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千年古刹为何引玄奘到访 敦煌壁画揭秘高僧神预言

丝路千年古刹为何引玄奘到访 敦煌壁画揭秘高僧神预言

原标题:寻陇丨永昌圣容寺,深藏丝路印记的文化遗存(上)

我们前往金昌市永昌县,寻找丝路上一座千年古刹——圣容寺,它在敦煌莫高窟,留下了诸多印迹。有近40个洞窟的壁画上画有“圣容瑞像”传说和圣容寺的故事,当年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御山峡中美丽的风光

御山峡中美丽的风光

在河西走廊的咽喉之地,甘肃省永昌县城北10公里处,御山峡西端,一座古寺静立于苍穹之下。圣容寺塔千年如一日,默然俯视着这片土地,见证着驼铃商队的往来,聆听着佛法梵音的流转。当我们穿越时空的帷幕,寻迹圣容瑞像的悠远传说,探查这座古刹的前世今生,实则是在解读一部丝路文明交流的活态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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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昌县博物馆,在橘黄色灯光的照射下,陈列柜中一尊硕大的佛首散发着圣洁、神秘的光芒,佛首高67厘米,头顶有较为低平的螺髻,面相方颐,鼻梁隆起,上眼皮微垂,下方有曲线一条,它属于北魏早期的造像,呈现出浓厚的印度造像风格。

永昌县博物馆藏的“圣容瑞像”佛首

永昌县博物馆藏的“圣容瑞像”佛首

它便是“圣容瑞像”传说中的圣容,佛首面部悲悯的目光好像直视着每一个参观者的内心。

按照多种佛教史籍记载,北魏太延元年(435年),西去印度的高僧刘萨诃行至番禾郡(今永昌县)东北望御谷山,预言此山裂开当有瑞像(佛像)出现,世平则佛像俱全,世乱则首落。到了北魏正光元年(520年),果然有一无首石佛像显现于岩间。40年后,在距御山峡四百里之遥的凉州(今武威)城东七里找到佛首,人们“奉至山岩安之,宛然符合”。

自此,圣容瑞像神奇的传说便在丝路流传不绝。

如今,圣容瑞像的佛首部分被作为国宝级文物精心保护了起来,而它的佛身却依然在圣容寺象山的崖壁之上,托体同山阿。

自县城向北寻访圣容寺18公里的行程,一路白杨、红柳相伴,路边衰草随风摇摆,衰草前边是空荡荡的田野,田野尽头的远山化成一座座土丘,绵绵叠叠卧伏在天幕之下,只有由远及近的一泓蓝莹莹的湖水让人惊喜。它就是总库容6500万立方米的金川峡水库。

水库以东是金川峡,水库以西便是圣容寺所在的御山峡汉明景区。

永昌境内的明长城

永昌境内的明长城

永昌的汉明长城作为“天然长城博物馆”,其保存完好的状态令人震撼:

公路右侧的山岭之上,隐约可见到城墙红褐色的夯土层,它风化得厉害,像是已无力飞腾,蛰伏在地面几乎和山岭本色一样难以分辨,这便是汉长城;水库的西边,还有一段城墙在人工湖边像是老龙俯首饮水戛然而止,它灰黄色的身影倒映在水面,瞬间破碎又瞬间复合……它向附近村落蜿蜒而去,仍然有三四米的高度,看上去凛然生威,保存完好,却是明长城了。

它们所去往的方向就是地势越来越险峻逼仄的御山峡了,丝绸之路就从这里经过,让它成为沿途重要的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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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御山峡,风景殊异,从地理格局解读,御山峡位于龙首山脉崇山峻岭的河沟流域,是一个长条形的断裂构造谷,状如蛇形,绵延十几里,峡谷两旁千仞壁立,沟壑纵横,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谷内却是绿树婆娑,水泉潺潺,形成与外界相对隔绝的桃源胜境。

正是这种险峻与灵秀并存的地理特征,使得御山峡成为佛教寺院建设的理想场所。

古刹圣容寺

古刹圣容寺

圣容寺的创建与发展,与丝绸之路的兴衰紧密相连。据史书记载,寺内石佛瑞像凿制于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公元520年),而寺院初建于北周武帝保定元年(公元561年),初名“瑞像寺”。这一命名直接源于寺内那尊充满神秘色彩的石佛瑞像,开启了寺院与佛教灵验故事相结合的传统。

隋代是圣容寺发展的重要阶段。隋炀帝西巡时,亲诣寺院礼拜,被其灵验所感,遂将寺名改为“感通寺”。这一更名不仅提升了寺院的皇家地位,更反映了隋朝统治者对河西走廊佛教事业的重视。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永昌县在隋代“通货羌胡,市日四合”的繁荣景象中,感通寺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

至中唐吐蕃统治河西时期,寺院再次更名为“圣容寺”,并沿用至今。

眼前,赤红色的围墙下,一座四方四正、殿宇巍峨的寺院出现在眼前,它的核心景观当数那尊充满传奇色彩的圣容瑞像。这尊石佛高约4.4米,身躯伟岸似山,衣袂流动如云,与山岩浑然一体。然而最引人入胜的,是其身首分离又复合的神秘经历。

瑞像的现世与稽胡高僧刘萨诃(法名慧达)的预言密切相关。这位东晋十六国至北魏时期的僧人在河西活动二十多年,是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重要人物。

稽胡是南匈奴的一个部落,公元四世纪至九世纪聚居在今天山西与陕西交界的黄河两岸。刘萨诃一生从事佛事活动四十多年,他在河西活动二十多年的这个阶段,可以说是他佛事活动最兴旺最重要的阶段。

敦煌莫高窟里的壁画和榜题《刘萨诃和尚因缘经变》就以庞大的画面、繁杂的情节描述了这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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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萨诃出家后,起初在江南各地弘扬佛法,之后来到河西走廊,“挂锡”永昌的云转禅寺(今云庄寺)。最后,刘萨诃在酒泉圆寂。

刘萨诃在永昌驻留的时间有人说是七年,有人说是十七年,也有人说是二十二年。尽管具体的时间不能确定,但当地流传有关刘萨诃的传说,足以证明刘萨诃在永昌的时间一定不短。

从现存的有关文献查证,刘萨诃在离开永昌去天竺“观佛遗迹”的路上,预言永昌御山峡谷将会出现无首石佛瑞像,其时正是社会安定,佛教兴盛的北魏太延元年。

可以说,没有刘萨诃,就没有圣容瑞像,就没有圣容佛首,就没有圣容寺,更不会有敦煌莫高窟描绘圣容寺的那些美丽动人的壁画和文书记载。

敦煌莫高窟213窟关于圣容瑞像的壁画

敦煌莫高窟213窟关于圣容瑞像的壁画

敦煌莫高窟98窟的五代壁画《李师仁入山射鹿》和72窟的壁画《御容山无头大佛像》,这样补充、完善了刘萨诃的预言:在刘萨诃预言后的第87年,就是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也就是公元520年,一位名叫李师仁的猎手在御山峡谷追杀一只麋鹿,被僧人劝止。

李师仁放下屠刀,出山皈依,天地顿时风云变色,雷震山崩,御山南面的岩石里现出了一尊通高一丈八尺、和山崖连成一体的无首石佛。

刘萨诃预言后不久,北魏太武帝就开始禁佛。刘萨诃“预言”的石佛瑞像在如此险恶的时局里没有出现。直到北魏孝明帝熙平元年,也就是公元511年,佛禁大开,营造塔寺和开凿石窟蔚然成风,出现了“自佛法入中国,塔庙之盛,未之有也”的大好局面。

恰在公元520年,人们在御山峡的石崖之上发现一座石佛呼之欲出,仿佛印证了刘萨诃的预言。

文丨奔流新闻记者 刘小雷

(奔流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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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佛身躯在石崖上显现,但脖颈之上却缺失佛首部分。没有佛首的佛像,不仅在佛教造像中极为罕见,更不能为虔诚的信众和善良的百姓所接受。

当时的僧人和百姓们害怕刘萨诃的预言成真,就雕刻了佛首,安放在石佛的脖颈上,但奇怪的是白天安上,一到晚上就滚落下来,次日装好,晚上又掉落了,如此反复多次,人们最终放弃了。

圣容寺塔形制酷似西安小雁塔

圣容寺塔形制酷似西安小雁塔

事实上,御山峡的石佛没有佛首的这36年,恰巧是“魏末丧乱,生人涂炭”的乱世。直到北周天王元年时,天下大治,离御山峡四百里之遥的凉州七里涧,出产坚硬、细腻的青麻石,能工巧匠就在那里,按照石佛的规格雕凿出了这颗在永昌县博物馆珍藏的精湛完美的佛首。

石佛瑞像佛首要另外雕刻的原因,专家作出了这样的推断:永昌御山山崖的花岗岩,石质松脆,颗粒粗糙,不具备雕凿佛首的基本条件,尤其是在制作佛首的发髻和面部细节时,不能在上面精雕细刻,使之生动感人。更难的是造出的佛首与佛身难以紧密结合,一遇震动,就会掉落,造成了刘萨诃所说的“安讫还落”现象。

莫高窟72窟中的《修复凉州瑞像图》

莫高窟72窟中的《修复凉州瑞像图》

七里涧的佛首雕刻完成后,人们用八抬大轿把佛首抬到现在永昌的瑞像跟前。佛首“飞而暗合,无复差殊”。敦煌莫高窟第72窟的这幅五代壁画《凉州士庶送佛首入寺》,就表现了当时官民“悲欣千里”的盛况。

从此,圣容瑞像的各种神奇传说像风一样在丝路传播,甚至惊动了皇帝宇文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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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邕调集凉州、甘州、肃州三地民夫兴建寺院,这种将佛教灵验与政治预言相结合的模式,是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典型特征。

圣容寺塔与高僧玄奘有着不解之缘。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玄奘取经归来,归国途中已听闻瑞像传说,并在敦煌看到相关壁画,他特地取道番禾郡来御山峡,到隋炀帝命名的感通寺(圣容寺前身)讲经说法。

目前,圣容寺的建筑遗存中,最令人惊叹的正是分踞南北山巅的两座唐代佛塔。这两座古塔历经1300多年风雨依然挺立,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敦煌莫哥窟72窟《凉州圣容像变》,描绘为圣容像安装佛头的场面。

敦煌莫哥窟72窟《凉州圣容像变》,描绘为圣容像安装佛头的场面。

北边的大塔位于寺后象山之上,通高16.2米,为七级方形空心砖塔。塔身虽无华丽雕刻,但建筑工艺精湛,基层较高,向南开设门洞可供出入,原内置木梯可达塔顶。最具历史价值的是塔内粉壁墙上的壁画与题记,与莫高窟壁画形成了跨时空对话。表层模糊的壁画之下,第二层绘有与莫高窟壁画相似的御山圣容瑞像,塔壁还有“圣容寺”等唐代题记,与莫高窟刘萨诃画像高度相似的僧人画像,这些发现为确认寺院身份提供了关键证据。

御山峡附近花大门山上的石刻和塔龛悬葬遗址所在地

御山峡附近花大门山上的石刻和塔龛悬葬遗址所在地

南边的小塔屹立于寺前金山山顶,通高仅4.9米,同为七级但为实心砖结构。两塔南北相对,一大一小,犹如两棵佛肚竹为群山注入生机。去过西安的细心游客会发现,它们的形制和小雁塔简直是一模一样。

果真,圣容寺塔的设计、建造的图纸与小雁塔一脉相承,外观上极为相似,两塔跨越千里东西遥望。因河西走廊气候干燥,雨水较少,圣容寺塔虽已经过千年的风吹日晒,但保存更为完整,较之小雁塔外观更为挺拔,反映了长安佛教的建筑艺术也沿丝绸之路向西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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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圣容寺周边的考古发现,为研究寺院历史提供了新的实物证据。最引人注目的是金川峡水库附近花大门山发现的塔龛悬葬遗址,这是国内首次发现的此类葬俗遗迹。

考古学家在该地段共发现53处在悬崖上凿刻的塔龛,其中最大的一处长宽深分别为1.5米、1.5米、2米。塔龛中刻有西夏文“佛”字和两匹马画像,每处塔龛上部均用锐器刻画佛塔造型。专家分析这是西夏时期的僧人葬俗遗迹,对于研究当时佛教文化具有极高价值。

塔龛悬葬遗址与圣容寺的地理临近性引发学术联想:这些实行塔龛悬葬的高僧,生前极可能在圣容寺修行。

在西夏时期,虽然圣容寺已不复隋唐盛况,但仍是河西佛教中心之一,西夏仁宗李仁孝从今天的宁夏银川来到河西走廊礼拜瑞像,继隋炀帝后,是历史上第二个来过此地的皇帝。

塔龛悬葬的发现,也印证了圣容寺在西夏时期仍然香火旺盛。

永昌圣容寺,大小两座唐塔隔峰相对

永昌圣容寺,大小两座唐塔隔峰相对

到了明清两代,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河西走廊交通西域的贸易要道作用弱化,圣容寺的香火也因此暗淡了下来。

清代晚期,国运衰微,这座一千多年前大名鼎鼎的圣容寺,经历了无数次战乱和破坏后,不可逆转地走向了衰败,直至近年重建。圣容瑞像的传说又让游人纷至沓来。

圣容瑞像完全就是建立在真实与虚幻之间冠绝世间的花朵,它以佛教文化为花萼,让历史、民族、民俗、文学、美术五色氤氲的花瓣在时空中伸展开来,惊艳无比。

正如那尊身首暂分的瑞像,既承载着历史的残缺美,也寄托着完整合一的文化理想。圣容寺的千年光影,终将在新时代的丝绸之路上,继续讲述文明交流互鉴的永恒故事。

文丨奔流新闻记者 刘小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