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能死而复生？甘肃战国竹简记载怪诞故事

原标题：简阅千年古史　牍写华夏文明

简牍，开启华夏文明的写本时代。据不完全统计，我国迄今发现超过30万枚简牍，这些写在竹片木板上的古文字、古文献以及凝聚其中的“中国记忆”，穿越时空来到世人面前。

甘肃省是名副其实的“简牍大省”，从1907年斯坦因在汉代敦煌烽燧发掘出简牍以来，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甘肃陆续发掘出了6万多枚简牍，其中汉简居多，占全国出土汉简总数的一半以上。

今年9月9日，作为目前中国汉简藏量最大的专题类博物馆，占地面积达3.7万余平方米的甘肃简牍博物馆建成正式面向公众开放，千余枚简牍首次亮相，这些珍贵的文物资源拂去尘埃迎来新的纪元。

“甘肃简牍博物馆目前有馆藏文物50129件（组），其中珍贵文物有3万多件。”说起该馆的馆藏，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朱建军自豪之情溢于言表：“而且，国家一级文物有1679件（组），其拥有量在全国六千多家博物馆中名列前茅。这5万多件文物中，简牍就有将近4万多枚，还有1万多件与简牍相伴出土的其他文物。”

甘肃简牍博物馆的建成开放，标志着我省乃至国内外对简牍学的研究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而那些温暖灯光照射下的精美展厅里，一枚枚简牍开始日复一日迎来专家、学者以及普罗大众的无数次驻足观望。

“品读简牍上的文字就是一种跨越时光的享受，千年前古人的文字在细致生动、通俗易懂的注解装点下，好像在为我讲述着那十分久远的故事。”游客白榕偏爱历史文化，她在参观时神情格外投入：“有了这些文物，我们才能真正走进历史去探寻先祖们度过的烟火岁月，这应该是让这些‘竹木之书’呈现于大众视野的重要意义。”

历史的细节最动人。甘肃简牍博物馆倾力打造的“简牍时代”“简述丝路”“边塞人家”“书于简帛”四个陈展匠心独具，在古代经典的诠释、传播方面作出了全新的尝试，充分利用最专业的研究成果和最尖端的科技手段，让书写在竹片木板上面的文字都“活”了起来，这必将为简牍学的大众传播创造新的契机，为文化传承开辟新的空间。

“除了简牍本身，馆内还通过展示和解说，向游客详细介绍简牍的制作工艺、保存方法及其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对于简牍的研究，甘肃简牍博物馆陈列展览部主任、甘肃简牍博物馆基本陈列策展人韩华倾注了多年的心血，如今看到诸多研究成果得以服务大众，他也是颇为欣慰。

“文字写在简牍上，保护它就是在保护中华文明的载体。”他感慨地说。

甘肃简牍博物馆展出的“悬泉里程简”，是证明丝绸之路东段线路存在的实物佐证。边塞苦寒，守土担责。人间至爱，千年不泯。小小简牍保留了未见诸正史的普通人的生活小事，道出古人的悲欢离合。

敦煌悬泉置遗址位于距离敦煌64公里的戈壁荒原中，在3年的发掘中，悬泉置遗址出土各类遗物达7万余件。著名考古学家徐萍芳曾评论说，悬泉置的发掘是丝绸之路考古学上的“伟大发现”。

“古人既然留给我们那么多灿烂的文化遗产和资源，我们就应该好好地珍惜并发掘，让更多的人知道和了解古老而辉煌的甘肃。”考古学、简牍学、古建筑学专家，敦煌悬泉置遗址发掘主持人何双全曾感慨地说。

因简牍内容晦涩、学术门槛高，简牍学曾一度被称为“绝学”。近年来，为了更好保护、研究、展示这一珍贵文化遗产，甘肃简牍博物馆在筹备成立之时就组建了最专业的研究团队，不断加强推动简牍整理与研究，并与多所高校开展合作，组建多学科研究团队，旨在让“冷门”不冷、让“绝学”有继。

“简牍所记载的是中华民族在不屈不挠的前进道路上的动人故事，彰显的则是华夏文明光辉的思想和灿烂的文明。”朱建军坚定地说：“我们有信心，把甘肃简牍博物馆打造成国家‘卓越博物馆’，并且还要努力将其打造成中国简牍博物院，这也是我们的职责和担当所在。”

□兰州日报社全媒体首席记者　李超

（兰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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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已是人们对甘肃最为熟悉的文化符号，但却很少有人知道，甘肃还是中国简牍大省。“大量的简牍不仅是出土文献，也是百科全书，只有不断地挖掘简牍历史文化资源，才能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的古代文明。”中国的简牍学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其分量之重从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朱建军的一番话里便可以清晰地感受到。

他说：“从首次发现到目前，一百年来经过无数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简牍研究专家等的辛勤耕耘，将掩埋在漫漫黄沙之下的历史还原，可以说其意义如何评价都不为过。”

7万简牍出甘肃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绵延数千年而不绝，文字记录功不可没。纸张面世之前，古人用竹简与木牍作为“写本”，合称为“简牍”。甘肃素有“汉简之乡”的美誉，汉简是甘肃省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

“很多观众在第一次听到‘简牍’两个字的时候会很疑惑，可能连简牍是什么都不太了解。”甘肃简牍博物馆陈列展览部主任、甘肃简牍博物馆基本陈列策展人韩华说。“不过没关系，甘肃简牍博物馆为所有走进这里的人精心准备了“简牍时代”“简述丝路”“边塞生活”和“书于简帛”四大基本陈列，在这里人们可以轻松知道何谓简牍，甘肃出土简牍遗存，简牍学发展的学术史等等。”

以百年前的敦煌发现为起点，从居延到金关，韩华在采访中娓娓道来，讲述丝绸之路上河西地区简牍考古历史纪实，重温简牍考古出土时的情境和发掘简牍考古的历史源头。

《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典有册”中有关简册的最早记录，让有些研究者认为简册的出现可追溯到殷商时期。从殷商到魏晋，近两千年时间里，竹木简牍是最主要的文字载体之一，学者把这段时期称之为“简牍时代”。

20世纪是简牍大发现时代。自20世纪初以来，全国出土了数量众多的简牍，其中甘肃境内出土了先秦至魏晋时期的简牍近7万枚。简牍出土地点有汉塞烽燧、汉晋驿置，以及秦汉晋墓葬等各类遗址。

敦煌汉简与斯坦因的驼队

据了解，西北简牍的发现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开始是在清政府风雨飘摇、国势衰微的情况下，外国考察家、探险家一批批涌入西北，对大量千年古迹疯狂盗挖，所获文物陆续成了西方列强博物馆的藏品。而敦煌汉简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与世人见面的，这里必须要提到的一个人便是英籍匈牙利探险家斯坦因。

二十世纪初，外国探险家的足迹遍布中国各地，斯坦因便是其中之一。受英国政府派遣，他进行了多次中亚考察，发现了大量敦煌卷本和汉晋简牍等文物，并带回英国。随后，他的第二、三次探险活动在敦煌等地汉代烽燧遗址又获得大量汉简，总数3000余枚，称之为“敦煌汉简”，现收藏于英国。

“敦煌汉简的发现，使后人对河西疏勒河流域的汉代边塞风貌以及汉王朝当年在西北边郡艰苦经营的情形，有了真切的了解，是研究汉代敦煌、酒泉二郡的屯戍活动乃至两汉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中西交通和社会历史的珍贵史料。”韩华说。

韩华介绍，1900年至1901年，匈牙利人斯坦因受英国政府派遣进行了第一次中亚考察，在新疆尼雅遗址掘获魏晋汉文木简40余枚和佉卢文木简524枚。1906年4月27日至1909年1月，斯坦因完成了第二次中亚考察，根据刊布资料可知，这次考察时他在敦煌掘获的汉简总数在3000余枚。

1913年8月至1916年3月，斯坦因第三次考察中亚，重访新疆尼雅、安德悦、米兰和楼兰遗址。从1914年5月起，斯坦因经安西到酒泉，前往黑城遗址（喀拉浩特），除在酒泉敦煌一线汉塞烽隧再次挖掘外，还在黑城地区挖掘了大量西夏、吐蕃、回鹘文文书。

居延汉简

从贝格曼掉了一支钢笔说起

居延遗址分布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和甘肃金塔县境内，在这里出土的汉代简牍，后来被人们称为 “居延汉简”。居延汉简的内容主要是与军事、政治活动相关的汉代屯戍文书，也有和地方行政及社会、经济相关的其他文书，及少量文献典籍。

“居延地区汉简有两次大的发现。”韩华告诉记者：“第一次是由中国学术团体同瑞典斯文赫定共同组织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从1927年至1935年进行了科学考察发现的。发现居延汉简是从贝格曼掉了一支钢笔说起。”在韩华的讲述中，还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贝格曼是当时一位年轻的瑞典考古学家，他在报告书中这样叙述了木简的发现过程：“测量这个方形遗址的时候，我的笔掉到了地上。当我弯腰去捡时，我在笔的旁边发现了一枚保存完好的汉代铜钱（五铢钱）。仔细环顾四周，又发现了一个青铜箭头和一枚铜钱……翌日（27日）正式开始发掘，很快发现了一个窄木片，其形状让我想起楼兰出土的木简文书。那样的东西，斯坦因也曾在甘肃、新疆发现了好多。正想说找找木片上是否写着文字，话还没说完，我自己就发现木片上有墨写的依稀可辨的汉字。”贝格曼的这种判断也成为发现多达万余枚居延汉简的契机。

就这样，1930年4月27日至1931年3月27日，贝格曼在11个月的时间里沿额济纳河流域踏查了南北250公里、东西60公里的范围，发现古遗址410多处，其中在30个地点出土汉简，共出汉简10085枚。这一发现震惊了学术界。

居延新简

锁在文件柜档案库里的军事秘密

1972年至1974年，由甘肃省博物馆、酒泉地区文化主管部门和当地驻军等单位联合组成的居延考古队，对额济纳河流域汉代烽燧进行了全面的考古调查，并在甲渠候官、甲渠塞第四燧、肩水金关等遗址进行全面发掘，共出土了简牍2万余枚，其他文物2300余件。这些汉简被称为居延新简。

“大湾城、地湾城、肩水金关等一座座要塞、烽燧紧密相连，成为河西四郡的重要屏障和桥头堡。”韩华告诉记者：“经过几代历史学家们对几万件汉简的整理解读后，一个司马迁、班固也未曾告诉你的汉代展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居延汉简出自汉代西北边疆要塞驻军遗址，所以其主体多是与军事有关的简牍，而且大都是当年锁在文件柜、档案库里的军事秘密。”

他说：“2000余年前的肩水金关，作为汉王朝在黑河通道设立的重要关口，地位绝不亚于玉门关和阳关。从肩水金关出土的纪年简看，它从汉武帝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设关，一直延续到了晋武帝太康四年，时代跨度达200多年。除了数量庞大的汉简外，在肩水金关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汉代吏卒屯戍活动的遗物。”

1971年至1973年间，甘肃省文博部门对甲渠候官遗址和肩水金关遗址进行了再次发掘，后者出简11000多枚。如果再加上1986年地湾出土的700多枚，两地先后出简15000多枚，是新旧居延汉简总数的一半。

悬泉汉简

见证丝绸之路上的中西文化交流

1987年在甘肃省敦煌市甜水井附近发现一处历史遗迹，根据出土文物，这处遗迹终于露出了神秘面纱——悬泉置。悬泉置的全称为“敦煌郡效谷县悬泉置”，遗址坐落在今天瓜州、敦煌两县市的交界处，是一座用土坯砌筑的院落，院内有28间大小不等的房屋。遗址出土汉简23000余枚，其他各类遗物6000余件以及各类陶器残片30000余件。

“置，相当于后世的邮驿，而悬泉置就是当时一座官方邮驿接待机构，功能和职责主要是传递朝廷公文和军情急报，接待过往官员和西域使者。”韩华告诉记者：“悬泉置坐落在丝绸之路中西大道必经之地，悬泉汉简对于研究两汉时期西北边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丝绸之路上的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的历史佐证。”

诸多专著问世

让珍贵古文字重现世间

甘肃简牍发现的时间早，研究的持续时间也特别长。从1907年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考察发现了敦煌汉简以后，简牍学就成为一门学科建立起来了。

“早期，在国内，罗振玉、王国维出了一本叫《流沙坠简》的著作，收录了斯坦因所获汉简文书。”甘肃简牍博物馆整理研究部主任肖从礼告诉记者：“依据简文内容和性质的不同，将其分为小学术数方技书、屯戍丛残、简牍遗文三类。《流沙坠简》是简牍学的奠基之作，为简牍学研究提供了重要范例。所以说，简牍学其实从诞生之初就是一门国际性的显学，国内外一流的学者都参与了其中的整理研究工作。”

这十几年，许多研究简牍的专家学者，不遗余力地推进着甘肃简牍的研究工作。尤其是甘肃简牍博物馆成立以来，不断推进对馆藏简牍的整理出版，成果丰硕。目前，已陆续完成《肩水金关汉简》《地湾汉简》《悬泉汉简》《玉门关汉简》《甘肃秦汉简牍集释》整理出版工作，为相关的学科研究提供了最新的第一手资料，丰富了丝绸之路和中西文化交流互鉴的文化内涵，让甘肃简牍文物上的珍贵古文字得以重现世间。

其中，《甘肃秦汉简牍集释》是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共四部十卷，收录放马滩秦简、武威汉简、敦煌马圈湾汉简、居延新简等秦汉简牍约1.1万枚，并将图版、释文、校注有机编排，图版原貌呈现，释文汇集众说，堪称是集甘肃简牍研究成果之大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甘肃简牍博物馆精心推出的大型著作《“简”述中国》丛书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文书皇皇》《行役戍备》两册均已问世，计划将出版10册。

“这套丛书的推出，旨在深入挖掘简牍的内涵，以简明通俗的语言、生动有趣的故事、图文并茂的形式，为大众打开一扇了解中国古代历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窗口。”肖从礼说。

□兰州日报社全媒体首席记者　李超　文/图

简述时光　历史细节最动人

简牍是原生态的文献资料，展现了我国古代历史最真实的面貌。在甘肃简牍博物馆，细细长长的简牍被陈列在玻璃罩中，灯光打在木简上，墨书仿佛笼上了一层沙色的雾。4万余枚简牍以及与其相伴出土的1万余件文物记录了久远的丝路风物，并在跨越两千多年时光后的今天，带着历史的印记铺陈在世人面前，于无声中诉说着那些有关春耕的“仪式感”，那些穿越千年的浪漫情谊，那些兵马屯戍的“烽烟气”以及寻常百姓事。

简牍记载的内容可谓事无巨细，包罗万象。在甘肃简牍博物馆整理研究部主任肖从礼的生动讲述中，一枚枚简牍更是瞬间鲜活了起来，丝绸之路上尘封已久的历史穿越时光浮现于眼前，那些发生在丝绸之路上寻常人物的寻常故事仿佛就在身边。

见证古丝绸之路的繁荣和兴盛

敦煌悬泉置遗址在汉魏时期为一驿置机构，全名为“敦煌郡效谷县悬泉置”。这里共出土有字汉简23000多枚，简文内容涉及诏书、律令、科品、檄记、簿籍、爰书、劾状、符、传、历谱、术数、典籍字书、医方、相马经以及私人书信等。甘肃简牍博物馆藏有一枚简，记载了龟兹王和夫人途经敦煌悬泉置时的住宿情况。木简文字残缺不全，但是基本内容清楚，共有三栏文字，每栏两行，主要讲述了龟兹王和夫人路过悬泉置时的接待规格、居室摆设及相关仪式。

根据译文，龟兹王夫妇在悬泉置得到了汉朝政府的高规格接待：在大门口安排有两名官吏做门迎。悬泉置为龟兹王夫妇专门准备了相应的坐卧生活用品；在堂上放置有一八尺卧床，床上有青黑色帷，其他的四张卧床皆张帷。除此以外，在传舍门内供人坐用的床亦张帷，专供贵人使用。

肖从礼说：“龟兹王夫人弟史是解忧公主的长女，是汉朝血脉，尽其所能为其提供最好的接待，也不失汉地对龟兹王和夫人的一种隆重礼遇。除此之外，敦煌马圈湾汉简和悬泉汉简中还有若干关于龟兹来汉的记载，这些汉简的发掘，对于研究两汉时期龟兹与汉朝关系提供了佐证。”

由此可见，甘肃简牍记载的内容清晰反映了汉代中原王朝对西域地区的有效管控，以及汉帝国与西域三十六国交流往来的历史渊源，可以说，简牍见证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开通、繁荣和兴盛。

甘肃简牍博物馆陈列展览部主任、甘肃简牍博物馆基本陈列策展人韩华告诉记者：“悬泉置坐落在丝绸之路中西大道必经之地，遗留下来的简牍文书主要属于丝绸之路上东西交往的记录，这对于研究两汉时期西北边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特别是邮驿交通、民族社会、中原与西域、中亚、西亚、南亚和地中海沿岸古代国家的关系，以及丝绸之路上的中西文化交流，至为重要。”

普通人的生活映射最真实的历史

《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册》是于1974年在甲渠候官衙遗址出土的一份东汉初年的法律文书。据简中所述，建武二年（26年）十二月，一个小官吏甲渠塞障候粟君雇了一位居延县的百姓叫寇恩的去觻得县替自己卖鱼，当时议定的工钱是一头牛和二十七石谷，但鱼价要卖够四十万钱。寇恩没有卖够这个价钱，卖掉赶车时抵用工价的那头牛后才凑了三十二万钱，还差八万，于是粟君扣押了寇恩的一些车器杂物。第二年的十二月，粟君却向居延县廷告状，说寇恩欠牛不还。

居延县廷收到粟君的起诉书后，要求寇恩所在的都乡查明情况。在问案的过程中，寇恩声称自己早已还清了债务，理由是卖鱼时同去的还有粟君的妻子业，途中寇恩给业买过十斤肉和两石大麦，回来时还为她赶车没有收费，而且自己的儿子为粟君捕了三个多月的鱼，却一直没有拿到工钱，加上被粟君扣押的车器杂物，所有这些早已超过了所欠的八万钱，况且牛本来是抵用工钱的，根本不牵扯赔偿问题。乡里专管刑狱的官吏也判定寇恩无罪。

肖从礼告诉记者：“寇恩册是一份完整的司法文书，内容涉及军事、民政、法律、经济等各方面内容，是研究东汉初年社会历史的重要文献。这份两千多年前的官告民的诉状，不仅向人们展示了当时从诉讼到审讯再到结案的全过程，同时也清晰呈现了当时的人际关系、经济状况，以及寇恩的艰辛、勇敢，还有司法中的情与理。”

类似粟君这样的故事、这样的人，在简牍中还有很多。如甘露二年在全国通缉一个在广陵王刘胥谋反案中受到牵连的奴婢丽戎的故事；康居国的使者杨佰刀在向汉政府献贡的途中，与酒泉的评估官吏发生纠纷的故事；来自中原的守边士兵因为家中年迈的双亲无人照料而忧心如焚的故事；一名叫广德的基层官吏因为工作失职而受到处罚通报的故事等。

肖从礼感慨地说：“这些简牍让古代的生活更加清晰和细致地呈现在人们眼前，并非只有大人物或大事件，更多的是记载了当时诸多普通人生活中的故事，但也正是这样无数普通人的点点滴滴，才真正映射出了最真实的历史。”

呈现汉代边塞管理模式及细节

1974年，《侯史广德坐罪行罚檄》于汉居延都尉甲渠候官（俗称破城子）遗址出土。用一根树枝做成，形制特别，俨然一根棍子。长82厘米，下部直径3.5厘米，上部1.5厘米。正背两面刮削写字，左右两侧未加刮治。

正面写檄文标题：“候史廣德，坐不循行部、涂亭、趣具諸當所具者，各如府都吏舉。部糒不畢。又省官檄書不會會日。督五十”，背面写候史广德坐罪行罚的具体事由。檄文分22栏书写，列举了第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6个隧守御器和防御设事废弛败敝情况，十分细致。鉴于候史广德的严重失职行为，将其责打五十大板，并以檄文形式通报其他各部。

肖从礼告诉记者：“檄文完整具体，对研究居延防线各部隧的防御设施及边防吏卒的管理具有重要价值。”

《长罗侯过悬泉置费用簿》是出土于悬泉置的汉简，记载的是元康五年接待出使乌孙的长罗侯常惠及其随从154人、弛刑士300人的食材账单，详细记录了招待长罗侯常惠一行人，置办了牛、羊、鸡、鱼、酒、豉、粟、米各种食品。简“今使者王君将于阗王以下千七十四人，五月丙戌发禄福，度用庚寅到渊泉”，记载于阗国王带着一支1074人的队伍，返回于阗时在悬泉置住宿的信息。在同一探方出土的78枚中，钱米粟等出入簿有9枚，购入釜、杯等餐饮器具2枚，记载接待出使西域人员简4枚。

“由此可知，悬泉置啬夫安，职务小，事情多，平时有大量的食材、餐具经手采购，餐具损毁也时有发生。悬泉置远离郡县，孤悬沙碛，若置丞、置佐监管不力，啬夫有许多‘持私’的机会和便利。汉代对官员贪腐的惩戒非常严厉，贪腐的官员依据《盗律》处罚，量刑标准翻倍。‘监守自盗’一词就来自于汉朝法律。”肖从礼介绍说。

对简牍所反映的珍贵史料，韩华也颇有感触：“中国古人不仅创造了丰富灿烂的物质文明和文化艺术作品，更创建了独树一帜的制度文明。与物质文明、文化艺术相比，由于缺少文物实证，制度文明的探索困难极大。幸运的是，20世纪甘肃简牍的出土，通过文字记载的方式弥补了这一缺陷，拨云见日，呈现了中央集权体制下文书高效运转、国家实时控制的细节。”韩华说。

放马滩竹简记载死而复生的怪诞故事

1986年3月，甘肃省天水市北道区放马滩秦墓（编号M1）中出土一批战国晚期竹简，每简25—43字，每简书一条内容。一章写毕，如还有空余处，接写另一章，以圆点或竖道区分。共有竹简461支，其中《日书》甲种73支，《日书》乙种388支（含《丹》篇7支）。现均藏于甘肃简牍博物馆。

《丹》篇又名作《墓主记》《志怪故事》《邸丞谒御史书》，主要讲述了一个叫“丹”的人起死回生、重返人间的奇闻异事，并借助死而复生者之口，描述了死后世界的种种见闻。

简文大意：八年八月己巳，邸丞赤上报御史。有一个出生在大梁王里，名叫作丹的髡（kūn）徒，某某七年，在垣离里中用箭矢伤人，随即自杀，被（弃市）三日，埋葬在垣离南门外。三年后，他死而复生。犀武和他的一个精通卜算人命的舍人认为丹罪不至死，所以请司命史公孙强让白狐将丹的尸身从墓中挖掘出来。

根据简文记载，丹在墓上站了三天，又随司命史公孙强到赵国北方的柏丘一地。满四年之后，丹才能听到狗叫鸡鸣的声音，才能够吃生人吃的饭食。那时丹的外貌是这样的：喉部有疤痕、眉毛稀少、面色发黑、四肢僵硬。

志怪故事的题材多为民间流传的非现实的故事，在《丹》篇的记载中，后人不仅读到了一个荒诞离奇的故事，从中也依稀可以窥见当时人们的生存状况和社会现实，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和喜怒好恶。这些志怪故事，也是后期志怪小说的雏形。

从先秦至魏晋，甘肃境内出土的简牍数量庞大、内容丰富，全面展示了简牍时代中国古老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等。可以说，竹木简牍使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绵延不绝，是研究西北史、秦汉史以及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资料，并深刻地影响了一个世纪以来的学术研究。“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甘肃简牍文献，是丝绸之路上万千故事的日常书写，亦是秦汉时期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历史、地理的第一手资料，对研究丝绸之路、研究中国古代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谈到简牍的史学价值，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朱建军感慨地说。

兰州日报社全媒体首席记者　李超　记者　刘宝丽　文/图

简牍书法　率意书写即巅峰

简牍是纸张发明之前，中国古人最主要的文字书写载体之一。这些来自几千年前的简牍上的文字，不仅记录着当时的风物生活、法律世俗，还是中国毛笔书法之源。其中，从秦代到两汉是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对中国的书法艺术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让我们跟随着专家的讲述，走进简牍书法的精彩世界。

简牍：

秦简质朴　楚简浪漫　汉简开张

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田野考古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为中国文字的起源提供了新证据，即史前文明中彩陶上的神秘刻画符号，特别是甘肃八千年前的大地湾彩陶、四五千年前的马家窑彩陶的刻画符号等。由此可见，汉字的诞生非一人一手之功，是先民长期累积发展的结果。

“甘肃是中国简牍大省，出土的汉简有6万多枚，占全国出土汉简的一半以上，是名副其实的‘汉简之乡’。这些简牍是现今所见到的最早的墨迹文字，也可以视为早期的书法作品，对于研究汉字形体的演变有非常珍贵的历史价值。”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朱建军说。

近年来，甘肃的简牍书法越来越受到书法界和学术界的重视，其历史文献价值和书法艺术价值，对当代书法的研究和创作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甘肃地区的简牍书法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秦国开始，汉字在这个地区得到广泛传播，而甘肃地区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也使得简牍书法具有了丰厚的文化基础和鲜明的特色。”朱建军感慨地说：“简牍书法具有率意自然、以拙生巧的内涵。由于书者身份不同，其书法风格亦是异彩纷呈。有规范的官方正体，亦有素雅的民俗体；有秦简的质朴，亦有楚简的浪漫，更有汉简的开张。迥异的书风使简牍书法艺术变得绚丽多姿，其艺术上的自然情趣也成为书家情性、审美意识的自然流露。”

古隶：

气息浑厚质朴　风格灵巧俊逸

一百年以来，以居延汉简、悬泉汉简为主要代表的西北简牍是秦汉时期处于篆书到隶书的变化时期重要阶段，这个阶段也是草、行、楷的启蒙阶段，汉简非常直观地呈现了汉字书体发展变化的过程。在简牍书法的流变中，书法爱好者能够深切感受到甘肃简牍率真洒脱的人间烟火气，而其间最值得一提的便是并不为人熟知的古隶。

古隶，指的是秦隶，起源于战国时期，到汉武帝时期演变为成熟汉隶，也称八分。古隶的特点是保留了较多篆书的痕迹。

陈展于甘肃简牍博物馆的《天水放马滩战国秦简》出土于天水市放马滩1号秦墓，计460枚。成册于战国晚期的秦王政八年（前239年）。可分为甲本、乙本及墓主记等三部分。皆为古隶书体，但风格有所不同。

甘肃简牍博物馆陈列展览部主任、甘肃简牍博物馆基本陈列策展人韩华说：“该简的书写方法也与秦人写法有所不同，其横画重落轻出，呈弧形，仍保存篆书的风貌。在结构上体势优美，斜画多拖拽长出。整体风格上，字字工整，巧妙顾盼，形成了章法上的呼应。此简气息浑厚质朴，横画趋于平直，风格灵巧俊逸，尚具有秦隶的基本特征，在横画的书写上具有圆润的蚕头燕尾，是学习篆隶的重要范本。”

汉篆：

笔法近隶　颇具个性特色

汉代隶书是主要通行的书体，而篆书在官方文书、重要仪典和铭器等场合仍有使用。汉篆与秦篆相比较体格近方，而且笔法已近隶意，因此后世将汉代这种渗入了隶变形构的篆书称为“汉篆”。《武威张伯升枢铭》简和《张掖都尉棨信》简，都是篆书墨迹留存至今为数不多的作品之一。

“《张掖都尉棨信》1973年出土于居延肩水金关遗址，绛红色缯帛，上端有素绂，篆书‘张掖都尉棨信’6字。”韩华告诉记者：“虽仅6字，但显示出的率意篆书写法和动态线条之清劲刚逸的特点，反映出西汉晚期敢破敢立篆书书风的书法精神，颇具个性特色。”

“还有1972年出土于武威磨嘴子汉墓《绛红色绢制彩绘铭旌》也是极具代表性。”他说：“武威汉墓出土铭旌多件，此件是保存较好的柩铭墨迹，现藏甘肃省博物馆。高202厘米，宽47.3厘米。篆书结体上密下疏，其点画聚散的风格，显示了书者独特的篆书思想和审美追求。”

汉隶：

笔势生动　风格多样

隶书的出现，是文字与书法史上的一大变革，隶变是古汉字演变成现代汉字的起点，隶变之后的文字，接近现在所使用的文字，也比古文字更加容易辨识。

“以往我们见到的隶书，都是汉代刻石、汉碑上的隶书，书写工整。而简牍隶书，是由古隶发展演变而成，其特点为笔势生动，风格多样，汉简隶书墨守成规，因此又把这一时期各种风格的隶书特称为‘汉隶’。”韩华说。

《武威仪礼简》1959年7月出土于甘肃省武威磨嘴子第六号墓，主要内容为传统儒家经典《仪礼》，共出土469枚，27332字，都是用汉隶书写而成，上有削改和阅读的记号。

“简上字迹大多数墨迹如新，虽稍有残损，但每一篇都首尾俱全，保存了原书的篇题、页码和顺序。此简的字体已经彻底摆脱了篆书框架，笔势流畅，工整秀丽，具备了成熟汉隶的气质，是研究书法艺术的第一手资料。”通过韩华的悉心解读，记者对这珍贵简牍蕴含的书法艺术价值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还有1974年发现于天水市甘谷县的《甘谷汉简》，内容为汉桓帝颁布天下的‘诏书律令’，共23枚简，每简书写两行，用分书抄写。”他说：“其笔画飘逸秀丽，摇曳多姿，两者结体扁平匀称、规矩整齐，用笔以圆笔为主，清丽流畅、逸致翩翩，是典型的东汉时期的隶书。”

汉草：

痛快淋漓　已具有今草气象

许慎说：“汉兴有草”，草书始于汉初，形成的时间略晚于隶书，为了书写便捷而产生的一种书体。甘肃简牍墨迹中，章草相对成熟，今草尚在演变之中。

据韩华介绍，章草简牍主要有西汉时期的《王骏幕府奏书稿档案》，东汉时期的《死驹劾状》《武威药简》《致尉曹吏书》等。汉代的今草尚在演变之中，皆带有章草意味，且可见墨迹亦相对较少，著名册书有《永元兵器册》《邮书记录》等可窥其概。

其中，《甲渠鄣侯谊》书于西汉中期的武、昭、宣时期，是甘肃简牍中所见最早的章草类墨迹。从中可见，分书为基，笔画草写，已具备章草书体的基本特征——草写隶书。《觮得守左尉过所》上则是西汉晚期的墨迹，较之《甲渠》风格大异，字形被拉长，写法随意并具有了今草意味，且用笔灵动多变，富有个性魅力。

韩华告诉记者：“还有居延汉简《永元兵器物册》，其书法特色是隶书笔画特征进一步减少，有许多字末笔的‘波碟’不以隶法书写，而是急促驻笔甚至转锋向下，许多本应发波的用笔，为与下一笔呼应而改为急收，淡化了章草的波势，已可见今草和狂草的端倪。字之大小随机变化，甚至十分悬殊，痛快淋漓，已具有今草气象。”

行楷：

骨重而气畅　兼有草书分书之笔意

行书是介于楷书、草书之间的一种书体，萌芽于西汉，到东汉晚期成熟。甘肃简牍中的东汉早期行书墨迹，多含有草书、分书笔意的一些“大象无形”之迹，是字形风格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一种字体。

“《候粟君所责寇事恩册》是一册法律诉讼案卷，册书由两种不同形制的简牍写就，沿袭隶书而带草意，笔法自然爽朗，是西北汉简册书的代表。”韩华告诉记者：“还有《建武三年城北隧长病书》则属于正体隶书，但是从细微处可以看出书体风格已经有变化，其中部分细节已经开始显露出新书体的特点。而第三简末批语为大字粗笔草书，这是东汉简上行、下行文书常常出现的现象。”

《武威医简奏男子七疾方》是武威医药简，为东汉早期的墨迹，内容涉及临床医学、药物学和针灸学等，含各种医方30多剂、药物近百味，为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医药学典籍，其文献价值不言而喻。

“就书法而言，虽然表现出的楷书形体仍‘拖泥带水’，但它已经拉开了楷书形成的序幕。”韩华认为：“还有敦煌汉简《汉亭吏逯进言》则是特色十分鲜明的东汉晚期楷书墨迹。此牍结构疏朗，行笔骨重而气畅，点画尤为清晰，不少字已是成熟的楷书形态，而且写得十分漂亮，是为甘肃简牍中的墨迹精品。”

简牍书法：

诸体之源　是笔端毫巅的艺术

“简牍书法在汉代已进入一种空前的繁荣时期，是秦汉政治、经济、文化的大碰撞与大融合所催生出来的杰出代表。”兰州大学书法研究所简牍研究院副院长、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汪金国告诉记者：“甘肃地区早在古代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背景和书法风格。在这种背景下，简牍书法成为了甘肃书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甘肃书法的发展和传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甘肃的少数民族文化以及丝绸之路上的多元文化交流，都为甘肃书法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元素。”他认为：“同时，甘肃书法家们也在不断地弘扬和创新简牍书法，将其发展成为适应现代社会人文需求的书法艺术形式。而且，甘肃地区长期以来一直重视书法教育和书法传承，简牍书法成为了甘肃书法传统的一部分，甘肃书法家们通过对简牍书法的学习和研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书法风格和艺术特色。”

“简牍书法当是中国文字书法之源头和母体，作为诸体之源，对后世各种字体的孕育、转型如母体一般，它们风格多样，摇曳多姿，内涵丰富。”朱建军感慨地说：“简牍书法已成为我国文字发展和书法发展史上的枢纽。它们是笔端毫巅的艺术，每一枚简牍浸染了河西边塞的风霜雨雪，点横撇捺间密含了历史中每一个书者的意趣。”

兰州日报社全媒体首席记者　李超　记者　刘宝丽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