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医”抢救“伤病”古籍 毫米间复活千年历史

原标题：珍爱千年古籍 赓续中华文脉

2022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意见提出，深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强古籍抢救保护、整理研究和出版利用，促进古籍事业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力量。

作为文化大省、古籍大省，对于甘肃来说，做好新时代古籍工作，把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对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甘肃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八千余年悠久的历史传承，在陇右大地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据统计，我省现有古籍总藏量约140万册，包括汉文文献110余万册，少数民族文献30余万册。其中独具特色的简牍文献约6万枚，时间从战国至西夏跨越9个历史时期；敦煌文献约700件，除包含大量汉文文献，还有吐蕃文、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粟特文等民族文字的文献。用“资源丰赡，不胜缕述”来形容甘肃的文献资源，恰如其分。

灿若星辰的文化遗产，浩如烟海的文明遗存，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滋养，而且为中华文明贡献了华彩篇章。那一页页年代久远的古籍，是一份厚实的家底，是陇原儿女引以自豪的精神财富，是我们自信的理由。

自2007年我国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以来，我省古籍保护各项工作开始高效开展，古籍保护取得积极成果。但因岁月侵蚀等因素造成的破坏，亟待妥善保护的古籍数量依然巨大。对濒危的古籍进行抢救性修缮、保护，需要一批具有很强专业知识技能的古籍修复工作者。在我省古籍保护领域，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身具传承百年的古籍修复技艺，用一颗数十年无怨无悔的“匠心”，悉心呵护着被岁月磨砺的文明。

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导师、全国古籍修复技艺评审委员师有宽，入行古籍修复事业62年，曾以一己之力承担起甘肃省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工作。如今，师有宽尽管已经81岁高龄，依然没有停下工作，他表示“我要干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甘肃传习所导师助理何谋忠，秉持“补书修心”的理念，在我省首批紧急抢救的项目之一珍贵老剧本的修复中，他与同事边实验边探索，从清洗油污到解决粘连问题逐步摸索修复方法，用三年时间，将481册书近15000页剧本古籍全部修复完成。

“九零后”年轻的古籍修复师康丽萍，虽然正值青春阳光的花样年华，却甘愿面对古籍精心研习，磨炼耐心，用自己的双手为珍贵古籍弥补“千年遗憾。”

一代代古籍修复师师从前辈，接续传承着精湛的古籍修复技艺，共同组成我省专家力量雄厚的古籍修复团队，为我省古籍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浩如烟海的古籍遗存是我们引以自豪的文化财富，而这些甘于“静坐冷板凳”、追求“妙手补千年”的文化工匠，这一群日复一日埋首故纸中潜心钻研的古籍修复师，更是我省文化事业发展中弥足珍贵的宝藏。

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徐双定说得好，“纸虽寿千年，但长期束之高阁也实现不了传承和利用的价值。所以，不仅要让古籍‘活起来’，更要使之‘传下去’。”

今年，省图书馆向社会开放馆藏珍贵古籍全文数据库，包括读者利用率较高的《（乾隆）甘肃通志》《（雍正）陕西通志》《（乾隆）宁夏府志》《（乾隆）西宁府新志》《（宣统）新疆图志》等200部1051册方志类善本古籍和466种甘肃地方戏曲剧本抄本全文图像，读者足不出户，即可随时免费在线阅览善本古籍文献。实践证明，依托数字化手段，让越来越多的馆藏古籍文献在线开放，实现古籍的远程查阅和传播，是有效推动古籍资源转化利用的重要途径，同时也为古籍的长期保存和修复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往事越千年，埋藏在历史尘烟中的文化遗珍，之所以流传至今绵延不绝，离不开传承，更离不开创新。相信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发展，随着公众对古籍保护重要性认识的不断提升，我省古籍保护事业会在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探索出更多的新路径，展现出更多的新作为。

兰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杨 玲

（兰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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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修复的古籍 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提供

可移动的裱墙 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提供

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开放日活动现场 李 超 摄

甘肃历史跨越八千余年，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甘肃地处丝绸古道黄土高原，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承，决定了这一地区古代书写与印刷文化遗存的丰富多样和独具异彩。近年来，从小众到大众，从冷门到热门，甘肃守正创新，不断提升古籍保护水平，深入做好珍稀文献发掘和研究，通过数字化与立体传播的手段向社会大众生动展示了古籍之美，让古籍走出“深闺”，成为甘肃人民文化自信的源头。

名不虚传 古籍总藏量约140万册

中华古籍，是指1912年以前书写或印刷的书籍，是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的纸质文献资料。中国古代书籍史，如同中国历史一样，光辉灿烂，源远流长。中国，也是世界上古籍最多的国家。

甘肃省图书馆馆长肖学智多年来一直从事文物保护工作，对每一本因岁月而显面目斑驳的古籍都有着深厚的感情，也对甘肃厚重的人文历史充满自信。他告诉记者：“甘肃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有着八千余年悠久的历史传承，深厚的文化底蕴决定了这一地区古代书写与印刷文化遗存的丰富多样和独具异彩。”

甘肃省是古籍大省，全省有各级各类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古籍收藏单位约60家，古籍总藏量约140万册，包括汉文文献110余万册，少数民族文献30余万册。其中独具特色的简牍文献约6万枚，时间从战国至西夏跨越9个历史时期；敦煌文献约700件，除包含大量汉文文献，还有吐蕃文、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粟特文等民族文字的文献；地域文献更是内容庞杂，载体形态多样，蕴藏着大量的地方志、地方人士著述等。

“甘肃出土的6.5万枚秦汉简牍，作为最早的图书实物，为我们研究文字载籍历史提供了实物标本，弥补了文献记载之不足。”说起甘肃的古籍，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徐双定如数家珍：“九世纪末或十世纪初，唐末及五代初，甘肃等地就开始雕版印制佛经、佛像，成为全国最早应用雕版印刷技术的地区之一。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遗书，用线或绳子装订书籍的方法在中唐时期就已出现。陇右大地上产生的文献亦是不胜缕述，文献资源丰赡，目前藏于甘肃省全省境内的古旧文献达100余万册。”

甘肃省图书馆创建于1916年，为省内最大的古籍收藏单位。该馆现有古旧籍藏书约38万册，其中古籍约25.11万册，善本4400余种、10万余册（件），珍藏有敦煌写经382件、宋元刻本30余部、大型明版木刻丛书《永乐南藏》、名人手札、珍贵字画和专设分馆保藏的大型丛书文溯阁本《四库全书》，西北地方文献收藏已逾12万余册。有124部古籍珍本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有353部古籍珍本入选《甘肃省珍贵古籍名录》，是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成果丰硕 超过50万册（件）古籍得到妥善保护

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正式启动。同年，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在甘肃省图书馆挂牌，《甘肃省古籍保护工作实施方案》等一系列工作章程应运而生，古籍保护各项工作开始高效开展。

“2009年开始，我们开始承担全省古籍保护的业务指导、培训和研究工作，在古籍普查、分级保护、古籍修复、数字化、整理研究、人才培养、宣传活化等工作方面行使职责。”肖学智告诉记者：“‘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国家主导开展的全国性古籍保护重大工程，15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统筹引领下，甘肃省古籍保护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2015年，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以其多年积累的古籍修复专家力量和业绩水平，被确立为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人才培训基地，承担着古籍修复技艺传承发展的重任。

“目前，我们已经有超过50万册（件）古籍得到妥善保护，超过20万叶珍贵古籍得到抢救性修复。”回首发展历程肖学智十分感慨，“同时，还有一批列入国家重大文化建设项目的古籍整理出版成果面世，古籍保护人才培养工作得到加强，古籍数字化、胶片化等异质保存利用工作稳步推进，省内部分古籍数字资源实现免费在线阅览。特别是，全社会古籍保护意识得到显著提高，古籍保护事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古籍保护计划”被纳入国家和文旅部“十三五”“十四五”规划，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的实施更使“古籍保护”有了法律依据和保障。2022年3月，“加强文物古籍保护利用”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古籍保护工作被提升到新的高度。

目前，我省已有甘肃省图书馆、兰州大学图书馆、拉卜楞寺图书馆（藏经楼）等7 家单位入选“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甘肃省图书馆、西北师范大学图书馆、敦煌研究院、甘肃省博物馆等11家单位入选“甘肃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呕心沥血 15年摸清我省古籍文化资源

古籍普查是对一定范围内古籍文化资源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和登记工作，可以全面了解古籍的数量、分布、保存状况等情况，为保护和修复古籍提供科学依据，有效预防古籍的流失和破坏。

徐双定告诉记者：“通过古籍普查，还可以发现和挖掘更多珍贵的古籍文化资源，让更多人了解和学习传统文化，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特别是，还可以增强公众对古籍文化的认知和关注，提高社会各界对古籍保护工作的重视程度，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保护古籍文化的良好氛围。”

据了解，经过15年的古籍普查工作，我省已登记在册的古籍有41家单位的59278部646823册，有306部古籍入选第一至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829部入选第一至二批《甘肃省珍贵古籍名录》，涵括简牍、经卷、刻本、活字本、稿本、四库写本等多种类型。其中，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1号秦墓出土的战国末期《秦木板地图》，1981年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的西汉《汉王杖诏书令册简》，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北魏写本《大般涅槃经》，宋嘉泰四年（1204）刻本《东莱吕太史文集》，明初刻本《冲虚至德真经》等都是十分珍贵的古籍文化资源。

“目前，全省古籍收藏单位和私人藏家遍布14个市州，甘肃省古籍修复中心近年开展古籍普查和整理修复的工作足迹也遍布全省。”徐双定感慨地说。

技艺精湛 古籍修复技艺入列非遗

甘肃省古籍修复工作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成立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后，甘肃省古籍修复中心作为其重要分支，一直承担着全省古籍修复工作。2015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设立“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甘肃传习所”，甘肃省古籍修复中心是全国首批确立的5个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之一。

甘肃省古籍修复中心一直以“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为原则，致力于全省古籍修复事业的发展。经过多年努力，该中心不仅获得了“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证书”，其“古籍修复技艺”也被列入第四批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同时，还有师有宽、何谋忠成为“甘肃省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古籍修复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随后，还获批建立了“何谋忠技能大师工作室（古籍修复师）”，而何谋忠本人也被省科教文卫工会委员会评为“优秀工匠人才”。

近年来，甘肃省古籍修复中心主要完成了“清末西北地方戏曲剧本”“甘肃地方名人手迹”“河西宝卷”“甘肃艺术研究所戏曲抄本”“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藏国家一级纸质文物法律文书”和“甘肃省博物馆馆藏纸质文物（古籍）”等修复项目，已累计修复古籍1410余部，3540余册，近20万叶。

在开展修复工作的同时，甘肃省古籍修复中心也着力于古籍修复人才的培养，现已承办5期全国古籍修复技艺培训班，举办3期全省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同时，还在兰州大学图书馆、天水市图书馆等八家单位设立了传习点，并与省内高校联合建立培训基地，促进馆校联合办学的发展。

徐双定告诉记者：“未来，甘肃省古籍修复中心还将继续致力于将古籍修复基础研究与重点修复项目工作相结合，建设队伍，推出成果，跨界协作，逐步完善修复中心各项职能，服务于全省乃至西北地区的古籍保护事业。”

守正创新 让卷帙浩繁的古籍走出“深闺高阁”

今年，省图书馆面向社会开放了馆藏珍贵古籍全文数据库，读者足不出户，即可随时免费在线阅览善本古籍文献。此次开放的馆藏珍贵古籍有《西北地方文献古籍善本全文数据库》和《西北地方戏曲剧本全文数据库》。

其中，包括读者利用率较高的《（乾隆）甘肃通志》《（雍正）陕西通志》《（乾隆）宁夏府志》《（乾隆）西宁府新志》《（宣统）新疆图志》等200部1051册方志类善本古籍和466种甘肃地方戏曲剧本抄本全文图像，让卷帙浩繁的古籍走出“深闺高阁”，满足了读者对古籍文献的研究和阅览需求，在传播西北地方优秀文化典籍方面做出了大胆的尝试和积极的贡献。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数字化技术在古籍保护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此次开放馆藏珍贵古籍全文在线使用，就是我们依托数字化手段，扩大馆藏古籍文献开放范围，进一步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一项重要举措。”肖学智告诉记者：“未来，古籍保护可以借助高清扫描、虚拟展示、数字化存储等技术手段，实现古籍的远程查阅和传播，同时也为古籍的长期保存和修复提供了更多可能性。总之，古籍保护工作的未来发展需要综合运用技术手段，只有通过多方合力，才能确保古籍保护工作在未来得到更好的发展和持续的保护。”

“所以说，在古籍保护领域，‘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探索还将持续下去。”肖学智说。

兰州日报社全媒体首席记者 李 超

技艺精湛 保护修复功夫了得

何谋忠精心修复破损善本

文县志

永昌县志

善本修复前

善本修复中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检查剧本修复情况

古籍作为联通古今文化的重要介质，它带着浓缩的生命记忆，在浩如烟海的书卷里，记录着旧时过往的点点滴滴，保存着文明的火种，是现代人窥知过去世界的窗口。

经过千百年时光流传，因书页纸张内部成分的变化和人为、自然灾害等因素造成的破坏，很多古籍存在不同程度的损坏。有的老化、酸化、絮化、霉变十分严重；有的水湿或油渍粘连成块状；有的虫蛀鼠咬成筛状；有的烟熏火烤、风吹日晒书页脆裂破损严重。

“这就需要及时修复，要有专人为它们洗去污渍，修补破洞，重订装帧等修复，连同缩微复制、电子扫描等，以保古籍延年益寿，对于赓续历史文脉、传承民族记忆至关重要。”对于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徐双定来说，古籍修复，就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刻不容缓。

古籍修复 中国特有的传统技艺

古籍修复技术，是中国特有的传统技艺。它伴随着我国古代书籍装帧技术的出现而出现，随着装帧技术的发展而发展。经过长期的实践，历代古籍修复工作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创造了古籍修复的高超技艺。

可以说，古籍修复技艺的价值已经与古籍融为一体，同时也为甘肃古籍的传播和再利用，不断创造着可能和奇迹。

“保护抢救古籍，无疑就是抢救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在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徐双定的心中，这项工作的意义重大。

北魏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就记载着：“书有毁裂，郦方纸而补者，率皆挛拳，瘢疮硬厚。瘢疮于书有损。裂薄纸如薤（音械）叶以补织，微相入，殆无际会，自非向明举之，略不觉补。”这应是文献中有关古籍修复的最早记录。

“自晋代已前，装背不佳，宋时范晔始能装背。”（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

“所谓装背，就是装褙、裱褙。”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古籍修复科原科长、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甘肃传习所导师助理何谋忠介绍道。到了唐代，朝廷在弘文馆、崇文馆里都设有专职的熟纸匠、装潢匠，专职从事宫廷中书画装裱工作。唐以前，由于古籍装帧形式以卷装为主，古籍的装裱、修复被称作装潢、装褙。

迭代传承 古籍修复师承有序

源于流传久远的古籍收藏和保护历史，我省迭代传承的古籍修复技艺具有深厚的流传基础。

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内设甘肃省古籍修复中心，并挂牌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及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人才培训基地。经多年传承发展，逐步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结合的修复专业人员队伍。

说起甘肃古籍修复技艺的传承发展，就一定要说到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导师、全国古籍修复技艺评审委员师有宽。这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曾以一己之力承担起甘肃省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工作。“1961年，文化部举办第一期古书装订技术培训班，馆里选派我赴北京图书馆学习，拜师我国古籍修复国手张士达先生潜心学习古籍修复技艺，收获颇丰。”回馆后，师有宽继续从事古籍修复装订等工作，先后带徒十多人，进而形成了我省古籍修复的师承体系。如今，已81岁高龄的师有宽依旧精神矍铄，回忆起往事脸上露出了温暖的微笑。

2015年，文化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在甘肃设立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聘请师有宽为传习导师，并举行了隆重的拜师仪式，标志着古籍修复这一传统技艺在甘肃的传承发展进入全新的历程。

从家学到师承师有宽先生，何谋忠也是我省古籍修复技艺传承中的重要一环。何谋忠出生在一个字画装裱世家，新中国成立以前爷爷就在城里开了一家裱糊铺，爸爸承袭家业，他也从小耳濡目染，对字画装裱有了一些了解，时不时还会给他们打打下手。2011年，甘肃省图书馆成立古籍修复中心，何谋忠又回到了“裱糊匠”的岗位上，跟着师有宽先生学习古籍修复。在师先生系统地、手把手地教学下，他在字画装裱之外，对古籍修复技艺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掌握。

目前，以师有宽为主要传承人的师承系列和以何谋忠为接续的装裱工艺家传系列，在2009年甘肃省古籍修复中心成立后，共同组成了专家力量强大的古籍修复技艺传承中心。

近年来，中心在不断发展壮大过程中，不但完成了多项省内各收藏单位的珍贵典籍书画修复，还培养了一支不断成长的年轻修复师队伍。其中，康丽萍、王岩、苏国艳、杨丽等多半都是90后甚至是00后的年轻人，近年来，他们先后加入了传习所，或从我国第一批古籍修复专业本科毕业后进馆成为年轻一代的修复师。他们在传习所师从古籍修复科科长何谋忠继续开展修复实践，潜心钻研古籍修复技艺，延续并拓展着这份任重而道远的神圣使命。

科学规范 才能见到千年遗存

古籍修复，是对古籍的抢救性保护，是修复师与古籍之间的深度对话，需要修复师高超的技艺、严谨的工作态度和科学规范的操作流程。

古书修复一般分为三个步骤：即准备、修补和复原装帧。

“一本书的修复从制定修复方案开始，这是修复工作的第一步，也是我馆修复古籍的制度。”何谋忠告诉记者，每次制定修复方案，所有的修复师都会一起参与，首先要检查书籍保存状况、确定破损原因，商量怎么修，用什么纸张等等，最终制定一个非常详细的修复方案。

其次，便是要分解书籍。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书籍因水浸、霉变发生粘连的情况，还要选择“干揭”“湿揭”“蒸揭”“粘揭”等技术措施，把整册书籍分解成单张书叶。修补过程中，主要是将书叶上面虫蛀的破洞、鼠啮的残缺以及霉变的部位，用与书叶纸张颜色类似、薄厚相仿的中国传统手工纸当作“补丁”，将破损部位补好。这个过程中，要用到“遛（补）书口”“补破洞”“托纸加固”“喷水压平”“剪齐”“撴齐”等技法。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如果发生与修复方案不符的情况，还要再集中进行研讨，不能私自更改。”何谋忠说：“然后就是复原装帧，即将修补好的书叶集中在一起，按照修补之前的装帧形式还原。修复完成后，验收环节需要修复者本人、修复管理者、质量验收员三人认可并签字才算通过，而且所有的过程都需要在档案中有记录。”

“从清洗、配纸、修补，再到去边、压实、装订，可以说，修复古籍依靠的就是‘指尖功夫’。”在90后古籍修复师康丽萍手中，如此复杂的流程已经能够凭借肌肉记忆而行云流水般完成，实际上这也是无数次精益求精换来的成果。她告诉记者：“其实直到现在，每一次修复还是要屏气凝神，那细小的镊子捏住的纸片仅有平方毫米大小，还要用毛笔尖均匀地刷上特质的糨糊，再小心翼翼地贴在书页的残破处，这才能完成成千上万次修复古籍中的一个微小环节。”

“在修复工作中要遵循古籍修复的‘四大原则’。”何谋忠说：“其一是‘整旧如旧’，即保持古籍的‘文物性’、‘资料性’和‘艺术性’，也就是保持古籍的原貌。其二是‘抢救为主，治病为辅’，这是一个按轻、重、缓、急合理排序的科学理念，主旨是要集中力量优先修复那些毁坏严重，濒临灭绝的古籍。其三是‘最少干预’，就是要把对古籍的修复始终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将修复行为对古籍造成的影响降至最低。其四是‘过程可逆’。”

理论+实操 修复人才遍地开花

据统计，我国现有古籍大约5000余万册，其中破损的超过1500余万册，全国从事古籍修复工作的专业人员约300余人，按每人每年平均修100册计算，大约需要500多年才能修复完成，修好的古籍再次破损的情况还不计在内。由此可见，古籍修复工作量之大，古籍修复人才培养之重要。

自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以来，甘肃作为文化大省也由此迈开了古籍保护修复的新步伐。2015年，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在甘肃设立了修复技艺传习所，这是全国首批确立的5个修复技艺传习中心之一，确立了甘肃省古籍修复中心作为西北地区古籍修复技艺培训基地的地位。

甘肃省图书馆被授予国家级古籍保护人才培训基地并成立了甘肃修复技艺传习中心传习所之后，连续举办了5期国家级的培训班和两期省级培训班，在全国公共图书馆界首次申报了甘肃省非遗项目，并在甘肃一些地、县设了8家修复技艺传习点，形成了甘肃全省良好的古籍修复技艺传承环境与氛围。

同时，对省内古籍收藏大馆天水市图书馆、西北师大图书馆、兰州市图书馆等单位的古籍修复工作开展也进行了指导。

“近年来，我们积极采用‘理论+实操’的形式广泛开展专题培训，让来自全省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以及博物馆系统的专业技术人员接受最基础、最实用的古籍修复系统培训。力求在每一期培训结束后，都能让学员们回去后能够立马上手按照科学、正确的方式来修复好所在单位保存的文物古籍。同时，我们也希望不断开展古籍修复及传统技艺的传播，让更多优秀典籍得到及时修复、保护、传承和利用。”何谋忠由衷地表示。

兰州日报社全媒体首席记者 李 超

□本版图片均由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提供

补书修心 一生只为绵延书香

师有宽

徐双定

何谋忠

康丽萍

陇西县图书馆明清碑贴

钦定礼部则列

据了解，自2007年至今，甘肃省古籍修复中心修复古籍12万余页，经手的古籍约17万页，并完成西北地方戏曲文献的修复项目，历时三年多修复480多册，近15000页；完成甘肃省博物馆纸质文献修复项目，共修复约500多册，约25000页。

“修复一本古籍，就好似是与先贤的一次对话。古籍是中华文脉的重要部分，一定要通过我们的努力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说起古籍保护，徐双定语重心长：“但是，在时间的长河里，我们每个人的力量都是极其有限的，要将华夏文明传之无穷，就必须凝聚所有有识之士的力量。因为，古籍保护，任重而道远。”

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徐双定——

古籍保护 泽被千秋的追求

“尽管我国已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十几年，但因岁月侵蚀带来的各种损坏，亟待妥善保护的古籍数量过大，古籍保护依然存在很大压力。”徐双定告诉记者：“实际上，在一些偏远地区，受人力物力不足和思想认识不清等因素制约，仍有大量古籍亟待抢救。部分地方古籍出现虫蛀、脆化和霉蚀等现象，甚至粘连严重变成“书砖”；有的古籍被束之高阁，成了摸不到、看不着、读不懂的‘死书’；有的古籍散落在民间，自生自灭。”

多年来，甘肃省图书馆作为全省古籍保护的龙头单位，以古籍修复中心为基地，培养修复人才，开展修复工作，带动全省古籍修复事业高质量发展。

徐双定说：“我们用了整整15年时间，克服交通不便、山高路远和收藏单位分散等重重困难，才摸清了甘肃古籍的保存保护现状。普查中，我们也新发现一批珍贵文献。这一页页年代久远的古籍，厚实的家底，就是我们自信的理由。”“斗转星移，此去经年，那一纸繁华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褪去了当初的光鲜。”徐双定感慨地说：“如今，字迹已然模糊不清、书页边缘也已破损，甚至在长年累月之后成为连体的一块‘方砖’。但是，哪怕是片纸只字都是无价之宝。既然这宝带‘伤’，那就得全力以赴去治。”

“在历史的长河中，古籍得以传承，除了需妥善保存外，还在较大程度上有赖于古籍修复师的修复保护。然而，目前我省古籍修复的从业人员及状态仍不容乐观，就省内古籍存量及破损情况而言，系统地学习过并熟练掌握古籍修复技能的人才仍然缺乏。”徐双定告诉记者。

近年来，甘肃省图书馆招聘了一批古典文献学、汉语言文学、化学等专业的修复人员，为古籍修复事业注入新鲜血液的同时使古籍修复工作更加科学化、专业化，形成了一支理论基础扎实、修复技术过关的修复团队。

“纸虽寿千年，但长期束之高阁也实现不了传承和利用的价值。所以，不仅要让古籍‘活起来’，更要使之‘传下去’。”他由衷地表示：“近年来，我们正在努力让《四库全书》这样传世稀少的珍本通过影印、数字化等形式，得以为大众露出‘庐山真面目’，让中华文脉得以传承，实现一代代古籍保护者嘉惠当代、泽被千秋的追求。”

徐双定坚定地说：“随着古籍工作推动力度越来越大，古籍事业必将迎来新时代的发展机遇。”

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导师师有宽——

修复古籍 赓续历史文脉

师有宽已81岁高龄，这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曾以一己之力承担起甘肃省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工作。“修复古籍，这是我一辈子的事业。”从1961年入行至今62年，尽管年事已高，但师有宽还没想过要停下来休息：“我要干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1961年至1963年，师有宽参加了由文化部群众文化局在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举办的“第一期装修古线装图书技术人员训练组”，跟随古籍修复“国手”张世达学习古籍修复及装帧技术，熟练掌握了古籍修复技艺。经过反复认真研习实践，他的修复技艺以动作灵巧、操作规范、速度快、手法细腻而著称。那时，20岁的师有宽跟随着师傅第一次见到了《永乐大典》的真迹。“这种真迹一般人别说摸，就是见一面都不可能，所以说，能够参与《永乐大典》的修复我觉得这一辈子值了。”回忆起当年参与修复《永乐大典》的那段岁月，师有宽的脸上情不自禁地露出了笑容。

从业60年来，除做修复指导工作外，师有宽先后参与修复了如《永乐大典》、《赵城金藏》、《钦定礼部则例》、《四书经注集》等善本古籍；修复名人手迹、书院墨卷、善本等共计201册；抢修剧本如《金川会》、《满门福》等60余册，3000余页；制作函套800余个。在日常修复工作和授徒过程中，师有宽总结出了做好古籍修复的“七要”、“八法”。所谓“八法”，即揭、洗、补、托、裱、接、衬、镶等8种技艺。“七要”，即在古籍修复中要做出精准的修复方案；要保证修复材料的绝对安全和修复古籍资料的绝对安全；要细心、耐心和专心；要熟练掌握“八法”修复技艺；要保持原装订形式的高雅；要做到“整旧如旧”；要虚心学习全国同行业的先进经验，进行技艺改新、创新。如今，虽然已经退休多年，但已过八旬高龄的师有宽依旧双手灵活，一些古籍的纸张他用手摸一摸就几乎能确定需要用哪种纸张来修补。

2015年6月，师有宽收何谋忠、师青、曹有林等人为徒，直到现在，他仍不遗余力地为一批批新进馆年轻修复师传授技艺。

师有宽感慨地说：“古籍是故人的遗韵，历史的沉香，只有推动古籍修复事业广泛开展，才能抢救保护更多的文化瑰宝，让更多古籍‘重获新生’、绵延书香。”

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甘肃传习所导师助理何谋忠——

补书修心 保其不朽的责任

“古籍修复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一门科学。”何谋忠出生于字画装裱世家，师承师有宽先生。每一天，他都在用双手抢救濒临消亡的古籍，只为让祖辈遗留的文化遗产重获新生。也因此，他对古籍修复有着独特的感悟和深入思考。

“每一种书籍的破损情况都不一样，适用的修复方法也不一样，特别是有时遇到一些特殊情况，我们常常需要实验，采用一些创新性的方法。”何谋忠告诉记者：“比如，马尼拉纸是一种极薄、可以透光的皮纸，一般用于古籍糟朽书叶的托补，但因为其伸缩性比较大，一旦刷完糨糊再覆到古籍书叶上，掌握不好就会皱到一起。后来，我们便发现了可以利用‘塑料薄膜’，即将马尼拉纸放在塑料薄膜上刷糨糊，利用塑料薄膜把马尼拉纸平整覆到书页上，再将之取下，这样便解决了马尼拉纸发皱的问题。”

1956年，甘肃省流行剧目编审委员会和甘肃省戏剧委员会等单位开展了“发掘戏剧遗产竞赛”的活动，经由老艺人捐献，专业人员收集、收购所得一批珍贵文物，其中不乏甘肃特有剧目和已经在舞台失传的剧目，还有格外珍贵的剧本，如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的《火烧新野》。

“这批戏剧手抄本几经辗转入藏甘肃省图书馆后，我们对其进行了全面清点、编目、造册。随着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工作的起步，修复这批珍贵老剧本被列为首批紧急抢救的项目之一。”何谋忠回忆说。“剧本不同于其他古籍，从当时面世到流传至今，许多散落在民间，始终未能得到保护，加之剧本所用纸张基本是手工生产的价廉质劣的麻纸、粉连纸、毛边纸和本地‘土纸’，规格不一，而且书叶纸张有酸化、絮化、霉变、虫蛀、烟熏、脆裂等严重的破损现象，修复难度非常大。”何谋忠与同事边实验边探索，从清洗油污，到解决粘连问题逐步摸索出了一套方法。“这批剧本我们用了三年时间，把481册书将近15000页全部修复完成。”

“修书就好似修心。”如今，已参加工作30多年的何谋忠刚刚接连办理完退休、返聘手续。“这一辈子已经习惯了，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坐下来静静修书，看到残破的书叶在自己手下整理恢复，是最心情舒畅的事。当然，修书不仅是修心，还肩负着传递文脉、保其不朽的责任。”

“九零后”古籍修复师康丽萍——

会说会写 更好保护和救治

康丽萍是一名“九零后”古籍修复师，从大学古籍修复专业毕业就来到了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至今从事古籍修复工作已经8年。“成为一名古籍修复师并不容易，这不仅考验着古籍修复师的技艺，数年如一日‘静坐冷板凳’也十分磨炼一个人的耐心。但我宁愿如此，只为能用这一双手为珍贵古籍去‘弥补千年遗憾’。”

“虽然古籍几千年的历史赋予了这项工作神圣的使命感，但实际操作起来，步骤繁多，充满挑战。”康丽萍说话时，嘴角总是带着甜甜的笑，开朗的性格与她能整日纹丝不动静坐修书的工作形成鲜明对照。康丽萍告诉记者：“一开始，在面对古老珍贵的古籍时也是十分紧张，因为会非常害怕弄坏它们，这样补一个虫洞都很慢，拿着毛笔和镊子的手会不由自主地发抖。”如今，在经过了8年的历练后，除了修复技艺的娴熟，康丽萍对古籍修复师这个职业也有了更加深刻的感受。她认为，这份工作更需要的是沉淀，将破损的古籍尽量恢复原样是一个返璞归真的过程，很不容易。截至目前，康丽萍修复的古籍已经超过了16000页。

“作为新一代修复师，这份事业已经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康丽萍由衷地表示：“我们既要会修，还要会说，也要会写，这也是古籍修复行业需要达到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每一个修复师，都需要把自己的经验和想法表达出来，这样才能让行业水准不断得到普遍性提升。也就是说，要不断探索怎么将现代的科学技术或设备应用到传统的修书技艺中，这样才能够更好地去保护这些珍贵的古籍。”

目前，对于“九零后”修复师康丽萍来说，还肩负着培养“零零后”年轻修复师的任务。“未来古籍修复工作的发展，需要的已经不仅仅是修复师技术的支撑，而是要将刚入行的年轻人培养成为一个强大的修复团队，让修复技艺的传承后继有人，也只有整体实力的提升才能让更多的古籍在更短的时间内获得更好的保护和救治。”

□兰州日报社全媒体首席记者 李 超

□本版图片均由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