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还没点艺术细胞!魏晋南北朝甘肃人唱跳实力杠杠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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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溯源甘肃】魏晋南北朝时期甘肃的乐舞艺术

敦煌壁画中的胡旋舞

敦煌壁画中的胡旋舞

酒泉丁家闸魏晋墓壁画 《奏乐图》

酒泉丁家闸魏晋墓壁画 《奏乐图》

河西魏晋墓壁画 《奏乐图》

河西魏晋墓壁画 《奏乐图》

铜铙图

铜铙图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西凉乐》为代表的艺术创新,鼓吹乐、横吹军乐的盛行,佛教音乐的传入和异军突起,都使这一时期甘肃的乐舞艺术既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又充满浓郁的区域乡土气息。在中国乐舞艺术史上别具一格,亮点突出。

本报特约撰稿人 李清凌

在民族交流中产生的《西凉乐》

《西凉乐》最早产生于凉州(治所在今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西晋末,中原丧乱,张轨占据的河西相对安定,一部分西晋的宫廷乐人逃往河西,他们将中原《清商乐》带到凉州一带,杂以羌胡之声,形成当地官民喜爱、流行的音乐。前秦苻坚统一北方后,派大将吕光率领七万精兵征服西域,将高僧鸠摩罗什从龟兹(治所在今新疆库车县)迎到河西。同时,吕光还将一部完整的《龟兹乐》连同20个乐工及乐器搬到凉州。这时候,苻坚在“淝水之战”中大败,前秦随即灭亡。吕光乃在凉州建立后凉政权。后凉和接着建立的北凉政权将来自中原的《清商乐》、来自西域的《龟兹乐》同当地羌胡乐相融合,改造成为新乐,取名《秦汉伎》。北魏太武帝太延五年(公元439年),北魏灭北凉,将这部《秦汉伎》带到其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改名叫《西凉乐》,并作为宫廷乐。《西凉乐》流传到西魏、北周之际,又改称《国伎》。直到隋唐时期,《西凉乐》被选入宫廷乐。它是甘肃对中国传统乐舞文化的一大贡献。

《西凉乐》的演奏乐器有19种,乐工27人,“管弦杂曲数百”。乐器中的钟、磬是凉州所传的中原旧乐器,曲颈琵琶、竖头箜篌等来自西域。《杨泽新声》《神白马》等乐曲,原都是胡戎之歌。它的歌曲《沙石疆》,舞曲《天曲》《于阗佛曲》等,又是从新疆流传的佛曲移植过来。从《清商乐》《龟兹乐》到《秦汉伎》,再到《西凉乐》,反映了甘肃同中原、西域乐舞的交流融合过程。隋唐时期,《西凉乐》不仅入选为宫廷乐,还得到各族官民的普遍喜爱。杜佑在《通典》中说,北魏建立十几年后,才创制宗庙乐,但仍然是“钟管不备,乐章既缺”,只能杂用鲜卑人的《簸逻回歌》等来祭祀祖先。直到魏太武帝灭北凉,平河西,得到《西凉乐》后,北魏的宫廷乐舞才算完备。唐朝诗人杜牧《河湟》诗说:“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康熙《御定全唐诗》卷521)说明《西凉乐》在不断地融汇创新中,博得各时代、各民族的衷心喜爱。

这一时期,西域的《高昌乐》《疏勒乐》《于阗乐》,印度的《天竺乐》等乐舞艺术通过各种途径传到甘肃。甘肃乐舞在同西域、天竺乐舞,中原乐舞交流融汇中不断吸收新鲜血液,获得更加强大的生命力。举例说,《天竺乐》的乐器有凤首箜篌、琵琶、五弦、横笛、铜鼓、毛员鼓、都昙鼓、铜钹、贝等,九种合为一部,乐工十二人。歌曲有《沙石疆》,舞曲有《朝天曲》等。自张重华据有凉州,《天竺乐》不仅在河西流传开来,还“重译来贡”到中原王朝,成为甘肃乃至中国传统乐舞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被统称为“陇上声”的甘肃各族传统乐舞,也还在广泛地流传。据北朝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四记载:北魏宗室、河间王元琛最为豪富,他有“妓女三百人,尽皆国色”。其中:有婢朝云善吹篪(chí,一种像笛子的乐器),能为《团扇歌》《陇上声》。琛为秦州刺史,诸羌外叛,屡讨之不降。琛令朝云假为贫妪,吹篪而乞,诸羌闻之,悉皆流涕,迭相谓曰:“何为弃坟井,在山谷为寇也?”即相率归降。秦民语曰:“快马健儿,不如老妪吹篪。”

元琛歌伎朝云的乐声能感动陇上叛羌,由此判断她所吹奏的“陇上声”,应当包括甘肃一带的羌族音乐。朝云吹奏的乐曲,比“快马健儿”的力量还大,能感动叛羌“相率归降”,那艺术感染力确实很强。

这一时期甘肃流行的民族乐舞不仅形成固定的乐器、乐曲及出演人数,而且连舞人、乐工的表演服饰也相对固定化。如河西流行的《高昌舞》,舞人穿白袄锦袖,赤皮靴,赤皮带,红帓额(束发头巾)。《龟兹舞》的乐工戴皂丝布头巾,穿绯丝布袍,锦袖,绯布裤。舞者四人,红帓额,穿绯袄,白裤帑,乌皮靴。《疏勒舞》的乐工着皂丝布头巾,白丝布袍,锦襟褾白丝布裤。每场出演者二人。《于阗舞》有佛曲伴奏。(陈旸《乐书》卷174)

鼓吹、横吹和百戏

鼓吹本是中原内地的传统音乐,是用短箫和铙(铜质圆形的打击乐器)表演的乐曲。唐朝行军的鼓吹都在马上吹奏。每当行军打仗时,乐者数人边行进,边吹箫击铙,以鼓舞士气。鼓吹作为军乐,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黄帝时代。两周以来军中一直都有奏乐凯旋的活动,汉代的宴享曲“黄门鼓吹”和三国魏的长箫、短箫,“丝竹合奏,执节者歌”,即有几种乐器配合演奏,还有人边击节边歌唱。这种传承悠久的乐舞艺术,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会在甘肃各政权下广泛深入地流行。

行军时演奏的鼓吹器乐组合灵活。一般由提鼓与箫、笳组合,作为出行仪仗在马上演奏的是“骑吹”,由提鼓、箫、笳、铙组合;作为军乐在马上演奏的是“铙歌”或“短箫铙歌”,其乐曲都是从民歌中选取的。

横吹由鼓、角、横笛组成,有时加笳和排箫,为专门的军乐。箫鼓则由排箫和建鼓组合,可做仪仗音乐、军乐或百戏(混合表演)伴奏。若是在行进中演奏,乐工坐在楼车里,楼上有两人敲击巨大的建鼓,楼下车厢坐四人吹奏排箫。

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少数民族进入甘肃地区,带来各族的民歌和乐器,改进传统的鼓吹。如鲜卑贵族的《代真人歌》,据说多至“百五十章”。许多北方少数民族的民歌都是用民族语言演唱,汉人听不懂,但作为军乐,其作用与内地鼓吹相一致。

百戏,又叫散乐。它是杂技、歌舞等文娱、体育技艺的总称。魏晋南北朝,传统百戏在甘肃继续盛行。这一时期又有训练动物表演百戏。西魏文帝大统(公元535—551年)初,活动于甘肃、青海一带的吐谷浑主夸吕“遣使献能舞马及羊、牛等。”(《北史·吐谷浑传》)吐谷浑的动物表演配有音乐。南朝宋孝武帝大明五年(公元461年),“吐谷浑拾寅遣使献善舞马、四角羊。皇太子、王公以下上《舞马歌》者二十七首。”(《宋书》卷96)就是一个例证。清人严可均辑《全晋文》辑录一篇甘肃人傅玄的《猿猴赋》,是反映猴戏的。大意是说:耍猴取乐不像打猎那样兴师动众。给猴子戴上红巾,系上红佩巾。先将头面装扮好,再抹上红唇。让它做各式各样的动作,或抱牵绳装睡,或怒目大吼,或仰望迟疑缓行,或悲号呻吟,或模仿老人,或学胡人孩儿动作,或低头乱捉虱子,或击掌作胡人舞状,能做出多种生动有趣的猴戏。说明甘肃这时期也流行动物百戏。

甘肃的乐舞交流及佛教音乐

这一时期,甘肃各民族间、甘肃同中原的乐舞艺术交流十分频繁,其中最具有时代特征的是佛教乐舞的东传。

中原典型的传统乐是汉末以来流行的《清商三调》,晋末“永嘉之乱”将它冲击得五零四散,其中一部分被逃难而来的太常乐工连同乐器一起带到河西。中原王朝的太常乐流落到河西后,受到当地和西域音乐的影响。前秦灭前凉,将这部“太常乐”从河西取回关中,杂以秦声,使其又有新的发展。南朝宋武帝刘裕进攻关中时,此乐又从北方传播到江东,融汇“江南吴歌”和“荆楚西曲”等大量南方民歌,内容更具有综合性。北魏孝文帝伐淮、汉,北魏宣武帝攻寿春,又使江左所传中原旧声,带着它所接受到的吴歌、西曲等因子,反传到北方。在这一系列的音乐交流中,若没有河西这个环节,《清商三调》就可能完全散佚,至少不会如此广泛地融会中国东西南北中五方各族音乐的精华,变得那样充实饱满。

甘肃作为民族交流的大平台,在这一时期各地、各族的乐舞交流中发挥着重大作用。据记载,北魏孝文帝太和(公元477—499年)初,由于典章散佚,宫廷乐舞无法建立。于是乐工们将地方乐和四夷乐吸收进宫廷太乐,使北魏宫廷乐舞比前代更加雄壮优美,其中就包括甘肃的乐舞。早在北魏世祖拓跋焘时期(公元424—451年),就注意吸收各部族乐舞。拓跋焘破夏赫连昌,获古雅乐。及平凉州(北凉政权),得其伶人、器服,择优保留下来。《旧唐书·音乐志》记载:“《西凉乐》者,后魏平沮渠氏所得也。”可知《西凉乐》就是在这时传到北魏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龟兹乐》起自吕光灭龟兹,因得其声。吕氏政权灭亡,其乐分散。后魏平中原后,再次传到漠北。这一时期,还有许多中亚民族国家的乐舞,如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著名的《胡旋舞》《安国乐》等都是通过甘肃传到中原内地,而被吸收为宫廷乐。

从天竺通过新疆、甘肃传到长安和全国各地的佛教,在魏晋十六国北朝时期得到极大的发展,佛教音乐也在这一时期传入甘肃,得到广泛的传播和普及。史载前凉“张重华时,天竺重译贡乐伎,后其国王子为沙门来游,又传其方音”。(《旧唐书·音乐志》)这一时期从天竺传进来的主要是佛教乐舞。《隋书》在介绍《西凉乐》时,明确地指出其中有《于阗佛曲》。在这一时期铺天盖地的佛教宣传活动中,“转读”中的歌唱极为重要。“转读”,是指用汉语咏读佛经。天竺的习惯,是把颂扬佛法的词叫作“呗”。中国则将诵经称作“转读”,将唱赞称作“梵呗”。梁朝时西凉州(治所在今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西北)流传的一种呗,源于关中地区,先传到晋阳(今山西太原市),梁朝时流传的《面如满月》呗,就是其中一种。这类佛曲原都是名师制定,后人继作,传播过程中差错遗漏很多。转读要达到声音优美,感染听众,就必须“精达经旨,洞晓音律”,既对经典意旨精通,又懂音律。念唱的声音要“壮而不猛、凝而不滞;弱而不野,刚而不锐;清而不扰,浊而不蔽”。(慧皎《高僧传》卷13)为此,佛教宣传者也必须大量地引进和借助天竺佛教音乐。严格的理论要求和无数僧俗宣传家的实践,有力地推动佛教音乐在甘肃和全国发展创新。

(甘肃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