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说陇史】八路军兰州办事处与甘肃抗日救亡

文/驻网作家 张克复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甘肃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了有效地发展甘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密切同苏联的联系，并营救和收容流落在甘、青一带的红军西路军人员，民国26年（1937年）5月派张文彬、彭加伦来兰州，6月在南滩街54号（今兰州市酒泉路互助巷2号）建立了中共驻甘办事机构——兰州联络处。彭加伦任处长，朱良才任秘书长。1937年7月29日，中共代表谢觉哉到兰就任，8月25日，在兰州正式成立“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甘办事处”，九月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驻甘办事处”。因办事处设在兰州，故习惯上称为“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简称“八办”。

彭加伦 资料图

民国27年（1938年）2月6日，伍修权到达兰州任处长，“八办”迁至南稍门孝友街32号（今酒泉路127号），谢觉哉为中共代表。“八办”人员除党代表、处长外，还有秘书、副官、译电员、通讯员、服务员、炊事员等十一二人。9月5日，谢觉哉返回延安。民国29年（1940年）6月，中共甘肃工委遭敌破坏，给“八办”工作带来困难。民国30年（1941年）5月，伍修权等调回延安，副官赵芝瑞等五六人继续坚持工作。民国32年（1943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决定兰州“八办”与西安的驻陕办事处合并。11月8日，办事处撤销，全部人员撤回延安。

伍修权 资料图

八路军兰州办事处成立后的主要任务是贯彻中共中央“洛川会议”精神，放手发动群众，动员一切力量，实现真正的全面抗战。后期的主要任务是保持与苏联的联系，接待和保护我党的过往人员，掩护地下党工作。

“八办”在兰州的六年半时间里，广泛深入地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营救红西路军失散人员，转运抗战物资，协助中共中央工委工作，发挥了巨大作用。谢觉哉利用大革命时期与贺耀组有旧交的关系，以会晤、写信等方式耐心做贺的工作。贺耀组从抗战的需要出发，采纳了谢觉哉的建议，分别召集了国民党省党部、省政府各部门的工作会议，具体讨论、修改了—些不合时宜的政策，研究制定了一些有关促进抗战的新规定。贺耀组号召政府全体人员要一致对外，不要重犯历史错误，轻易地把国土断送，要求国民党高级人员，在抗战中每人都要尽职尽责，对得起祖宗。贺耀组的夫人倪斐君也在谢觉哉夫人王定国的影响下，积极参加一些进步活动。

邓宝珊当时是国民军新编第一军军长，其部团长杜汉三倾向进步，常到“八办”找谢觉哉交谈，并要求中共派抗大学生到他所在的部队去做政治文化工作。省民政厅厅长施奎龄，早年在天津南开大学与周恩来是老同学，倾向联合抗日。民国28年（1939年）周恩来赴苏联治病，途经兰州时还特地会见施奎龄。曾任省教育厅厅长的罗贡华，在实际工作中拥护支持中共的抗战主张，在他主持举办的民众运动训练班中，训练教材都以延安的教材作参考来进行教学。

“八办”与中共甘肃组织在这一时期加强了与甘肃教育文化界和地方士绅的联系，发动各行各业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兰州的文化团体，如青年抗战团、省外留学生抗战团、平津演剧队、新安旅行团、伊斯兰学会、回民教育促进会及《苦干》《抗敌》《西北青年》《热血》《回声》《老百姓》《妇女旬刊》等进步刊物，在中共领导和影响下都纷纷宣传抗战。革命烈士丛德滋还办起了民众通讯社。

甘肃地方有些绅士，过去对共产党很不了解也存有偏见，经过宣传解释，打消了对共产党抗战的疑虑和偏见，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的造谣中伤，遂不攻自破。

红西路军失败后，幸存下来的人员不断遭到敌人的追捕和杀害。“八办”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于民国26年（1937年）8月找到一位同情革命的爱国进步人士高金城医生，利用他与马步芳部属的关系到张掖开办“福音医院”，秘密协助营救和收容西路军被俘、失散人员。先后救出了王定国、徐世淑等红军女战士。后又根据探听到的消息，由谢觉哉通过贺耀组救出了刘瑞龙、魏传统、惠子明、张玉清等红军重要干部。高金城以各种方式救出失散红军达2000余人。民国27年（1938年）2月2日，高金城被韩起功秘密杀害，新中国成立后高金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民国26年（1937年）底，马步芳把关押在青海、武威、永登的1500多名被俘红军用壮丁的名义合编成一个新兵团，送往第一战区补充卫立煌部队。路过兰州时，“八办”彭加伦讲了话，暗示他们要坚定信心。新兵团向西安开拔后，谢觉哉立即给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发了电报。当新兵团到达西安时，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处长伍云甫即去看望他们，并讲了话，红军战士群情激昂，都要求回到八路军。经过在兰州和西安的斗争，终于把这批红军全部营救出来，回到了党的怀抱，编入了八路军序列。又从国民党部队中要回55人。对于辗转流散来兰州从事体力劳动的西路军人员，“八办”也不断派工作人员到街头访问、收容，为他们更换衣服，检查身体，治疗伤病，然后送回延安。

谢觉哉 资料图

抗战时期，甘肃是中国的国际交通要道，兰州同苏联保持着飞机和汽车的交通联系。苏联援华物资经由新疆、甘肃运转全国各地，苏联志愿空军人员也驻在兰州。由于兰州地理位置的重要，苏联在兰州设立了外交代表处和军事代表处。“八办”遵照中共中央、毛主席的指示，通过与苏联驻兰代表处的接触，和苏联保持经常的联系。中共的许多重要干部如蔡树藩、肖三、滕代远、王稼祥、曾三、贺子珍、刘英等以及王明、林彪、康生等人，或去苏联治病、工作，或回国工作，都是通过“八办”和苏联联系办理的。周恩来在延安骑马摔伤，民国28年（1939年）9月由邓颖超陪同去苏联治病，次年2月从苏联回国，也是经由“八办”安排接送的。办事处还接待过从苏联来到中国的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和日本共产党主席冈野进（野坂参三）等。

民国28年至民国29年，苏联援华物资医药品、书籍等，从新疆运来后，都由办事处雇车，经西安运往延安。滕代远从新疆携带高射机枪、子弹、西药和书籍等共12辆汽车，经兰州办事处派人护送到陕西长武，由八路军三八五旅接收转运前线。新疆爱国人士送给八路军的3万多件羊皮大衣，用骆驼运到兰州，办事处雇了一百多辆大板车送到长武转运到陕甘宁边区。

当年，谢觉哉还在“八办”用十多个笔名写下了60多篇文章，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针砭甘肃政治积弊，揭露和抨击国民党破坏抗日的行为。

“八办”对中共甘肃工委的工作也给予了积极指导和帮助。中共甘肃工委的负责人孙作宾、罗云鹏经常和办事处联系。中共中央的许多重要文件、电报、指示等，都由“八办”转达，或将甘肃工委的报告转送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