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山西结缘2000多年 “简”述人文交流咋跨越千里

敦煌山西结缘2000多年 “简”述人文交流咋跨越千里

原标题:【奔流文化·器物】敦煌与山西:跨越2000年的人文交响(上)

敦煌位于甘肃最西端,处在甘、青、新三省(区)交界处;山西则居于华北平原西部,依傍黄河之东,雄踞太行之西。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敦煌是通往西域和中亚的关键交通枢纽,被赞誉为“华戎所交一都会”,自汉武帝“列四郡,据两关”起,已历经了长达2100多年的岁月洗礼。山西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宛如一座宝库,珍存着整整5000年中华文明最为完整的记忆,享有“中国古代博物馆”的盛誉。

两地在地域上相距千里之遥,然而,当我们细细探寻,无论是在那神秘莫测的莫高窟壁画里,还是在那些历经岁月沉淀、散落在时光角落的简牍中,都能清晰地看到,敦煌和山西之间竟然有着长达两千年之久既真实又厚重的人文交流史。这宛如一条隐秘的文化纽带,跨越千山万水,将两地紧紧相连,在历史长河中相互辉映,共同演绎着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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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敦煌玉门关出土的3000多枚汉简中,据初步统计:戍卒名籍簿有106枚,相当于2000年前戍卒档案或花名册。其中14枚明确记载,上党、襄陵、绮氏、闻喜、皮氏、壶关、北屈、汾阴等地的戍卒,千里迢迢来玉门关边塞戍守。汉简记载了他们的姓名、所属县、里、职务、年龄和他们的武器装备、身体状况和烽火传递等。本文遴选二组8枚汉简释读。

【原简】第一组:

1.戍卒 河东郡汾阴高氾里 张贤 三石具弓 1636

2.戍卒 河东郡皮氏长子里 赵乐世 四石具弩 1663

3.戍卒 河东北屈东邑里张奉上

皂布袍一领 出 缇行 破一 出

白练裘袭一领 出 尚韦二两 一出 □一

皂布单衣一领 出 狗皮袜二两 一出

皂布绔一双 出 1686

4.临泽燧卒河东襄陵平望里马长居 260

5.□东闻喜利里 魏延年 848

6.戍卒 河东绮氏平泽里张禁 Ⅱ98DYT1:25

张贤、赵乐世、马长居、魏延年、张禁是戍守玉门关的戍卒姓名。

第一组汉简记录的是来自河东郡戍卒名籍,其中简5缺第一个字,根据简文判断缺“河”字。《汉书·地理志》:“河东郡,秦置”即今山西省运城市、临汾市一带。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简1—6有汾阴、皮氏、北屈、襄陵、闻喜、绮氏六个县名。简1中的汾阴,汉代县名,故遗址在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西南荣河镇庙前村。简2中的皮氏,汉代县名,故遗址在河津市阳村乡太阳村东南,原村口牌坊上书“古皮氏城”。简3中的北屈,汉代县名,故址在今临汾市吉县北麦城村。简4中的临泽燧,玉门关烽燧名。襄陵,汉代县名,故址在临汾市襄汾县西北。

简5中的闻喜,即现闻喜县。《汉书·地理志》:“闻喜,故曲沃。晋武公自晋阳徙此。武帝元鼎六年行过,更名”。闻喜古称左邑县桐乡,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武帝正在河东郡前往缑氏的途中,行至左邑县的桐乡时,忽报闻汉军大破南越国的喜讯,他当即指示划出左邑县部分区域设置闻喜县,以纪念闻听喜讯的地方。

简6中的绮氏,汉代县名,故址在运城市临绮县牛杜镇铁匠营村。高氾里、长子里、东邑里、平望里、利里、平泽里是汉代最基层的自治组织,相当于现在的村。这些村名早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或许在当地都没有流传下来,远在千里之外的玉门关却留下了古老的地名。

简1、2中的三石具弓、四石具弩是戍卒装备的远射武器。简3是名籍和戍卒物品登记清单,有皂布袍、缇行、白练裘袭、尚韦、皂布单衣、狗皮袜、皂布绔等7种汉代服饰鞋袜。皂,黑色。袍,直腰身、过膝的外衣。缇行,汉代官马制度中有“缇行胜”的专业术语,意为表现出色的官马。“缇行”在此推测是为骑马装备,具体形制无考。白练,白绢。裘袭,衣襟在左边的衣服;《释名》:“袭,匝也。以衣周匝覆之也”。指衣上加衣。裘袭即动物皮毛做的袭。尚韦,尚,通“鞝”;韦,熟皮,即皮鞋。“两”在这里是量词,反映了汉字职能的扩展和减缩过程。

【原简】第二组:

7.上党郡五凤四年戍卒壶关修成里阎备 1067

8.戍卒 上党郡屯留畼石里 公乘 赵柱 年廿四 庸同县閟里 公乘 路通 年卅三 有劾 2077

第二组简是来自上党郡的戍卒名籍。上党,汉代郡名。《汉书·地理志》:“上党郡,秦置,属并州。有上党关、壶口关、石研关,天井关”。五凤是汉宣帝刘询的第五个年号。

五凤四年,即公元前54年。壶关,汉代上党郡下辖县,现山西省长治市壶关县。修成里,壶关县下辖最基层自治单位,相当于村。阎备,戍卒名。

简8的屯留是汉代上党郡下辖县,现长治市屯留区。畼石里,是屯留县下辖最基层自治单位,相当于村。屯留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汉,有“古韩要地”“三晋通衢”的称号。

“卞和获璧”的历史典故是屯留的文化积淀。公乘,汉代爵位名称。《汉书·百官公卿表》:“爵:一级曰公士,二上造,三簪袅,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是汉代二十级军功爵制的第八个。赵柱,戍卒名。庸,雇工、雇佣,有“取庸代戍”的含义。庸同,汉代同一县的人才允许“取庸代戍”。閟里,屯留县下辖最基层自治单位,相当于村。路通,戍卒名。有劾,劾的含义与审理、判决相关,汉代法律文献中的“劾状”“劾验”指的是弹劾、揭发、审验罪过的文书。有劾,是有案在身‌。简文意思是:上党郡屯留县畼石里二十四岁的公乘赵柱,代替屯留县閟里三十二岁,有案在身的公乘路通在玉门关服役。

这些山西籍子弟,史书中没有他们的记录,他们的故乡也没有留下记录,他们的名字却永远留在了敦煌。正是这些普通人的默默付出,维护了边关安全,保障了丝路畅通和中原与西域交流,他们是丝绸之路的守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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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也有不少山西人和敦煌结下不解之缘。

翻开中国古代军事史,可谓将星闪耀,英雄辈出。但最为璀璨的将星非西汉冠军侯霍去病莫属。

霍去病(公元前140-公元前117),汉代河东郡平阳县人,今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西汉名将、军事家、民族英雄。他17岁开始参加汉朝对匈奴“河南之战”“河西之战”“漠北之战”。凭借着超高的军事天赋,年少成名,一战封侯,出道即巅峰。特别是他21岁时在“漠北之战”中创造的“封狼居胥,禅于姑衍,登临瀚海”被中国历代军人视作最高荣誉和典范。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为开通西域,解除匈奴对长安西北方的威胁,汉武帝派霍去病于当年春、夏两次出击盘踞在河西的匈奴,两次大获全胜。

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匈奴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中多次立体、系统地记录了这次与敦煌有关的“河西之战”。其中,《匈奴列传》记载最为简洁传神:

其明年春,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击匈奴,得胡首虏万八千余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骠骑将军复与合骑侯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里,击匈奴。过居延,攻祁连山,得胡首虏三万余人,裨小王以下七十余人。

这次战役的结果是:

其明年,浑邪王率其民降汉,而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

河即黄河,南山即终南山,盐泽即现罗布泊。河西之战后,中原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彻底打通,河西走廊真正纳入汉朝版图,同时也为“列四郡、据两关”奠定了基础,实现了汉武帝“开玉门,通西域”的战略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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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山西人,便是长罗侯常惠。

常惠,太原人,西汉杰出的外交家、军事家。常惠少时应募随苏武出使匈奴,被拘十余年,昭帝时还,拜为光禄大夫。常惠于汉宣帝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以汉校尉职务,持节协助指挥乌孙军队大败匈奴,封为长罗侯。常惠历事三朝,六出西域,指挥乌孙军队北击匈奴,惩处龟兹,平定乌孙内乱,为西域稳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史学家班固对常惠在《汉书·西域传》《傅常郑甘陈段传》《匈奴传》中不吝笔墨,饱蘸深情,大篇幅记录了他在西域的丰功伟绩,盛赞其“明习外国事,勤劳数有功”。北宋政治家、大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汉记》中再次大篇幅收录了常惠的事迹。班固在《汉书·西域传》中写了常惠路过敦煌的故事:

使长罗侯光禄大夫惠为副,凡持节者四人,送少主至敦煌。未出塞,闻乌孙昆弥翁归靡死,乌孙贵人共从本约,立岑陬子泥靡代为昆弥,号狂王。惠上书:“愿留少主敦煌,惠驰至乌孙责让不立元贵靡为昆弥,还迎少主”。

这段资料记录的是汉朝和乌孙国继细君公主、解忧公主后的第三次和亲事件,在该事件中,常惠路过敦煌。

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乌孙王翁归靡通过常惠上书汉宣帝,乌孙国要立解忧公主之子元贵靡为王位继承人。同时,希望元贵靡再娶一位汉朝公主,乌孙国和汉朝就是亲上加亲,愿以乌孙马、骡各千匹为聘礼。汉宣帝选解忧公主的侄女刘相夫为公主,配置各类官方服务人员百余名,住在上林苑,学习乌孙语言。之后,命常惠为副手负责送亲。常惠送相夫公主到敦煌还没有出玉门关,从乌孙便传来消息,乌孙国王翁归靡病死,乌孙贵人按原先约定,立解忧公主第一任丈夫岑陬与匈奴妻子生的儿子泥靡为昆弥,号狂王。常惠即上书要把相夫公主留在敦煌,他自去乌孙国责问为什么不立元贵靡为昆弥,再回来迎接公主。

这是历史典籍中常惠路过敦煌的明确记载。

1907年3月,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玉门关小方盘城东北4.5公里的宜秋燧采掘到一枚汉简,是宜秋燧为长罗侯常惠下属廪给畜食记录:

出茭一钧七斤半斤以食长罗侯垒尉史橐他一匹三月丁未发 至煎都行道食率三食十二斤半斤 简文中的茭,干草。钧,一钧30斤。橐他,骆驼。骆驼的干草供给标准是每顿12.5斤,三顿是1钧又7.5斤。长罗侯即常惠,常惠于汉宣帝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以汉校尉持节协助指挥乌孙军队大胜匈奴,被封为长罗侯。垒尉史官,下级军官名,相当于卫队长。

这枚汉简虽然是草料出库登记,却可以读出两层信息:一是长罗侯常惠过玉门关出使西域;二是为保障丝路畅通,沿途不但保证使者人员食物、水等所需物资供应。骆驼、马等也能得到草料的保障供应。

1990年,在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悬泉置元康五年正月过长罗侯费用簿》简册,记载了元康五年(公元前61年)常惠出使乌孙时,悬泉置接待其使团一行人食材和人员清单。简册由18枚木简组成,每简长23厘米,宽0.8厘米。简文记载了悬泉置为接待长罗侯常惠一行384人,置办牛、羊、鸡、鱼、豉、粟、米等各种食材,极为丰盛。

从简册记载时间和人员上看,《悬泉置元康五年正月过长罗侯费用簿》应在常惠送相夫公主前往乌孙和亲的时间段,悬泉置接待了送亲团队。历史典籍的记录和玉门关、悬泉置出土文物互相印证,高度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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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这是敦煌民间流传的一首民谣,说的是先祖来自山西洪洞县大槐树。

大槐树移民,是发生在明洪武三年(1370年)至永乐十五年(1417年),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有组织、有计划的移民事件。明朝初建之时,历经几十年灾荒战争,民生凋敝,各地多处出现人烟断绝的状况。而当时的山西,由于地理因素,远离战乱,风调雨顺,人丁兴盛。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认为迅速发展农业才是立国之本,人力是发展的重中之重。为了解决人口问题,移民就成了明朝初期重要的国策,山西成为移民的重点。按“四家之口留一、六家之口留二、八家之口留三”的比例迁移,先后数次从山西向中原及其他省份移民近百万人,也包括当时的陕甘。

相对可信的说法是:按照朝廷规定的路径,山西移民必须经过洪洞县统一登记分配。据民国六年(1917年)《洪洞县志》记载,当时明朝政府在洪洞县城北广济寺设立移民机构,大槐树在广济寺旁边,山西民众聚集在大槐树下,等待发放凭证和补偿金,领取“凭照川资”,迁移各地。他们启程之时,一步一回头,直到大槐树和树上的老鹳窝在视野中渐渐消失,于是就有了前文的歌谣。

近现代的敦煌人,绝大部分都是清朝雍正五年后从当时甘肃60个州县厅卫移民而来,其中黄河以东占多数。他们来敦煌时,带来了祖传的歌谣。至今,一部分敦煌人骨子里认为自己的根和魂在山西大槐树,两地有着剪不断的渊源。

文丨奔流新闻通讯员 孙宏 记者 荆雯

(奔流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