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标题:汉龙勒与唐寿昌
汉代有个龙勒县,为汉武帝“列四郡、据两关”时所设,是敦煌郡所辖六县(敦煌县、龙勒县、效谷县、广至县、渊泉县、冥安县)之一。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龙勒县更名为寿昌县,归沙州(敦煌)管辖。如今,龙勒、寿昌城已被流沙掩埋,但它们的故事仍在丝绸敦煌萦绕。
一
据《敦煌简史》介绍,汉龙勒县在阳关东南8公里处。历史上的阳关就在龙勒县境,龙勒县是阳关重要的后勤供给地之一。龙勒县与寿昌县,汉唐呼应,春秋代序。据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五代后晋天福十年(公元945年)写本《寿昌县地境》记载,当时寿昌县有359户,一个乡、一个寺(永安寺),有龙烽、西关两镇,大水、紫金、西子亭三戍,并有34座烽、5个堡。由此可见,五代时期这里比较繁荣。
今天,龙勒和阳关遗址虽然被黄沙淹没,但遗址犹存,令人神往。说起龙勒,不能不说起渥洼池与天马。据《汉书·武帝纪》载:“元鼎四年六月,得宝鼎于后土祠旁。秋,马生渥洼水中,作《宝鼎》《天马》之歌。”这里的天马,即出自渥洼池的神马,《天马歌》曰:“太乙贡兮天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志倜傥兮精全奇,籋浮云兮晻上驰。体容与兮迣万里。”
《集解》李斐注曰:“南阳新野有暴利长,武帝时因遭刑在渥洼池一带屯田。他常见一群野马在池边饮水,其中有一匹与众不同,遂生擒捉之念。一日,他设计将这匹野马捉住,进京将其献给汉武帝时。为把此马说得神乎其神,谎称从渥洼池跃出,乃‘天龙’下凡。武帝闻之龙颜大悦,即舍其罪,奉其官,便即兴赋《天马歌》。”
在敦煌民间,还有一段“寿昌宝骥”的传奇故事:自从天马进入上林苑后,皇帝赐予其金笼玉勒,待遇很高。但此马饮食大减、萎靡不振。每天太阳落山时,它向着西方仰天长啸,其声凄悲。侍马官感到蹊跷,就将此事告诉了御医。御医说天马患了思乡之情,只有放回原地,才能安然无恙。后来,侍马官如实禀告皇上。皇上感到言之有理,他不忍天马在此落难,终于降旨将此马放归。
天马出了上林苑,四蹄生风,一路向西,太阳落山时到了阳关。它站在墩墩山上,很生气地用力一甩,就把皇帝赐予的玉笼金勒甩出了一百八十里,落到了一座山峰上。于是,人们就把此山叫作“龙勒山”。后来,渥洼池更名寿昌海,“渥洼天马”又被称为“寿昌宝骥”,为龙勒、寿昌增添了神秘的色彩。
昔日的龙勒县如今是龙勒村,村民依托阳关文化资源,大力发展葡萄产业,吃上了“旅游饭”,走上了致富路。龙勒村被列入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之列,成为阳关脚下闻名遐迩的小康村。
二
十年前的秋天,我陪同新闻界朋友阳关访古,顺道去了寿昌城。朋友是一位书法爱好者,对张芝(东汉)、索靖(西晋)两位大书法家非常崇拜。他之前已知道索靖是敦煌龙勒人,故对此行非常重视。
参观阳关后,在导游小吴的引领下,我们来到了寿昌城(龙勒城)遗址。只见沙丘起伏,大部分地面已被黄沙覆盖,给人一种荒凉的感觉。漫步遗址内,犹见东、西、北有断断续续的城垣露出,南面的城墙尽埋沙底。小吴说,据测量城堡面积为3.8万多平方米,城墙残高2.4米,上宽2米,下厚7米,墙体全系红胶板筑。一条水渠从城堡的西南角穿过,渠边有树木、农田。小吴介绍说,这是当时寿昌城的水源和绿色屏障,今天仍起着保护寿昌城遗址的作用。
面对凤去台空、满目荒凉的寿昌城,文友急切地问:“索靖的家乡在哪里?”小吴说,反正就在这片沙丘下,具体什么位置也说不清楚。同行的敦煌市博物馆馆长李岩云如数家珍地介绍说,索靖是西晋著名的书法家,他的家乡就在龙勒县,他与东汉的书法家张芝被后人称为“芝索”,敦煌故有“芝索故里”的美誉。
我们边走边聊起索靖,索靖(公元239—公元303年),西晋敦煌龙勒人。他出生在一个累世宦族的家庭,父亲索湛曾担任北地太守。索靖青年时期有“逸群”之量。他与同乡汜衷、张甝、索紒、索永同在洛阳太学读书,五人才艺绝人,驰名海内,故被称为“敦煌五龙”。可惜其他四人相继早亡,唯独索靖博览经书,德才兼备,在文学和书法上均造诣很深。索靖是东汉著名书法家张芝姐姐的外孙,书法上自然受张芝的影响很深。他以善写草书知名于当时,尤精章草(隶书草化后的书体)。晋武帝时索靖和另一个大书法家卫瓘同在台阁供职,瓘充尚书郎令,靖任尚书郎。由于二人在书法上独具风格,被时人誉为“一台二妙”。故书界评价“瓘的伯英(张芝字)筋,靖得伯英肉。”
索靖的书法浓浅得度、内涵朴括、气势雄厚。古朴如汉隶,转折似今草。
索靖的传世作品有《出师颂》《月仪帖》《急就章》等。他还著有《草书状》一篇,对书法的演变、风格、气韵、运笔及章法等方面作了全面论述。
李岩云说,当年索靖练字用的是阳关砚(台),这种砚用阳关砖磨制而成,冬不结冰,夏不缩水,书写方便,字迹喷香,它与寿昌围棋被誉为“阳关双宝”。
三
唐武德二年,龙勒县改为寿昌县,其城池仍在原址,它与阳关东西遥遥相对,仍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关隘和繁华之地。这里生产的围棋,是朝廷的重要贡品。
在寿昌城内外均可见到黑、白两色大小不等的扁圆石,两面中凸,四周较薄。在这些扁圆石中,有的是光滑细腻的成品,有的是半成品,也有黑色或白色的碎石堆,夹杂着许多打制的粗样。李岩云说,这些小圆石子就是围棋棋子模型,在敦煌当地的其他遗址中从未发现过。面对这些模型,我们的眼前恍然出现了磨制围棋子的画面:一堆堆经过粉碎的石子,在能工巧匠的手中反复打磨、抛光、成型、验收、装盒,被整整齐齐地码放在储存间,最后乘着骆驼、车马走出阳关,运往长安。
后来,我们走进敦煌市博物馆,面对弥足珍贵的围棋遗物,使人不由穿越千年时空,浮想联翩。围棋是我国国粹,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围棋博弈就已经很兴盛了。经过秦、汉、晋、南北朝不断发展,到隋唐之际已广泛用于宫廷文化娱乐之中。据说杨贵妃也喜爱下围棋,而且技艺超群。一次唐玄宗与亲王对弈,杨贵妃为他巧救危局,深得玄宗赞许,对她更是宠爱有加。
讲解员肖巍介绍,1980年,敦煌县博物馆(敦煌市博物馆前身)工作人员在唐代寿昌遗址中发掘出66枚围棋子,其中黑色41枚、白色25枚,多为黄岗岩石制成,有少量几枚是玉石质地。这些棋子虽然经历长久的风沙掩埋,但依旧能看出是经过精细磨制。棋子中间凸起,中圆直径1.2厘米,中厚0.75厘米,重量12克左右。
根据《通典》卷六记载:“天下诸郡每年常贡,按令文,诸郡贡献皆尽当土所出……敦煌郡贡棋子廿具。”唐高祖李渊登基那一年,下诏全国各郡县贡品中,敦煌郡需贡围棋子20具。可知,早在唐以前,敦煌寿昌县就以磨制棋子而在京都长安享有盛名。
敦煌文献《碁经》将兵法的战略战术巧妙运用在围棋上,“贪则多败,怯则多功。喻两将相谋,有便而取……”被认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围棋理论著作。
敦煌市博物馆收藏的敦博067号敦煌文书,荣新江先生认为是《天宝十道录》,其中记载的敦煌唯一贡物碁子就是围棋,此卷背面是《占云气书》。
近年来,阳关旅游研学活动方兴未艾,寿昌围棋体验更是深受欢迎,它传承的不仅是一种棋艺,更是一种文化。
李茂锦
(酒泉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