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道为一转智成识　《方圆统一论》彰显传统文化终极关怀

通道为一　转智成识

——《方圆统一论》的核心理念与理论

范鹏

陈克恭研究员的《方圆统一论》是一本十分独特的书，它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讲中国哲学的书，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讲传统文化的书，它是用最简单的勾股定理、杠杆原理说“阴阳”的奇书，同时又是纵论古今、视接寰宇的大书。认真拜读之后，读懂了听了好几回并没太听明白的“陈氏原理”：基于日地关系的方圆统一论、崇尚勾股定理的阴阳大道说、可用数字方程式表达的“太极定理”和“太极图标准方程”、“通过数学方式来表达”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与魂”、源于偶对平衡的“知止”文明观和防止走极端的优患意识。这六个方面的灵魂是阴阳对立统一论，这大概可以叫做陈氏原理的核心理念，其余则是其基本理论。

一、“道通为一”的核心理念与“转智成识”的根本特点

“太极定理提供了一种用数学语言描述和量化传统文化概念的方法，使得传统文化思想具有了现代科学的表达形式。”（见陈克恭：《方圆统一论》，兰州大学出版社，2025年1月第1版，第127页）这段由AI生成的“第三方评述”准确道出了“陈氏原理”讲阴阳对立统一“一阴一阳之谓道”与所有已知论者不同的视角与方法，是陈著最引人入胜的地方。我曾在听讲之际怀疑这种“讲法”的可靠性与科学性，这是不是一种休谟式的“习惯性联想”呢？通读陈著，我打消了这种质疑，至少在陈自己的体系内，这一学说与方法是自洽的，是能够自圆其说而令人心服口服的。

我把这种基于日地关系的客观存在而形成的阴阳对立统一论、勾股定理大道说称之为“通道为一”。哲学的功能就是从哲学家自己的立场上“通道为一”，正是在此意义上叶秀山先生说“哲学是一门通学”。（余治平：《哲学是一门通学：叶秀山教授治学答问录》，《哲学动态》，2003年第7期，第3-5页、第42页）陈氏通道为日地关系基础上的“阴阳”，认为“阴阳是中国人对日地关系独特的概念抽象”（陈著：第134页），可谓“大道至简”。“阴阳思想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动力”（陈著：第176页），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和魂”。

由于S曲线的形数统一论证，使陈氏阴阳大道说不再玄而又玄，他用严密的形数关系方程式即太极定理：

使以往人们津津乐道的“大道至简”变得可视可算可具体理解。这是了不起的贡献。更神奇的是，由于太极阴阳鱼的“鱼眼”的数学论证，使以往哲学家口中的“最佳适度”在阴阳流变中可以量化，至少是在日地关系中可量化，在时空转换中可捉摸。太极函数曲线描述的太极阴阳鱼，并没有一般绘制的美工图那般好看，但却更真实地反映了太极阴阳鱼的科学内涵，这再一次使人对王国维难题（可爱的不可信、可信的不可爱）有了新的体验。

过去，人们把从科学知识上升为哲学理论借用佛教语言叫做“转识成智”，著名哲学家冯契对此有过专门的研究与论述。（见冯契：《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冯契文集》第一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一版，第九章“智慧和自由”，第一节“转识成智”，第411-418页）“在S曲线图中，鱼眼就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拐点”（陈著：第130页），使质量互变的“拐点”如此精确，恐怕是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授们难以想象的。这一类原理性论证在陈著中还有多处，这种路子与“转识成智”恰恰相反，这是把抽象甚至有点玄奥的哲学原理还原为简单明了的数学运算甚至直观的可视图，让哲学重新回到科学、数学，这就是我所说的“转智成识”，复杂问题简单化了。

但这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是基于陈著自己给自己提出的尖锐问题而形成的一个艰巨任务，“没有（人）把古人的语境与科学的语境统一于道统语境，没有（人）把西学中本体意义上的‘存在’与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存在者’统一于形而上学之道。”（陈著：第296页）而陈自己做到了。这是“仿佛回到出发点的运动”，是否定之否定式的“回归”。这一回归对于揭示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意义重要，对于大学培养“完全意义上现代的兼具文理素养的中国人”是一种实验与成功的探索甚至示范。陈氏原理崇尚科学但并不迷信科学，它有着“科学技术在治病的同时，的确存在致病的现象”的冷静与客观；他极力用数学方式以太极函数曲线揭示太极阴阳鱼基于日地关系的科学性，是不满足于传统经学式的解释框架的结果，这表明他对未经方程化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命题是不满意的，是看到了中国传统只用训诂学、文字学、考据学等方式解经释道的弊端的。

“诗无达诂”似乎成了诗化的中国传统文化亦无达诂的借口，而《方圆统一论》的作者就是不信这个邪，硬是通过数学与哲学完美的结合，使道有了“达诂”。尽管是一家之言，但此言非彼言，此言非以往所有之言，“此言”的绝妙处是它是一组复合方程，是像π与√2一样虽然叫“无理数”却真有其道理的道理。这一套道理是“太极定理”及其奠基于此定理之上的一整套哲学原理。可能目前尚不能将之称为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但它已经是一个学说。“方圆统一论”是基于日地关系的关于“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学说。我们常用其实是康德而不是马克思的原话的说法：“任何一门自然科学，只有当它数学化之后，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科学。”（康德：《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3页）来强调数学之于科学的极端重要性。胡塞尔主张哲学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不管其本意究竟如何理解，仅就其字面意思而言，陈氏哲学原理堪称“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式的哲学。

二、作为“道学”与“通学”的解释力举要

基于日地关系的方圆统一论、崇尚勾股定理的阴阳大道说之所以能成为一种哲学原理，首先是它具备了哲学之所以为哲学的最基本的品格，即它是一种关于存在之所以为存在的道学和解释力极强的通学。就前者而言，陈氏哲学原理以“阴阳”打通宇宙人生根本大道而成其一以贯之之道。中国人素有“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如果以形观之，此说谬矣，圆之天如何能盖得住方之地很难想象。然而，如果以《吕氏春秋》“天道圆，地道方”来解释即“以道观之”则顺理成章，陈氏哲学原理以日地关系为基础，以勾股定理为表征，以日晷机理为典型，以太极函数曲线为表达方式清晰地呈现了“天道圆、地道方”的哲学内涵。

“以道观之”在陈著中表现为用“阴阳”解释一切且以日地关系为其客观基础，以太极定理为其数学表达。“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在陈氏原理中的解释是“所有物质和思想的呈现，都是日地关系背景下影射出的存在”（陈著：第72页），它不仅有自然地理的差异，如南北半球冬夏颠倒的最简单直观的区别；而且也影响到人文，如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基于自然条件的文化多样性和文明多形态的揭示在陈著中并不像地理环境决定论者那样机械刻板，而是有“圆而神、方以知（智）”的圆润与太极S曲线般的自然。陈著甚至称日地关系是超大科学装置，令人好奇的是这一装置的设计者和制造者究竟是谁？他直言：“阴阳”就是一个在“日地关系”科学装置中的实证结果，并称之为“众所周知的基本事实”。（陈著：第75页）

陈氏哲学原理的解释力极强。首先，它通过“阴阳”之道的寻根，间接但却有根有据地回答了“中国为什么没有西方式的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即李约瑟难题。孔子好《易》并将解《易》之途分为三种境界：初级者是巫之占卜；次之者是史之明数；高明者是己之明德。“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一语道破了孔子及儒家“重明德、轻明数、贱明命（占卜）”的天机。陈著整个第四讲事实上回答了李约瑟难题，在肯定孔子明德的功劳的同时，指出了其轻数的弊端。“恰恰由于孔子对易学的这个贡献，使得《周易》和《周髀》二者相互交融的程度远不及两希文化的交融，这与儒家君子不器、追求形而上者的价值观吻合。”（陈著：第102页）

其次，陈著对“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这一易学公案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他区别了《周易》及其部分研究者如金景芳、廖名春等所说的“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宋〕朱熹著，廖名春校：《周易本义》，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23页）的“天地之数”与“大衍之数”，认为“李光地为阐发朱熹《易学启蒙》大意所作的‘大衍圆方原’图。取用该正方形边长为7（径七），周长为4×7=28（周二十八），内切圆周长为π×7≈22（周二十二），方周与圆周的和恰为50，大衍之数由方圆一体而来；且合理地说明：因为无理数的存在，只有将该数字取用为49，才能将人类理性之数的50用于现实世界的计数之内，即‘其用四十九’。”（陈著：第51-52页）

在陈看来，所谓“大衍之数”就是推演天地自然、万事万物发展变化的方圆统一之数，并以王弼《老子注》为之佐证。王弼有言：“法自然者，在方法方，在圆而法圆，与自然无所违也。”（〔魏〕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4页）在陈看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其根源而言“归根到底是法方圆”。（陈著：第52页）用方圆、阴阳、日地关系、勾股定理解释一切，这便是“陈氏原理”通道为一的核心理念，也是其解释力极强的根本原因。在他那里，有“一通百通”的“道通于一而万事毕”（庄子言）的功能。

再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早熟特点与不足之处做出了自己的解释。我曾明确判言：“伏羲是中国哲学之父”。就其一画开天的人文始祖地位而言，这是中国哲学界几乎公认的。陈著引著名易学家廖名春之言：“依朱熹的解释，此图（先天八卦图——引者注）从震到乾是阳气上升的过程，就是所谓的‘自震至乾为顺’。由巽到坤是阴气上升的过程，就是所谓的‘自巽至坤为逆’。即天气转暖为顺，转冷为逆；并认为此图为伏羲所画，因而有‘伏羲先天八卦图’之称。”（廖名春：《<周易>经传十五讲（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5页）这些都证明了中国哲学的早熟。

陈著的贡献不仅在于以充分的证据肯定了伏羲中国哲学之父的奠基地位，更重要的是揭示了这一地位的由来：“先天八卦图是以日地关系为客观依据的。”他在该书第六讲“时空流变 阴阳变化”中以二十四节气变化深入地论证了自己的观点，可谓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在充分肯定中国传统文化很早就奠定了富有科学性和辩证法色彩的早期思想根基的前提下，陈著也十分尖锐且深刻地指出了其不足甚至弊端。

他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以‘天地’之虚幻代替了真实的日地关系，从而虚置了自然界。同时，也因‘树冠’倾斜于社会一端，虽然形成了‘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视天、地、人为一体的系统思想，但它不究天地存在之理，不追问事实之所以为事实的根据，反而以‘杞人忧天’的嘲讽待之，屈原的《天问》之作与投江之举，恰恰是对这一文化背景的逆袭注释。”（陈著：第199页）为了清除这一积弊，陈著“打破砂锅问到底”，最终不是寻找到了西方哲学发源之际追寻的万物的始基，而是找到了地球上人类思想原始的客观依据即日地关系。

这一思路得到了中外哲学最早都高度重视天文学等史实的支持，得到了自然科学史与哲学史关系的佐证，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与解释力。我曾有人类精神生产有三次大分工的假说：第一次是宗教从神话中分离出来；第二次是哲学从宗教中分离出来；第三次是科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陈著从某种意义上支持了我的假说。当然，他更以自己的独特发现为哲学思想的发源特别是中国哲学思想的发源找到了难以辩驳的可靠依据。这一贡献的意义目前尚未得到学术界普遍认同。所以，我们有义务向哲学界推介《方圆统一论》的核心理念与基础理论。

最后，陈著以“结合”与“复兴”双重主题伴奏超越了“启蒙”与“救亡”双重主题伴奏，体现了时代性，把握了规律性，富有创造性，更具解释力。《方圆统一论》的全书内在逻辑似乎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以史为镜、以史为基”“小切口入、大视野出”，全书的主旨、主脉、主要观点从目录中就可以一目了然，通读之后给人的感觉是先曲径通幽、再山重水复、又奋力登攀、最后到达光明的顶点，一览众山小。作者提醒我第五讲、第六讲是最要害的章节，也是作为文科学生的我最吃力的部分，如果大体看懂了这两讲，其他便不在话下。尤其是最后两讲由虚入实、从终极关怀与现实关怀的结合上，论及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现实意义，说到“知止为善”的文明观，体现出作者忧国忧民忧天下的“不走极端”的忧患意识。

全书风格也由具体问题的数理分析、辨名析理升级到了方法论、价值观，由形上学的思考渐入形而下的运用，从宇宙论的致广大而尽精微向价值论的尊结合而道复兴伸延，着眼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纵论“宅兹中国”五次大碰撞，推衍出超越“启蒙与救亡”的“结合与复兴”双重主题，旨在思考如何“走好中华民族自己的文明之路”（陈著：第298页），最核心的结论是融杠杆之事理、《周髀》之学理、《周易》之学理于一炉，于“文”意欲助力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于“理”意欲构建偶对平衡理念，以彰显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类、对世界的终极关怀。这既有对“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哲学终极之问的新的哲学省思，也更有“知止为善、不走极端”的警示作用。

如果没有前面十讲的铺垫与支撑，最后两讲“问道弱水、力平水土”“守正创新、赓续发展”的哲学方法论价值就会大打折扣。这也再次证实了我对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两大类四层次统一”的说法：哲学社会科学可以分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两大类，细分有“学术研究、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对策研究”四个层次，这四个层次在宏观管理上应该是统一的，在研究者可以有分工，但整体上没有学术研究的扎实功底，就没有理论研究的正确结论，用陈著的语言说就是没有数理就没有原理；而没有基础研究的学理奠基、哲理引领，就没有应用研究的正确思路，更细致地说就没有应用的恰当场景和对策的靶向治疗。

三、我对“陈氏原理”主要特征的理解

陈著有多方面的显著特点，这些特点有些是大家公认的，比如“融合文理、打通古今”“以数明理、追寻本根”“崇尚数学、大道至简”等等，有的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欣赏和概括的不一定都一致，甚至也不一定都准确。根据我自己的理解，我想说三个方面：

一是坚信“道通于一而万事毕”，以“阴阳”解释宇宙人生根本大道，涵盖了哲学真善美三大功能，用最浅显的事理揭示普遍的学理，阐述“自家体贴出来的”哲理，形成了陈氏哲学原理。正如编辑荐语所言：“究天人之际，穷万世之理”。用22.5°、√2、π这几个非凡的常数来解释世界之真；由a+b=1、a²+b²=c²的杠杆原理、勾股定理加持人类之美；用（a+b）²=a²+2ab+b²=1的完全平方公式演绎而来的

太极定理展示“阴阳相变”的中国智慧之美。“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真善美合一”在陈氏哲学原理中得到了独特而令人神往的新解。

我是赞同“道通于一而万事毕”即哲学之道具有普遍性，应能解释一切的。但我同时又与作者交流时补充了“道通于一而万事始”，六十四卦最后一卦是“未济”即并没有“毕”，而是又有新的“贞下起元”的新周期蕴含其中。世界的发展、社会的变迁和人类思维的深化既“道通于一而万事毕”即由以一贯之之道统摄一切，在陈氏哲学原理中是用“阴阳”统摄一切、解释一切、引领一切；又“道通于一而万事始”即由以一贯之之道发轫一切，在陈氏哲学原理的启示下，它意味着事物的矛盾运动不仅推动世界，而且创造新的世界，造福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二是由“两个结合”通过“三个面向”（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指向“第三个结合”。所谓“两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所谓“第三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人类文明一切积极成果相结合。陈著在论证自己的哲学原理过程中，结合了柏拉图的理念论、康德的时空观、黑格尔的辩证法，运用了《几何原本》《近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数理哲学导论》等西方名著的思想、方法甚至观点，是自觉践行“第三个结合”的。

只有“三个结合”三管齐下，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才真正能完美实现。冯友兰先生早年写了《中国哲学史》，将中国哲学分为“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我一直以为后毛泽东时代、冯友兰后时代，我们当代中国哲人应奋力书写中国哲学的“第三个时代”即进入世界历史新时代之后的中国哲学的“新学时代”。冯友兰的临终遗言是“中国哲学一定会大放光彩！”和“要注意周易哲学”。陈著是中国哲学大放光彩的一束光，是注意周易哲学的一个结果，事实上已经为书写中国哲学的“新学时代”做出了努力、开展了探索、有了自己的贡献。

三是融思想者之“思”与行动者之“行”于一体，彰显了哲学“无用之大用”，开广大法门为后学接引，使行者重思，让思者敬行。陈克恭同志先“学而优则仕”后“仕而优则学”，把学习中的思考、行动中的难题融会贯通冶于一炉，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先转识成智进入哲学层面的思考，既之转智成识实现从哲学向数学的“第二次飞跃”，终于修成正果，为当年张掖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找到了坚实的哲学基础，又为后来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思路的厘清提供了哲学论证。更为可贵难得的是以“知止为善”“不走极端”的方法论为破解“自我革命”“第二个历史答案”做出了论证，为化解人类面临的共同风险贡献了中国智慧。

当然，作为一部探索性的哲学原理之作，陈著也有自己的不足之处。一是有些结论下的有些简单，论证不够，需要进一步加强。比如，作者认为“阴阳”思想是中华文化的根与魂。这没有任何问题，我是举双手赞成的。但作者的论证显然是不充分的。如果从全书来讲，不说没有论证，甚至可以说整部著作都是为论证这一核心观点的。但在第九讲“世界通一 阴阳之道”应该更加集中深入地论证：作为“根”只有“阴阳”才能汲取营养、输送养分、联通大树的枝枝叶叶；作为“魂”只有“阴阳”才能使大树不仅有生理生命而且有精神血脉和思想生命。陈著曾用“玉玦”说明世界、思想总有其不完美之处，事物之实只能无限接近但永远也不会不能“完完全全”分有其“理念”；人类认识也只能无限接近事物本身而不可能“完完全全”揭示其全部真相。所谓“言不尽意”因“思不尽道”矣。可以忍容的缺憾本不应大张旗鼓地说出来，但诤友之谊不吐不快。

另外，作者引用古今中外典籍时都比较严谨，唯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个别定论引用时比较随意，既没有注明出处，也还有不太严谨的地方。比如，第八讲“思维之桥　阴阳之衢”第一个问题第一自然段一开头便说：“当马克思说‘存在与思维、物质与精神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时……。”这句话就不严谨，马克思没有说过这句话。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的思想是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提出来的。希望在陈著修订完善过程中，弥补以上两个方面的不足，使陈氏哲学原理从内容到形式都更加完美。

徐光启说《几何原本》“似至晦实至明，似至繁实至简，似至难实至易”（转引自陈著：第29页）此言亦可用来说《方圆统一论》。因有“三实”故我这个只读过大学事实上没有“上过”中学，而又只学了大学文科的很少很少一部分课程的“文科男”在看懂了全书之后十分兴奋。更让我信任此书的是，作者的许多重要观点既十分深刻又通俗易懂，比如：“确定性是对不确定的确定，不确定是通过确定来确定的”（陈著：第43页）等等。当看到一些观点支撑了我的说法时也十分欣慰，如陈克恭同志十分推崇的“孤阴不生、独阳不长”（陈著：第295页等多处引用《春秋谷梁传·庄公三年》语），与我讲敦煌哲学的大盛融通之道时作为灵魂而反复强调的“通而不孤”不谋而合。可见，哲学其实也还是有公理在的。

余论

末了，我还想再罗嗦几句，该书的形成据引言、后记和我与作者交往多年所知“是教学相长、学学相长”的产物，也是大学作为人类知识创新终端显示处的结果。陈克恭同志作为曾经的大学党委书记，为西北师大开创了一种具体实在、切实可行的“教学相长”“文理融通”的良好新风，也使“人类知识的进步需要团队合作”这一理念再次得到印证。这不仅是西北师大的幸运，也是甘肃学人学子的福分。

2025年8月17日草成于随缘斋

（甘肃黄河书院官方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