丝绸之路北道的咽喉。王安石曾到过这里，面对泾河清波，写下“陇东流水向东流，不肯相随过陇头”的诗句，抒发对征戍生涯的感怀。渭州知府蔡挺，更是在城北开凿柳湖，植柳数千，并填了一阕《喜迁莺》：“霜天清晓，望紫塞古垒，寒云衰草。汗马嘶风，边鸿翻月，垅上铁衣寒早。”这首词写得苍凉悲壮，竟一路传唱到汴京深宫，宋神宗读后为之动容，不久便将蔡挺提拔为枢密副使。一条边塞词章铺就的升迁路，足以证明彼时的渭州，绝非文化荒漠，而是与中原声息相通的人文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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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州的风华，不仅仅在于市井的热闹与文采的飞扬。它的底色，终究是由铁与血染成的。那座城，是前线将士回望中原的最后一眼温柔，也是中原王朝伸向塞外的最后一寸触角。

站在北宋的角度看渭州，六盘山是那条模糊又清晰的边境线。山以西，是厉兵秣马的西夏王朝；山以东，便是渭州、原州（今宁夏固原市境内）、庆州（今甘肃庆阳市境内）一字排开，遥遥相对，渭州就像一枚楔入戈壁与黄土之间的钉子，承受着西北风最强的吹打。

北宋西夏边境形势图

渭州不仅承载着《水浒传》中鲁提辖的侠义豪情，更承载着大宋将士的血泪与悲壮。北宋和西夏对峙了一百四十多年。好水川的败绩，定川寨的遗恨，让宋廷痛定思痛，最终采纳范仲淹之策，广筑堡寨，稳固防守。从镇戎军到渭州，沿泾河川道，一座座城寨如钉子般楔入，构成了立体的防御体系。而渭州城本身，也因此增强了守备能力。

与渭州相对应，著名道教圣地崆峒山的名字，也在《水浒》第九十四回出现。崆峒一名出现较早，古今地望尚无变化，《水浒》中的崆峒山就指今天甘肃平凉境内的崆峒山。宋代以降，虽然崆峒山远离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丝毫未影响其宗教名山的地位，并为一些驻防西北的宋臣所关注。如游师雄、张亢、徐珩都曾留下关于崆峒山的诗文。当然，崆峒山还是重要的战略要地，宋人郑文宝就曾言“高岭崆峒、山川险阻，雄视三关、控制五原”。

《水浒传》九十四回，乔道清在崆峒山修得高超道术

正是边塞的危机感，催生了市井对安稳繁华的渴望；正是沙场的血性与悲壮，浇灌了民间侠义的土壤。

将“拳打镇关西”的故事发生地放在渭州，令人拍案叫绝。鲁达之所以日后能仗义疏财、路见不平，又何尝不是因为渭州这座边城，平添了他心胸中的英雄意气？

插画《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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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山一百单八将中，来自甘肃地域渭州的好汉仅有一人，便是全书中极具光彩的——花和尚鲁智深。

鲁达出场时，身份是渭州小种经略府提辖。提辖是宋代“提辖兵甲盗贼公事”的武官简称，主管军队训练、督捕盗贼等事务。书中交代，他早年在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种谔）麾下从军，后调至渭州小种经略相公（种师道）帐前效力。种氏将门是北宋西北边防的中流砥柱，种世衡、种谔、种师道三代守边，威震西夏。鲁达出身于这样的军中环境，自然浸染了边地将士的豪迈气概。

书中所言关西这个地理名词，特指函谷关以西之地，即今陕西、甘肃一带。鲁达的性格特征，与《宋史·地理志》中关于关西风俗的记载高度吻合：“大抵夸尚气势，多游侠轻薄之风，甚者好斗轻死。被边之地，以鞍马、射猎为事，其人劲悍而质木”。他豪爽直率、嫉恶如仇，见金翠莲父女受欺，便当即解囊相助；听闻郑屠横行乡里，便径直上门理论。这种不计后果的血性，正是陇原边地民风的文学写照。

鲁达自称“洒家”，这一称谓极具地域特色。《辞海》注：“洒”是宋元时期关西方言的略语，与“咱”同义，该称谓多用于江湖人士及武官群体，体现豪放气质。《水浒传》中鲁智深、杨志等角色使用此自称，根据《永乐大典》引《张协状元》解释，“洒”指代“厮杀汉”，反映出使用者的身份特征。

章太炎先生在《新方言》中也指出：“明时北方人自称洒家，洒即余也”。鲁达这一口关西腔，与山东好汉们口中的“俺”形成了鲜明的地域分野。

文丨奔流新闻记者　刘小雷

（奔流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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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水浒传》，半壁山河影。这部成书于元末明初的文学巨著，虽以山东水泊梁山为故事核心，西北陇原大地只是偶有涉及，但从“王教头私走延安府”到“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它却在《水浒传》中留下了独特而深刻的人文印记。细读小说，我们会发现，陇原不仅是故事的地理背景，更是一种文化气质的象征——那片土地上的豪迈民风、边塞气象与英雄本色，共同构成了《水浒传》中最动人的篇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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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的故事发生在渭州城状元桥下的郑屠肉铺。郑屠的绰号“镇关西”颇有深意——“关西”泛指西北各路，“镇关西”似有“关西第一”的意味。

郑屠的身份值得玩味。他是“投托着小种经略相公门下，做个肉铺户”的生意人，因有官府背景，才能在渭州城横行霸道。这与北宋时期西北边地的特殊社会环境有关：为了巩固边防，朝廷鼓励中原人口迁往边塞，并允许军属经商以补充军需。郑屠和金翠莲父女都属于这类人群，区别在于郑屠“投托得人”，成了暴发户，而金老父女“投亲不着”，沦落街头。

郑屠欺凌金家父女，鲁提辖听了不忿当然仗义出手，让他真正起了杀心的却是郑屠这个“镇关西”的绰号。鲁达动手前曾说：“洒家始投老种经略相公，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也不枉了叫做‘镇关西’。你是个卖肉的操刀屠户，狗一般的人，也叫做‘镇关西’！”

鲁达所说的“关西五路”则为宋代的陕西五路。北宋初期的陕西路幅员较广：东尽淆函，西包汧陇，南运商洛，北控萧关。庆历新政时期，陕西路被划分为五个军事防区，即永兴军路、鄜延路、环庆路、秦凤路与泾源路，故有“陕西五路”之称。虽然在熙丰年间，王韶开边后又增设熙河路，并前五路而为“陕西六路”。但在文献中习惯于“陕西五路”的表述。

在鲁达看来，“镇关西”这个名号代表着关西男儿的荣光，岂能让一个恶霸屠户玷污？这种对地域名号的珍视，折射出关西人强烈的乡土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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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达口口声声所提到的老种经略相公是指北宋西军名将种谔。都说北宋积弱，但西军在对抗西夏时却罕见地展现出血性和战力，强兵之名延续百年，众多将士戍守边疆的现象，形成宋时的一个重要传统，除了民众熟知的麟州杨家将，还有府州折氏家族、范仲淹范纯粹父子、曹彬曹玮父子都曾驻守西北，种氏将门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骁勇善战的北宋西军

种谔父亲种世衡因修筑清涧城、与羌人交好而名震西北。从治平到元丰年间，种谔一直坚守在西北边疆。永乐之战后，沈括罢帅，种谔代任鄜延路经略使一职，驻守延安，因此《水浒》称之为“老种经略相公”。

略有出入的是，梁山好汉起事的宋徽宗时期，种谔已经去世近四十年了，在时间上并不十分契合。小种经略相公指的是种谔侄子种师道继续西北守疆的大业，曾任泾原路兵马钤辖、洛州防御使等职，政和六年任泾原路安抚使知渭州。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水浒传》中有关关西五路地域和种家将的简略描述，隐隐与秦汉时期的“关西出将”传统一脉相承。班固在《汉书》中早已指出，天水、陇西、安定、北地诸郡“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这种尚武风气历经千年，至宋代依然不衰。鲁智深、杨志等“关西汉子”的形象，正是这一历史文化传统的文学呈现。

《水浒传》中的渭州城，如今已难觅旧踪，只有一泓碧水的柳湖依然柳絮飘飞……有学者指出，北宋以来，平凉几乎没有原土著居民，多为中原移民后裔。正是这种持续的人口流动，加强了陇原与中原的联系，也为《水浒传》描写渭州提供了真实可信的历史背景。

△柳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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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拳打镇关西》中还有一些饮食细节透露出西北饮食文化的元素，但此后写鲁达刁难郑屠：“要十斤精肉，切作臊子，不要见半点肥的在上头”“再要十斤都是肥的，不要见些精的在上面，也要切作臊子”，令人击节赞叹，臊子者，红烧小肉丁也，乃是西北面食的灵魂配料。

△臊子自古就是平凉美食的灵魂

一说臊子，源远流长。周代醢（hǎi）——王室祭祀与日常食用的肉酱，便是臊子的前身。而周先祖（不窋、公刘）恰是率族人躬耕于今陕西岐山、甘肃平凉一带，将肉切小丁、加香料慢炒入味，形成“细剁慢炒”的臊子雏形。

时至今日，平凉的羊肉泡馍、饸饹面、臊子面等美食，依然离不开它的佐香调味，注入灵魂。

鲁提辖和史进李达在潘家酒楼，书中说安排了果品菜蔬，并未言及具体肉食品类。但《水浒传》第八十二回记述了大宋皇帝招待招安的水浒英雄，出现了羊肉。在招待晚宴上就有“桃花汤洁，缕塞北之黄羊；银丝脍鲜，剖江南之赤鲤”；第一百一十回宋江平叛王庆后，受到朝廷赏赐和御宴，菜品中又有“玻璃碗满泛马乳羊羔，琥珀杯浅酌瑶池玉液”。

“塞北羊肉”显然成为《水浒》作者笔下的上等食材，这一点也符合历史事实。《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9载：“所谓茶利归贼者，臣在延州见王正伦伴送元昊使人，缘路巧意钩索贼情，乃云本界西北连接诸蕃，以茶数斤，可以博羊一口。”可见宋时陇东一带的羊肉有着不菲的价格，由此成为宋廷御宴上的“招牌菜肴”。

可以推想，靠近食材原产地，潘家酒楼的掌柜给鲁提辖们安排一盆羊肉美食也不为过吧？

《水浒传》涉及的陇原人文景观，风俗民情，虽只占全书的一隅回目，却以其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成为解读这部文学经典的重要维度。

从渭州的边城风华，到鲁达的英雄本色；从“洒家”的关西腔调，再到“臊子”的饮食记忆，在《水浒传》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痕。恰恰说明，伟大的文学作品从来不是凭空虚构，而是植根于广袤的土地和烟火人间。

文丨奔流新闻记者　刘小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