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院风云激荡 记录革命元老谢觉哉在兰州的四百天

文/李倩 高梓文

1937年7月17日，“七七事变”爆发的第十天，“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手提一只棕色皮箱，作为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代表从延安出发，于29日抵达兰州，出任中共中央驻甘肃代表。此次“出征”，他肩负着特殊的使命。

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原状小院里的谢觉哉塑像 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供图

谢觉哉何许人也？湖南宁乡人，11岁读完四书五经，21岁在父亲的逼迫下考取清朝最末一科秀才，此后教过书、行过医、办过报。1921年经何叔衡、毛泽东介绍加入新民学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5月到中央苏区工作，先后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秘书长、内务部长等职。1934年，50岁的他跟随中央红军踏上长征漫漫征途。

在谢觉哉抵达兰州后不久，1937年5月为了对外联络和营救红西路军筹建的“红军联络处”，随着8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更名为“八路军驻甘办事处”，人们习惯上也称“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又称兰州“八办”。

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 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供图

开诚善谏统战 民运空前大好

当时的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代理主席贺耀祖是谢觉哉的老乡，两人曾是感情笃厚的老友，谢觉哉到达兰州的当天，贺耀祖为他接风洗尘。赴宴前，谢觉哉穿上了组织上为他缝制的黑布大褂和有生以来的第一双皮鞋，迈出了进行上层统战的第一步。

这天的晚宴热闹非凡，谢觉哉同一别十余载的贺耀祖畅叙旧谊，并利用这个机会开诚布公地向兰州国民党党政要员和各界知名人士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原则立场。

针对国共合作抗日主张，贺耀祖虽然表示赞同，但却很少付诸行动，甚至对谢觉哉还有意回避不见。

谢觉哉深知自己的担子不轻，他先后给贺耀祖写了10多封信进行批判和劝说，在信中谢觉哉尖锐地指出：“今日之患，不在敌强我弱，而在若干亡国观念尚泛滥于统治阶层中。不是下层掀不动，而是上层说不服。”更在登门拜访时当面提醒贺耀祖：“甘肃为西北国防中心，当日寇西进之冲，而管领军符者正为我全局在胸，成老谋国之主席，守中枢之重托，系全国之安危，伟谋硕划，自在意中……”

1937年拍摄于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的合影，前排中为谢觉哉。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供图

谢觉哉的努力没有白费，他的直言善谏打动了贺耀祖。在谢觉哉和兰州“八办”处长彭加伦的不断说服争取下，贺耀祖的政治观点发生了转变，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些建议和意见。他组织召开会议，修改了一些不合时宜的政策，研究制定了一系列促进抗战的新措施，发出了“从现在起，一致对外，不要重犯历史错误，断送大好国土”的号召，促使一批国民党进步人士走上了革命道路。

在统战工作中，谢觉哉为团结抗日和维护人民利益而坚决斗争，对要求进步的青年热情耐心地进行思想启发和革命理想教育。就这样，在谢觉哉和兰州“八办”工作人员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中，“推动上层、发动中层、深入下层”的统一战线工作获得了显著成绩，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甘肃大地上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拥护和支持，兰州乃至甘肃的统战工作和民运工作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大好形势。

灯塔指引归途 营救红西路军

1936年，红西路军两万余将士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西渡黄河，转战河西走廊，踏上了艰苦卓绝、英勇悲壮的西征之路。在和马家军的一场恶战中，红西路军面对10余万敌军的围堵，英勇奋战4个多月，但终因敌众我寡、天寒地冻、地形不利、弹尽粮绝，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不少干部、战士被俘虏就地关押，受到惨无人道的摧残和杀害，那些未死未俘的伤病员大多流落到河西和青海各地。

在兰州“八办”期间，谢觉哉承担的另一项特殊任务就是设法营救失散和被俘的红西路军。

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旧址展厅里的红西路军事迹展 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供图

为了营救这些同志回到革命队伍中来，抵达兰州没几天，谢觉哉便带着彭加伦、“八办”秘书长朱良才与兰州福陇医院院长、共产党的忠诚朋友高金城在五泉山会面。高金城是一名外科医生，他早年在国民党将领冯玉祥的西北军伤病医院任院长，曾在张掖、酒泉创建福音堂医院，传教治病，乐善好施，深受当地群众爱戴。

谢觉哉表示希望高金城能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以行医为名前往河西走廊开展营救红西路军被俘和流散人员的工作。为了使高金城有个较为安全的身份开展工作，谢觉哉提议由贺耀祖任命高金城为甘、凉、肃抗敌后援会主任，进行抗日宣传和统战工作。

接受了委托的高金城立即动身前往张掖，以开设福音堂医院为掩护，借助各方面的关系打听被俘人员的情报，并随时报告给兰州“八办”。他还派人下乡寻找失散红西路军，秘密散发传单，通知联络地点与办法。在他的积极奔走和出面交涉下，先后营救200多名干部和战士。高金城营救红西路军的活动引起了军阀的惊恐，1938年2月2日，高金城被秘密逮捕杀害。

油画《重托——谢觉哉与高金城》（局部），作者张学乾。图片来源于网络

营救被俘将士人数最多的一次行动发生在1937年10月底。当时，马家军将1500多名被俘红西路军编成一个“新兵团”，准备送往第一战区作为补充人员。当“新兵团”途经兰州时，彭加伦到驻地给战士们喊话，鼓励他们坚定信心，做好随时回到革命队伍的准备。谢觉哉要求马家军归还“新兵团”，不幸遭拒，随后，谢觉哉致电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请求设法营救。在兰州和西安办事处的努力争取下，“新兵团”终于被全部营救出来，回到了党的怀抱，编入了八路军。

红西路军失败后，不少战士和伤病员辗转来到兰州，“八办”不断派工作人员到街头访问、收容，为他们沐浴、更换衣服、治疗病痛，然后送往延安。到1940年，兰州“八办”共收容300多名红西路军将士，并陆续送往延安。这一时期，兰州“八办”就如同一座引航的灯塔，为失散红西路军指明了回到革命队伍的航向。

打破一潭死水 点燃抗日烈火

兰州“八办”建立之前，地处西北的甘肃十分封闭落后，彭加伦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道：“甘肃的群众一般都极为落后，过去受革命影响很少，进步思想不易反映进去，封建势力还极浓厚，加之过去当局的压迫，所以群众到现在还是非常得怕。”

为打破兰州死水一潭的局面，让各项工作顺利进行，兰州“八办”向中央建议，派甘肃籍的共产党员回到甘肃，通过建立党组织来进行社会中下层的发动工作。很快，中央派孙作宾、吴鸿宾、刘杰、郑重远等同志回到甘肃，经过一段时期的准备，193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甘肃工委在谢觉哉的主持下正式成立。

在谢觉哉和兰州“八办”的推动下，在中共甘肃工委的直接领导下，甘肃民众抗日救亡运动高潮逐步形成，抗日救亡团体和进步刊物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和创刊。

其中影响较大的抗日救亡团体有甘肃妇女慰劳会、甘肃青年抗战团、甘肃省外留学生抗战团等。甘肃妇女慰劳会组织妇女进行募捐、慰劳、演出等活动，宣传男女平等，提倡妇女放脚、识字，并出版了《妇女旬刊》。谢觉哉不仅为刊物撰写文章，还承担了刊物的编辑工作，并就妇女工作的特点、性质和任务同倪斐君多次交谈，给予指导。甘肃青年抗战团领导成分复杂，没有明确的目标，谢觉哉就同领导骨干多次谈话，写书面指示，指出青抗团是团结广大青年、担负抗战工作的。

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原状小院——谢觉哉与王定国居室 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供图

谢觉哉还经常同进步青年交谈，循循善诱，耐心启发，帮助进步青年提高思想认识。一些进步青年在兰州“八办”的介绍下，先后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工作。

从1937年8月到1938年秋天的一年时间里，谢觉哉写下了几十万字的工作日记，并先后用焕南、觉斋、明远、佳心等笔名在《甘肃民国日报》《西北日报》等刊物上发表了七十多篇文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日、真卖国”丑恶嘴脸。他的文章简明扼要、寓意深刻、说服力强，对唤醒民众产生了很大作用。无数个夜晚，一盏小油灯伴随着谢觉哉，送走每天最后一位客人，迎来一个个新的黎明。

谢觉哉使用过的皮箱，现珍藏在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里。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供图

1938年9月，党中央决定调谢觉哉回延安工作。走时，谢觉哉依旧拎着那只看似普通甚至破旧的皮箱，离开了他战斗过400多个日夜的兰州。1981年，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正式恢复建馆并对外开放，谢觉哉夫人王定国把这只陪伴他一生的皮箱捐赠出来，让它再次在兰州安家，静看这平安繁华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