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守护神，有着怎样的一生？

原标题：敦煌守护神，有着怎样的一生？

“一百法郎。”

“买不起。”

上面这两句简单而常见的购物谈话发生的那一天平常得容易让人忽视，但就是这一天，改变了常书鸿先生的一生。也是因为这一天，中国敦煌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吉美博物馆外观

买不起的书本

1936年，旅法学习西洋艺术的常书鸿已经在海外度过了九年十个月，并在里昂喜得爱女——后来的“敦煌女儿”常沙娜。彼时年过三旬的他，兴趣点在油画与染织布方面，而和东方艺术则鲜有交集。

那年一个寻常的日子，常书鸿如往常一般结束了在卢浮宫观摩佳作的一天，意犹未尽地在塞纳河畔书摊徜徉，意外地邂逅了一套《敦煌图录》，那是1907年伯希和在敦煌拍摄的三百多张壁画与雕塑照片，常先生一见便感觉“惊异甚至不能相信”，驻足翻阅良久。直到夜色深沉，旧书摊要收摊的时候，才不得不合上书本，向摊主询价，于是就有了本文开篇的简短对话。

到法国时，常先生口袋里只有一顿饭的钱。这九年多大多数时光是啃着干面包在美术馆度过的他显然没有那么多钱，但摊主是个好人，见他真心喜爱，就指了条明路给他，“有许多敦煌彩色的绢画资料，都存在离此地不远的吉美博物馆。你不必买它了，还是亲自去看看再说吧！”

翌日，常先生来到吉美博物馆，从此开启了与敦煌难解难分的大半生艺术与奉献的旅程。

旅法这近十年光阴，常先生一直沉浸在希腊、罗马美术历史理论与实践中，在回忆录《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中，不无自嘲地把当时的自己描绘为“一个倾倒在西洋文化，而且曾非常自豪地以蒙巴拿斯的画家自居，言必称希腊、罗马的人”。

而一见敦煌艺术，如夙世重逢，又如醍醐灌顶，意识到“拿远古的西洋文艺发展的早期历史与我们敦煌石窟艺术相比较，无论在时代上或在艺术表现技法上，敦煌艺术更显出先进的技术水平”，这在常先生眼中，是一个奇迹。

这奇迹，拨动了天平的砝码。

对敦煌浓厚兴趣的产生，以及被敦煌强大魅力的吸引，让常书鸿先生跳出西方艺术的桎梏，决断自然产生。

▲《敦煌莫高窟艺术》常书鸿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2022-6。

走近敦煌

归国六年，常先生于硝烟战火中辗转奔走北平、杭州、沅陵、昆明、重庆，辛苦备尝。

1942年，文化界人士就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问题产生热议，并基于“河南洛阳龙门浮雕被奸商盗卖事件”与“敦煌石窟历次被大肆劫掠破坏”形成了对国民政府巨大的舆论压力，国民政府被迫指令教育部筹备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而常书鸿先生也被物色并最终接受了该研究所所长一职。

自古以来，敦煌所在之处都是流放犯人、派遣苦役的场所，常先生引过一首打油诗：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前望戈壁滩，回望鬼门关。而敦煌还在嘉峪关以西400多公里，难怪清代诗人曾作《出嘉峪关》哀叹道：一出此门去，便与中土殊。明知有还日，得及生也无。

尽管如此，常先生还是毅然决然接下这被时人视为“流放”的苦差事，一方面是因对敦煌艺术浓厚的兴趣与爱，以及受到梁思成、徐悲鸿、于右任等人的鼓励，另一方面则是为推动我国敦煌学的形成与发展。然而，政府虽有任命却迟迟不调拨经费，为了凑够去敦煌的旅费，常先生在重庆举办了个人画展，卖掉了四十幅作品方可成行。

▲盛唐时期绘成的第103窟壁画一隅，描绘唐僧玄奘由天竺取经后，东返长安途中的情景。

为了能便利地进行研究，常先生坚持要把研究所所址安排在千佛洞，这让那些希望研究所在兰州，就近雁过拔毛的地方大员十分失望。美梦落空的他们在人员配备、图书器材、绘画材料等基本物资的提供上都故意卡脖子，遑论资金。

于是常先生出发的时候，一行只有六人，而物资仅有少得可怜的纸、墨、笔、颜料、尺子、图钉和圆规，这些小学美术课的必备品就是敦煌研究所起家时的全部家当。而常先生看着这些东西，竟能乐观地感慨道“能搞到这些物品，真是不错了。不要忘记，这是在抗战的大西北后方，靠这点物品，只要艰苦奋斗，照样可以搞出好东西来。”

始建于五胡十六国前秦年间（公元366年），大小洞窟千余个，集中保留了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10个朝代的佳作的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也是最古老的艺术宝库之一的敦煌，在1943年，只是放牧牛羊、牧人夜宿的场所。

无人管理、无人修缮、无人研究、无人宣传，洞窟中流沙堆积，脱落的壁画夹杂在断垣残壁中随处皆是，俨然荒烟蔓草中废墟一座。

而这座废墟在艺术史长河中的重要性无与伦比。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是绘画史上无比重要的阶段，但流传作品极少，莫高窟所保存的大量北魏、隋唐壁画弥补了这段时期作品的空缺。敦煌作品艺术造诣层面，若在我国纵向比较，那么220窟的帝王像绝不逊于阎立本历代帝王图，203窟中的维摩诘像，水准不亚于东晋顾恺之的维摩诘像。

盛唐壁画大量经变题材（包含广为人知的佛教香音之神飞天），既有高度的艺术造诣，又有深远的宗教文化内涵。而若在世界横向比较，单就《父母恩重经》一幅的创作时代就早于文艺复兴意大利佛罗伦萨画派先驱者乔托700年，早于油画的创始者文艺复兴佛拉蒙学派的大师扬·范艾克800年，早于长期侨居于意大利的法国学院派祖师波森1000年，是毫无疑问地开历史先河之作。

是以常先生放弃了自己沉浸十年的“希腊艺术的优美、罗马艺术的朴实、埃及艺术的庄严、波斯艺术的金碧辉煌”，义无反顾地投身敦煌。在书信中，常书鸿这样写道：“很值！岂止是很值？从看到它的第一眼起我就在心里说，哪怕以后为它死在这里，也值！”

洞窟中的艰难生活

在敦煌，在无人无钱的情况下，常先生一行人想尽办法筹集经费，他卖掉了自己的画作，去政府官员和军阀那里说尽好话打秋风，还要受到土匪和官员的勒索。

常先生初到敦煌时吃的第一顿饭和他女儿常沙娜后来初到敦煌的第一顿饭一模一样，咸水煮的半生不熟的面条，佐以一碟咸盐、一碟咸辣椒。据常沙娜女士回忆，这也是他们长期的主食，因为大米太过珍贵，蔬菜更是严重缺乏。那段时间吃过最好的蔬菜是榆钱。

至于居住环境，常先生等人睡的是土坯搭的台子上铺草席，再垫一层麦秸。常先生在敦煌的物质生活之匮乏就如同精神世界之丰盈。

▲《敦煌莫高窟庙会》（1950），常书鸿绘。

莫高窟如沙中之岛，周围人迹稀少，医疗资源自然匮乏，常先生第二个女儿便因疾病未能得到及时治疗而长眠莫高窟。

顶着这样的环境，常先生一行自力更生，清理流沙，种植树木，搭筑防沙墙，艰难竭蹶地开启了保护修补与临摹壁画工作。他们连梯子也没有，时常让自己陷入身处洞中，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尴尬处境中；没有钱买不起好蜡烛，只有一些自制的亮度低下、时明时暗、极为伤眼的土蜡烛；莫高窟中相当一部分洞窟是小到常人无法直立的“画工洞”，在这样大小的洞窟中借助这样光线进行临摹，其艰苦是常人无法想象的。

但常先生没有选择离开，在《敦煌的光彩 : 常书鸿、池田大作对谈录》一书中，常先生亲口讲述：根据伯希和的《敦煌千佛洞》所载，藏经洞是装满丝绸绘画以及写经的洞窟，可当我到敦煌进入此窟，发现里面空空如也，经卷已不复存在，宛如人们搬家留下的一座空房，感到非常空寂。

▲《敦煌的光彩：池田大作与常书鸿对谈、书信录》 常书鸿 / [日]池田大作 天地出版社，2021-5。

曾有个国民党军官来到研究所强行索要一尊北魏彩塑的菩萨像，说是放在他家中让老母拜佛用，常先生最终用沙娜临摹的飞天图换下了那珍贵的北魏菩萨像，足见常沙娜作品艺术水准之高，后来她也成为了中国著名的艺术设计教育家和艺术设计家，参与了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等经典建筑的设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4年，莫高窟有了电灯，全所破天荒地进行了夜间加班，常先生感情喷薄欲出地记叙道：从中寺经过古汉桥，所有的电灯同时发放出晶亮的光芒，使千余年的石窟内壁画和彩塑散发出从未有过的灿烂的光辉！在这莫高窟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我激动地从这个洞子跑到那个洞子。在有灯光的洞窟，我都停下来看看色彩斑斓的壁画，还要看一看模糊不清的漫漶的壁画题记。

▲《画家家庭》（1993），常书鸿绘。

常先生等先驱者的精神流淌在敦煌的每个洞窟中，流淌在历史岁月里并代代相承，同样的精神在段文杰、在樊锦诗、在坚持选择北大考古专业的小女孩身上流淌。

常书鸿被誉为“敦煌守护神”，他的人生的改变乃至敦煌的改变，则始于塞纳河边旧书摊上那笔一百法郎没能成交的买卖、始于那只颤抖着翻开敦煌照片集的手。也许在摊主说出“100法郎”的时候，岁月长河中常先生的话语正逆流而上地传来：“若有来生，我还是要守护敦煌。”

来源丨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