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西巡开“万国博览会” 复兴丝路富河陇

文/杨文远

河西走廊由一系列东西走向的高山和谷地组成，因在黄河以西，形似走廊而得名。这个狭长的地理通道，东连中原，西接西域，南北沟通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祁连山脉的雪水孕育出大片的绿洲，农牧皆宜的生态环境使这里成为美丽富饶的地域。

“国博故里”焉支山 赵谦玺 摄

西汉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出陇右击匈奴，使整个河西走廊首次纳入华夏版图。西汉在陇西郡和北地郡基础上，增设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河西四郡，自此，河西走廊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通道，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在这里交汇融合。

历史跨越到公元581年，在南北分裂了近160多年后，天下再次走向统一，弘农郡华阴（今陕西华阴市）人杨坚（隋文帝）成为隋朝的开国皇帝，隋文帝在位23年，这一时期，隋朝社会经济得以迅猛发展，至隋炀帝大业年间，隋朝国库充盈，形成“魏晋以降之未有”的殷富奇观。因有如此雄厚的经济基础做后盾，隋炀帝也想学学汉武帝，再铸“丝绸之路”的辉煌。

骠骑将军霍去病雕像 杨文远拍于张掖湿地博物馆

实际上，丝绸之路这一概念最初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的，其指代汉代中国和中亚及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随着研究的深入和考古发掘的进步，丝绸之路的含义越来越广。学者们渐渐发现，丝绸之路早在汉代以前就存在于中西之间，也不仅仅局限于中国与中亚、南亚的交往，还包括西亚、地中海地区以及海上丝绸之路所连接的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等地；贸易物品也不仅仅有丝绸，还有各种手工制品、植物、动物、美术品等。

我国最早对丝绸之路的记载，正是源于隋朝。这就必须要提到这一时期一位著名的政治家、战略家、地理学家裴矩。

裴矩足智多谋，勤奋好学，文章华美。隋炀帝即位后，命令裴矩管理张掖互市。裴矩广泛接触“诸蕃”，搜集整理成《西域图记》三卷，详尽记载了“西域诸蕃”的风俗物产，特别明确了各条道路的情况。其中详细记载了当时通往西域的三条道路，裴矩还写到“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这是我国史书中最早、最系统的对丝绸之路的记载，从中能够了解到当时敦煌在中西交通贸易上所处的枢纽地位。

裴矩把《西域图记》呈现给隋炀帝后，隋炀帝大悦。

要知道，自南北朝至隋朝初期，吐谷浑和突厥对河西走廊形成了夹击之势，经常侵扰隋朝边境。尤其是吐谷浑对河西走廊的军事压力更大，解决吐谷浑，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成为隋朝的当务之急，隋炀帝决定西巡亲征。

隋炀帝画像 杨文远拍于张掖湿地博物馆

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初，隋炀帝亲率数十万兵马，自长安出发，过扶风（今陕西凤翔）、越陇山，经过天水、临洮至青海乐都，与吐谷浑决战千里。这次战役隋军大胜，吐谷浑几乎全军覆没。

攻灭吐谷浑后，隋炀帝经大斗拔谷（今张掖扁都口）前往张掖，选定在焉支山举办博览会并召见宴请西域使者，史称“万国博览会”，焉支山由此又被称之为“国博故里”。

在隋炀帝从京都长安启程前，圣旨就沿着丝路一驿过一驿，流星般飞速传来。裴矩一面安排来张掖进行贸易的西域商人，一面亲赴敦煌，联络西域30余国使节，为隋炀帝西巡会盟做最充分的准备。

张掖市民乐县扁都口 王振武 摄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隋炀帝是唯一亲巡到过焉支山的帝王。

历史上，河陇大地备受风沙严寒的磨砺，河西人民，看多了铁蹄、屠刀、鲜血，见多了铠甲、旌旗、马鞭，厌烦了鼓角声声、战马嘶鸣，经受的苦难数不胜数。谁都没有想过即将承受皇帝亲巡的恩泽，能够见到“真命天子”，而且切切实实要和西域三十余国的国王使节站在一起。

只听九部乐已经奏响，只见鱼龙曼延之戏已经舞起，隋炀帝登上观风行殿，意气风发，神采飞扬，各国使节的赞叹声飞过喧嚷的人群，浓妆的士女纵情歌舞，勇猛的健儿跃马撒欢，欢腾的队伍由张掖延伸至武威。焉支山的震撼，张掖城的沸腾，涟漪般的回荡在华夏大地。

关于万国博览会，《隋书·炀帝纪上》有这样的一段记载：“上御观风行殿，盛陈文物，奏九部乐，设鱼龙曼延，宴高昌王、吐屯设于殿上，以宠异之。其蛮夷陪列者三十余国。”

《资治通鉴》中也记载，官府“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衣服车马不鲜者，郡县督课之。骑乘嗔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

有学者指出，这是历史上唯一一次中原帝王在甘肃境内亲自主持的重大政治经济盛会，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耗资之巨，史无前例。

万国博览会召开后，隋炀帝西巡的壮举达到最高潮。隋炀帝享受到了莫大的荣誉，成功了的隋炀帝大悦，迅即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大赦天下，开皇以来流配，悉放还乡。”“陇右诸郡，给复一年，行径之所，给复二年”。

隋炀帝对居功至伟的裴矩大加褒奖：“裴矩大识朕意，凡所陈奏，皆朕之成算。”我们千万可不要小看这句轻言慢语的夸奖，这在怀有政治抱负的士人听来，其意义和价值，恐怕远非一般加官进爵所能企及。士为知己者死，果然在隋炀帝遇上“皇纲不振，人皆变节”时，只有裴矩守常如旧，此乃后话。

对于隋炀帝西巡经通西域，后世学者持否定态度者居多，就连司马光都非常尖锐地指出：“西域诸胡往来相继，所经郡县，疲于送迎，糜费以万万计，卒令中国疲弊以至于亡”。不过，当代经济学家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中世纪贸易，完全不同于近现代东西方贸易，它是一种“朝贡”贸易，受这种贸易形式的限制，丝绸之路沿途的百姓迎来送往，确实要付出很大的牺牲，但隋炀帝经通西域后，河陇地区的繁忙景象与过去的萧条形成鲜明对比，隋炀帝经通西域的功罪即昭然若揭。

隋炀帝经通西域后，河陇社会安定，丝绸之路再次畅通，经济发展也有了好的环境，农民得以全力投入生产，商业也随之振兴，商品流通速度加快，新的市场不断建立。比如张掖就成为西域与中原贸易的重要商镇，因为商业兴盛为其所奠定的基础，即使在隋末天下大乱、生灵涂炭之时，张掖作为国家重要商镇的地位也没有改变。处在“丝路”两关之交的敦煌，更是“华戎所交，一都会也”，莫高窟中隋代壁画中描绘的丝路盛况，即是这一时期敦煌繁荣富足的体现，敦煌作为国际性文化、商业都会的气魄早显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