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前甘肃招生简章　藏着啥“才”富密码

原标题：七十年前甘肃教育发出的“人才邀约”

西北区统一招生委员会统一招生简章（1951年）

兰州卫生学校招生广告（1953年）

天水师范学校招生简章（1953年）

西北民族学院秋季招生计划（1952年）

在甘肃收藏爱好者傅明的收藏中，有一叠边缘泛褐、质地薄脆的纸张——它们是1951年至1954年间，甘肃及西北区域内40余所学校发布的招生简章。在这些纸页上，竖排繁体字在泛黄的底色里愈发清晰，那些“培养建设人才”“统一分配工作”的字样，如同打开时光闸门的钥匙，将我们带回新中国成立初期，甘肃教育事业蹒跚起步、却充满力量的岁月。

“这些不是普通的旧纸，是甘肃教育的‘年轮’。”傅明指尖捏着一张1953年的甘肃省兰州卫生学校招生简章，语气里满是郑重。作为收藏这些简章的藏家，他对每一张“纸”的来历、每一所学校的沿革都了如指掌。“你看这张，纸角都有些卷边了，我都是专门准备了收藏夹和展板来保存。”在他看来，这些简章的珍贵，不仅在于它们是“新中国成立后甘肃第一批招生简章”，更在于每一笔每一划，都记录着甘肃对人才的渴望、对教育的执着。

这组简章共有十八份，涉及46所学校，涵盖了中等师范、卫生、财经、交通、银行、工业、农林、邮电、水利、石油、地质、艺术、民族教育等多个领域，既有单独学校的招生广告，也有多校联合的招生简章。从年代上看，最早的是1951年的西北交通部干部学校招生广告、西北区招生委员会统一招生简章和甘肃省人民政府财政学校招生简章，最晚的则是1954年的甘肃省粮食厅学校简章；从学校类型上看，既有如今已发展为本科院校的西北民族大学（时称西北民族学院）、兰州财经大学（前身之一为甘肃省人民政府财政学校），也有转型为高职院校的甘肃卫生职业学院（前身甘肃省兰州卫生学校）、甘肃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前身甘肃省兰州农业学校）、陇南师范学院（前身成县师范学校）、长安大学（前身之一为西北交通部干部学校），更有几所学校因时代变迁沿革不详，唯独这份简章，成了它们在教育史上留下的唯一印记。

“所有简章都是竖排繁体字，从右往左读，这是那个年代的印刷习惯。”傅明指着一份1953年的甘肃省天水师范学校简章，逐行解读，“内容上高度统一，都包含八项核心信息：各系别（专业）的修业期限和考生学历要求、招生目的、招生名额、报考资格、报名手续、投考地点及时间、考试科目、待遇和入学后纪律。条理清晰，一目了然，能看出当时办学的严谨。”

最让人动容的，是简章中“招生目的”一栏里的文字。1951年的甘肃省人民政府财政学校简章写着“为培养新中国财政建设干部，适应国家经济发展需要”；1953年的甘肃省兰州卫生学校简章明确“培养合格护士、检验人员，充实甘肃医疗卫生战线”；1952年的西北民族学院招生广告则强调“招收各民族青年，培养民族地区建设人才”。这些朴素的文字，没有华丽的辞藻，却直白地传递出一个信号：新中国成立初期，甘肃教育的核心目标，就是为国家建设输送“用得上、留得住”的实用人才。

在这十八份简章中，有几份格外具有代表性。一份1954年的甘肃省天水专区中等学校暑期招生简章，是天水专区八所学校联合发布的，涵盖了中学、师范、职业学校等不同类型，简章上详细列出了每所学校的招生名额和专业，足见当时教育资源整合的努力；另一份1951年的西北区统一招生委员会招生简章，更是涵盖了西北区域内28所学校的统一招生信息，从中学到中专，从普通教育到职业教育，包括干部管理、财会、农林、铁路、银行、工业、农业、艺术、纺织、地质、石油、卫生、邮电、检察、师资培训等门类齐全，这在当时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条件下，极大方便了考生报考，也反映出西北区域教育协作的早期实践。

解放初期，甘肃面临教师极度匮乏的严峻现实——全省小学教师合格率很低，中学教师更为稀缺。1951年甘肃省成县师范学校（现陇南师范学院）的招生简章，明确其任务是“培养小学教师，特别是农村小学教师”。同年天水师范学校的招生广告也强调“为初级中学及小学培养师资”。另外还有“陕甘两省小学教师培训”等。为此，甘肃采取了多层次、多形式的师范教育发展策略：高等师范院校培养中学教师，中等师范学校着重培养小学教师，并筹办培训班、轮训班提高师资水平。

还有几份简章，记录了学校的“成长轨迹”。比如甘肃省兰州卫生学校，傅明就收藏了不同年代的三份简章，最早的1952年简章上，专业只有“护士班”“检验班”，修业期限为三年；稍晚的简章中，不仅增加了“药剂班”“医士班”，还细化了考试科目，从“语文、数学、理化”扩展到“生物、卫生常识”，足见学校在专业设置和教学要求上的逐步完善。而1951年的甘肃省秦安高级工农业职业学校简章，则是目前已知关于这所学校的极少实物资料，简章上“培养工农业生产技术人员”的招生目的，以及“开设农艺、工业基础课程”的专业设置，为研究新中国初期甘肃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珍贵依据。

“每一份简章，都是一所学校的‘出生证明’，也是甘肃教育发展的‘活化石’。”傅明说，他曾带着这些简章去拜访过部分学校的校史办，每当老师们看到几十年前的招生简章时，都格外激动。“有一次去一所高校，他们看到了学校曾经的招生简章，说这份珍贵的档案，填补了校史研究的空白。”那一刻，傅明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这些藏品的意义——它们不仅仅是自己的私藏，更是属于甘肃教育的共同记忆。

“你看这张1952年的西北民族学院招生广告，上面‘各民族青年均可报考’的字样，多有力量；再看这份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铁路中级技术学校的简章，见证了兰州交大铁道技术学院的起步。”七十年过去了，这些简章早已完成了它们的“使命”，但它们承载的故事——关于恢复、关于起步、关于人才、关于希望，却依然鲜活。

在傅明撰写的《时代印记——揭开封尘七十年的招生往事》一文中：“这些泛黄的纸张，是甘肃教育事业发展中的一个掠影，是新中国现代教育始步的见证，也是一个时代的印记。”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这些时代印记不被尘封。

它们像一个个沉默的见证者，记录着新中国成立初期甘肃教育的“蹒跚学步”；又像一颗颗饱满的种子，见证着当年播下的“教育初心”，如今已长成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从竖排繁体的旧简章，到如今数字化的招生平台；从“供给制、统一分配”，到如今“双向选择、多元发展”，甘肃教育的变化翻天覆地，但那份“为国家培养人才、为地方发展助力”的初心，却在这些纸页的见证下，代代相传。

“未来，我想让更多人看到它们。”傅明说，“这些不是我的私藏，是甘肃的教育遗产，得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教育是从哪里起步的，那些前辈们，是怀着怎样的初心，为甘肃的教育事业打下第一块基石的。”

这些七十多年前的招生简章如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讲述着故事——讲述着七十年前，甘肃教育如何用一张张薄薄的简章，向有志青年发出邀约，如何为新中国的建设，培育出第一批甘肃力量。而这些故事，终将成为甘肃教育史上，最珍贵、最温暖的“年轮”。

本报记者　周言文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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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寿千年

当我们在博物馆隔着玻璃凝视千年古籍，泛黄却依旧完整的纸页上，清晰的文字静静诉说着岁月沧桑。没有现代防腐技术加持，这些纸张为何能跨越千年时光留存至今？这背后，藏着古人在造纸术中埋下的“天然防腐密码”。

古人造纸，从选材起就为纸张的“长寿”埋下伏笔，偏爱自带天然抗腐属性的原料。桑皮与楮皮是古籍用纸的常见选择，这两种树皮富含韧皮纤维，纤维长且排列紧密，既赋予纸张更强的韧性，纤维中含有的天然抗菌成分，还能减少微生物在纸页上滋生的可能，如同给纸张穿上了一层“防护衣”。部分古籍也会选用竹子为原料，但并非直接使用，古人会通过长时间浸泡、蒸煮，去除竹子中易吸引霉菌的糖分和淀粉，从源头切断纸张被腐蚀的“营养供给”。

如果说选材是赋予纸张“先天优势”，那古人的造纸工艺就是为纸张“后天加固”，每一步工序都暗藏防腐智慧。一是石灰沤制，处理原料时，古人会用石灰水浸泡纤维，碱性环境既能破坏纤维中的杂质，又能改变纸张的pH值，让酸性微生物难以存活，相当于给纸张作了一次“碱性防腐处理”。二是草木灰蒸煮，部分地区会用草木灰水蒸煮原料，草木灰中的碳酸钾等成分，既能软化纤维，又能进一步中和原料中的酸性物质，让纸张长期处于稳定的化学环境中，避免因酸性腐蚀导致脆化。三是无胶或少胶工艺，现代纸张常用的化学胶黏剂易老化变质，而古人多以淀粉糊（如米糊）作为黏合剂，甚至部分纸张直接依靠纤维自身的附着力成型，这种天然黏合剂不仅环保，还能减少化学物质带来的老化风险，让纸张“呼吸更自由”。

除了纸张本身的“硬实力”，古人对古籍的储存环境也颇有讲究。干燥通风、避光储存的环境，相当于给纸张提供了一层“后天保护罩”，进一步延长了古籍的寿命。

（兰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