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毛泽东同志对甘肃的三个批示

1952年:毛泽东同志对甘肃的三个批示

原标题:1952年:毛泽东同志对甘肃的三个批示

1951年12月22日,毛泽东为中央转发甘肃省委关于三反报告所写批语手迹。(本文图片均选自《毛泽东与甘肃》)

1951年12月22日,毛泽东为中央转发甘肃省委关于三反报告所写批语手迹。(本文图片均选自《毛泽东与甘肃》)

1950年9月,毛泽东给甘肃各族人民题词手迹。

1950年9月,毛泽东给甘肃各族人民题词手迹。

1952年9月16日,毛泽东在中央转发定西地委关于执行民族政策的检查报告的电报稿上加写的内容手迹。

1952年9月16日,毛泽东在中央转发定西地委关于执行民族政策的检查报告的电报稿上加写的内容手迹。

孙瑛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毛泽东同志夙兴夜寐,除以极大的精力研究新中国内政外交重大战略问题外,还对全国各地在新政权建立与巩固、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以及党的建设等方面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对一些实践中亟待处理和解决的问题予以指导,对一些工作的初步经验有针对性地进行总结推广。仅1952年,毛泽东同志对甘肃先后作出三次批示和指示,对甘肃乃至全国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甘肃省委对三反斗争抓得很紧,很认真,反映了真实情况。”

“三反”运动,开始于1951年12月,结束于1952年10月。1951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工农业战线开展的爱国增产运动中揭发出的大量贪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问题,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12月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此后,全国大规模的、覆盖各行各业的“三反”运动普遍开展。

为搞好运动,毛泽东同志对“三反”运动的进程和经验进行了高度关注。进入1952年的第一个月就先后在中南军区、北川区委、志愿兵二十兵团、江西省委、北京市委、华东军区党委、浙江省属机关、甘肃省委、公安部、空军党委等20多份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上作出批语。其中毛泽东同志于1月9日在《甘肃关于三反斗争情况的报告》上作出的批语是: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志愿军:

甘肃省委对‘三反’斗争抓得很紧,很认真,反映了真实情况。有些贪污情况比甘肃还要严重的地方,在其报告中却说成不甚严重,贪污人数甚少,款数不多,这是不真实的,请你们加以注意,不要被下面的不真实报告欺骗了。甘肃省委的这个报告可在党刊上发表。”

甘肃省委的这份报告,是1月3日就甘肃“三反”运动开展情况上报给西北局的第二份报告。此前甘肃第一份关于“三反”运动的报告于1951年12月16日上报后,毛泽东同志已经于22日作过批示,要求“三反”运动要结合正在开展的整党整风去做,“三反”斗争就是目前整党整风工作主要内容。此次报告主要汇报了省委常委会讨论全省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严重存在的现实以及所作出的运动计划。报告列举大量事实,说明了全省贪污、浪费现象的严重性和中央提出开展“三反”斗争的必要性,并指出有一些领导干部对中央的精神领会不足,对资产阶级的侵袭警惕不够,因而对“三反”采取冷淡的态度。另外,在中下层干部中则有很多顾虑,怕这怕那。为此,省委在扩大会议上,批评了把贪污浪费看做“生活小节”“不是原则问题”的错误思想,明确指出“三反”斗争是当前重要的政治任务,必须领导亲自动手,充分发扬民主,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甘肃“三反”斗争的积极行动,非常符合毛泽东同志在元旦祝词中号召“全国人民和人民政府工作人员一致行动起来,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的精神,批示的内容及指示报告在党刊上发表,既是对甘肃“三反”斗争的充分肯定,也是对全国运动的有力推进。

“三反”运动开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继续开展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主要方式的党内监督制度之先风。1952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三反”运动中县书、县长以上党员干部一律作自我检讨并作出鉴定的指示》指出,“进城约三年以来,各种党的组织中民主生活极不正常。许多负责同志骄傲自满,很少在工作人员面前进行自我批评,严重地脱离群众,失掉群众监督,因而上下之间、党群之间互不通气。也有许多同志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滋生和发展了官僚主义、铺张浪费等严重错误,有些人竟发展到贪污蜕化等犯法行为。中央决定:1.县委书记、县长及相当职务以上的党员干部,在‘三反’运动中,均须在一定的会议上作一次公开的、深刻的自我检讨,并虚心接受群众的批评,谁也不能例外。其中地委书记、专员及相当职务以上的干部的书面检讨,应上报中央。2.今后每年年终,各级负责干部都应在工作人员中进行公开的自我检讨,接受群众批评,做出年终思想和工作总结,使之成为了解干部和熟悉干部的一种经常的制度。”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制度就此起步。

“中央希望西北西南中南每个有少数民族聚居或杂居地区的县委及地委都和甘肃靖远县委及定西地委一样,于切实检查所属区乡的工作情况后向中央写一个报告。”

中国是一个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共同组成的大家庭。历史上,少数民族除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榨外,还要经受大汉族主义和本民族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常有矛盾发生。1945年,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我党就明确提出:“共产党人必须积极地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一切联系群众领袖人物在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并成立维护群众利益的少数民族自己的军队。他们的言语、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应被尊重。”这一要求,既是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二十多年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经验总结,也是其后我们党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遵循。

甘肃是一个多民族省份。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开创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红军长征过境与西方野战军西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不同历史阶段都积累了不少开展民族斗争的经验。全国解放战争中,甘肃解放较早,其少数民族各项政策的贯彻落实和实践中的创新性举措,对党中央制定少数民族政策有很强的借鉴作用。所以,毛泽东同志一直比较关注这一问题。早在1949年11月,他就致信彭德怀、西北局特别指出,在兰州召开扩大会议时,除研究大力剿匪问题外,还要求西北的“省委地委县委集中注意做艰苦的群众工作,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

新中国成立后,在遵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前提下,中央要求做好民族工作必须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其工作方法是“上来下去”,即中央要下去了解情况,推动民族工作;地方则需要经常与上面保持联系,掌握中央政策。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先后派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分赴全国已解放地区少数民族集聚区开展访问活动。9月,以沈钧儒为首的访问团来甘肃访问,还带来了毛泽东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的亲笔题词。当年国庆节,国务院还邀请40多个少数民族的代表159人到北京观礼、参观,还有各民族的文工团员两百多人到北京演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还接见了少数民族观礼代表。这些“上来下去”的活动,为加强新中国的民族工作,尤其是提高党和政府在少数民族中的威望,获得他们的信任发挥了巨大作用。

对民族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甘肃省委也是有清醒认识的,在1950年《中共甘肃省第一次代表会议总结报告》中,明确指出:“做好民族工作,把民族政策贯彻到一切工作中去,是做好甘肃工作全部工作的关键。”在实际工作中,甘肃积极贯彻中央“上来下去”的要求,每年都组织少数民族参观团两次甚至更多赴内地参观,让他们了解祖国大家庭,对参观团中的宗教上层人士给予政治上的安排和生活上的照顾,积极开展教育、争取和团结工作。1950年至1951年11月,省上先后组织17个工作组,分6次赴全省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民主改革政策的宣传工作,另外还多次派出民族贸易队和医疗队,帮助少数民族群众解决生产生活方面的困难,开展物资交流,防病治病,大力协调解决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历史纠纷,促进团结;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后,全省各少数民族地区党委和政府先后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等,认真进行清理,分别予以禁止、封存或收管。1952年6月29日,中共中央还发出了专门的《对甘南藏区工作的指示》,提出了“开展广泛的统一战线,争取和团结一切可以争取团结的中上层人物;发展民族贸易和卫生事业,尽可能地解决群众生活和生产方面的困难,争取藏民在生活上逐步得到改善;采取多种适当的方式,培养爱国的各阶层藏族干部”三项基本政策,有力指导了甘肃甘南藏区工作的开展。这些措施与做法,使党和国家的政策较快地深入到少数民族人民心中,密切了民族关系,也团结了少数民族。这些工作,为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52年7月,按照上级要求,中共定西地委发出《检查土改当中存在和遗留问题的通知》时,将“民族政策执行情况和民族团结情况”也作为检查的主要内容列入其中。定西地区有不少的回汉杂居乡,其中的靖远县(现属白银市)打拉池乡就是其中之一。当时的靖远县委检查工作组将打拉池乡的上三村作为执行民族政策的重点检查区,并将《关于靖远县打拉池执行民族政策的报告》上报地委。定西地委十分重视靖远县委的报告,及时整理出一份情况报告通报各县委的同时,于8月22日上报省委并省委书记张德生和副书记孙作宾。省委对报告反映出的问题十分重视,再次将报告批转各地委指导工作的同时,上报中共中央西北局。9月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将该报告批转所辖各省的同时,又上报中共中央。16日,该报告由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加注批语,以《中央批转甘肃定西地委执行民族政策的检查报告》形式,经副总理邓小平、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圈阅后呈送到毛泽东同志办公室。批语写道:

“西北局并告西南局、中南局:

九月四日电及转甘肃定西地委关于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报告和甘肃省委对此报告的批示均阅悉。中央认为定西地委以严肃认真的精神检查民族政策的执行,是好的。中央同意西北局通知各有关党委均做一次认真的检查,兹将来电转发西南和中南两中央局通知所属有关党委以同样严肃认真的精神检查民族政策的执行情况,并把这种检查经常化、系统化,以保证民族政策能以正确地贯彻实施。

中央 九月十日”

毛泽东同志看到这个报告和批语后,又在批语的结尾处做了补充:“中央希望西北西南中南每个有少数民族聚居或杂居地区的县委及地委都和甘肃靖远县委及定西地委一样,于切实检查所属区乡的工作情况后向中央写一个报告。此电及附件可在党刊上登载。”在文件空白处,毛泽东同志又指示:“发后,抄廖鲁言,统战及民委。”并将十日改为十六日。

就在这个报告“上来下去”的过程中,中央人民政府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关于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实施办法的决定》《关于保障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成分享有民族平等权利的决定》《关于建立民族教育行政机构的决定》等,民族区域自治开始大踏步推进。

伴随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推行,全国各省有民族杂居情况的省份也都开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调查。1953年3月,甘肃省的临夏地委及县委的检查报告经省委、西北局上报中央后,毛泽东同志通过该报告敏锐地发现民族平等还没有基本实现、民族隔阂还未基本消除的主要危险是残存于汉族干部和群众中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并专门以《批判大汉族主义》为题起草了一份党内指示。这一思想在后来的民族工作和民族政策教育中,长久地指导着我们党的民族工作。

“甘肃省委副书记兼统一战线部长孙作宾同志这个报告很有用,发给各同志参考。”

甘肃省委副书记兼统一战线部长孙作宾同志于1952年冬天去北京治病,中央统战部通知他汇报甘肃民族统战工作的情况。孙作宾先是简单列出提纲作了汇报,统战部领导认为他的汇报很好,要他进一步整理后上交。孙作宾的报告根据甘肃的历史和他长期在甘肃开展工作的经验,提出“民族问题和统战问题,在甘肃不仅分不开,而且是密切关系的问题。”“在甘肃工作,必须认识甘肃的民族性,地方性的特点。凡事必须争取主动,如果稍有被动,就会出毛病,出岔子。”“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及汉族地方干部,是做好甘肃工作的关键。”“在少数民族地区,必须要作的事:民族区域自治,发展交通,领导群众生产,发展财经贸易,医药卫生,文化教育等问题”等诸多观点和经验。这份报告就由中央统战部上报到毛泽东同志那里。12月23日,毛泽东同志批转《孙作宾关于甘肃民族统战工作的报告》。批示:“甘肃省委副书记兼统一战线部长孙作宾同志这个报告很有用,发给各同志参考。”可惜的是,该报告在1957年反右派中,竟有人臆造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党纲领”,使孙作宾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蒙冤了20多年。

一年当中,毛泽东同志三次对甘肃省的工作进行批示指示,加上上年尾与下年初共有5次之多,这既是对甘肃党政领导做好甘肃工作的指导,也是对甘肃人民的巨大关怀。而重点聚焦民族工作,在说明甘肃民族工作的重要性、示范性的同时,充分彰显了毛泽东同志对新中国少数民族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关心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领袖情怀。(作者系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二级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