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奔马非“马踏飞燕” 所踏或为“匈奴鹰”

原标题：观点｜铜奔马并非“马踏飞燕”，所踏或为“匈奴鹰”

吕昆

作为中国旅游的标志图像之一，甘肃博物馆镇馆之宝——“铜奔马”的命名一直存在争议，而对于“马踏飞燕”这一传播最广的名字，学术界也一直颇多质疑，其实，这一文物多以“铜奔马”命名，虽然当年公布旅游形象标志时的新闻稿中称谓是“马超龙雀”。

近期，相关学者通过研究，并对比内蒙古出土的匈奴鹰金冠认为，俗称“马踏飞燕”的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汉代铜奔马脚下所踏的鸟并非尾巴分叉的燕子，而是鹰，“马蹄之下的鸟其实是匈奴王冠上的权力象征之鹰，这一造型的青铜雕塑的主题与陕西霍去病墓前的石雕“马踏匈奴”相同，都是墓主人战胜匈奴的纪念性雕塑，当时是政治意义大于美学意义，象征着汉人昂扬向上、驱除外虏的精神力量。”

东汉铜奔马，武威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

作为中国旅游的标志原型，这一被叫作“铜奔马”的国宝文物只有7.15千克，身高34.5cm，身长45cm，宽13cm。自这件铜像出土以来，对于它该如何定名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这一文物于1969年10月出土于甘肃武威雷台一座已遭多次盗掘的东汉墓葬，马的造型，昂首扬尾，三足腾空，头微左顾，右后足踏一飞鸟。

据相关文献记载，1971年，历史学家郭沫若参观甘肃省博物馆，惊叹于这一文物无可挑剔的形体姿态以及完美的平衡感，发出了“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就是拿到世界上去，都是一流的艺术珍品”的感慨。当时的馆方工作人员王毅问道：“郭老，铜奔马蹄下踩的这只鸟从形象特征和创作者的匠心来看，我们认为是只燕子。此鸟双翅较身躯略小，膀梢尖细，疾飞时膀梢向外与身躯平行，呈三叉式，这正是飞燕形象的反映。创作者意在用飞速最快的鸟衬托马速，而鸟中飞速最快者正是飞燕，能否将这一造型称作‘马踏飞燕’呢？”郭老略加思索后予以了首肯。

此后“马踏飞燕”的叫法流传极广。

不过，相关正式文献仍以“铜奔马”为主，1973年，“铜奔马”入选邮票《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1992年邮电部发行一套JP32纪念邮资明信片，邮资图以铜奔马为主图，1977年发行了1997—3《中国旅游年》纪念邮票也以铜奔马为主图，并让它飞腾于长城之上，寓意深刻，耐人寻味。1996年联合国发行一套6枚邮票，其中也有铜奔马，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悠久的文化艺术。

1974年，甘肃省博物馆发表的《武威雷台汉墓》中，也将其称为“铜奔马”，图注部分又简称为“铜马”。但描述中却认为马蹄下的鸟类更像是鹰——“右后足踏一飞鸟，飞鸟两眼似鹰”。

甘肃省博物馆文献，称其为“铜奔马”。

对于铜奔马的命名和马蹄下的飞鸟，长期以来一直有着很多争论。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是“铜奔马”说。铜奔马的造型雄骏非凡，它昂首嘶鸣，马蹄腾空，作风驰电掣般的奔驰，因而，称为“铜奔马”。因为是由青铜制成，也称“青铜奔马”，这也是对这具铜马俑最早的称法；二是“马踏飞燕”说。三是“马踏龙雀”说。针对“马踏飞燕”之说，有人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铜马俑所踏飞鸟，从造型看不像是燕子，而是龙雀，因此认为应该是“马踏龙雀”或“马超龙雀”；四是“飞燕骝”说，认为前面几种名称，看似有些道理，但细致品味便不难发现其中无一不带有明显的现代汉语构词特点。而“飞燕骝”这个名宁，无论从构词方式之严谨、还是切意之准确无一不符合汉代的特点。

1983年12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马超龙雀”被定为我国旅游图形标志》一文，称此文物为“马超龙雀”，从此，马超龙雀的命名，也得到了广泛传播，并且被收入了权威的《中国美术辞典》，释文称“后经考证，所谓飞燕并非燕子，乃古代传说中的‘龙雀’，马亦非凡马，而是神马，即‘天马’”。

1983年12月5日，《人民日报》的相关报道。

其后，又有学者根据物种的外形认为马蹄下的应为“鹰”，如知名畜牧学家崔堉溪就曾列举了“马踏飞鹰说”的主要理由：“燕子体小，马蹄踏上之后，露出的燕体部分不可能如此之多；燕尾较短而分叉，鹰尾较长而尾端整齐；鹰飞的速度在鸟中最快，“马踏飞鹰”更能说明马跑的高速度；在甘肃河西一带，鹰四季皆有，而燕罕见；马与鹰在古今常被人视为狩猎工具，猎鹰与猎马常在一起，向同一方向飞奔，对同一猎物追捕，燕子很少有这类行为；古今养鹰人多喜欢在鹰尾上部系一响铃，鹰飞铃响助兴，‘铜奔马’模型，飞鸟尾巴上部果然有一个系铃的孔眼。”

甘肃省博物馆研究员、原馆长初世宾先生后也曾撰文，讲述了这件文物从发现到命名的来龙去脉。他认为，铜奔马，是文物标本学的定名，是在无法确知其名的情况下按文物学约定俗成的规范暂定其名。文物的真正名称，除非记载有原名，否则皆属后人研究、推测或命名，作为学术问题可以切磋商榷。但定错了不好，所以应慎重。

他其后对“马踏飞燕”的名称进行了质疑，认为应当是鹰隼一类，“‘马踏飞燕’虽形象生动，叫起来也朗朗上口，但尚欠准确、科学，该马后蹄所踏明显是鹰隼一类（民间俗称鸟鹰），尾不分叉，折扇形可聚散，大眼圈睛，头颈灵活可反顾180°，双翼收缩耸肩（这是鹞鹰击物时的典型形态），翼端剑状长羽，尤其尾端有一未穿洞孔，象征鹞鹰足尾系铜铃之所。猎鹰尾部系铃，宋人《艾子杂说》有记，今人王世襄先生结合亲身经历也有较深入而明晰的研究，语在《大鹰篇》。马足所踏应是一只猎鹰。相似的鹰隼或放鹰狩猎的情景，在汉代墓葬、画像石（如汉中山国王墓、沂南汉墓）、魏晋墓（如嘉峪关壁画砖）中比比皆是。至于骏马，原出土时身上有鞍鞯缰络痕迹，跑姿是驯马学中著名的、人工培育出的“对侧步”，即同侧双足同时交替快速迈进，有轻盈、平稳、持久的特点，青藏、蒙古、阿尔泰草原统称‘走马’。”

首都师范大学考古系教授宁强近期带研究生在兰州甘肃省博物馆参观考察时，通过考古文物的对比，再次认为，俗称“马踏飞燕”的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汉代铜奔马脚下所踏的鸟并非尾巴分叉的燕子，或许是一只鹰。

这是谁的鹰？鹰和马是什么关系？马踏飞鹰造型的铜雕表现的是什么主题？

带着这些疑问回到北京后，宁强教授开始比对相关考古资料，查阅历史记载，寻找准确答案。通过研究，宁强教授发现，这只马蹄之下的鸟其实是匈奴王冠上的权力象征之鹰，而这匹奔跑的马则是汉代河西地区出产的训练有素的军马，这件“马踏飞鹰”造型的青铜雕塑的主题与陕西霍去病墓前的石雕“马踏匈奴”相同，都是墓主人战胜匈奴的纪念性雕塑。因此，这件著名的“马踏飞燕”汉代铜奔马应该改名为“马踏匈奴鹰”。生活在北方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匈奴人是秦汉时期中原王朝的劲敌，秦始皇修长城的主要目的就是防范匈奴南侵，而汉高祖刘邦曾经在白登（今山西大同东部马铺山）被匈奴围困险些被俘，所以汉朝的将军们都以打败匈奴为骄傲。汉武帝时，率领大军占领河西走廊并北进沙漠大败匈奴立下赫赫战功的霍去病（公元前140年-公元前117年）去世后，被安葬在汉武帝茂陵的东侧，他墓前的大型石雕像“马踏匈奴”正是用来纪念他打败匈奴的功勋。

马踏匈奴 西汉 陕西兴平 霍去病墓

东汉时期，匈奴仍然是汉王朝的主要敌人，双方进行了多次战争。武威雷台汉墓埋葬时间的东汉后期，敦煌人张奂（公元104-181年）在永寿元年（公元155年）被任命为安定（今甘肃镇原）属国都尉，曾率军大败匈奴，“郡界以宁”。武威雷台汉墓的主人也是一位张姓将军，是否张奂的族人尚难确认，但他参加抗击匈奴入侵，立下战功的可能性非常大，在他的墓里除了这件“马踏匈奴鹰”青铜雕塑，还有一个庞大的青铜军事仪仗队，庆祝胜利的主题非常明确。

军事仪仗队（复制品） 武威雷台汉墓 原件藏甘肃省博物馆

匈奴人很早就有崇尚雄鹰的习俗，在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杭锦旗阿鲁柴登的一座战国时期的匈奴墓中，出土了一件匈奴黄金王冠，冠顶正中是一只展翅欲飞的雄鹰，其造型与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铜奔马蹄下的鹰非常相似，展开的双翅和扁平的尾巴完全一致，只是头部姿态有所不同。王冠上的雄鹰昂首挺胸，威严目视前方；而武威军马蹄下的鹰则是驯服回头，而且鹰嘴被踩在马蹄下已经无法再啄人或马了，显然是已经被打败降伏的样子。

内蒙战国墓出土匈奴金冠上的雄鹰，是王权的象征，是匈奴人的骄傲。而武威雷台汉墓出土马蹄下的鹰则是被打败后回头降伏的标志。两只鹰都是匈奴人的表现，前者代表胜利和权威，后者表示失败和归顺。

匈奴鹰金冠 战国时期 内蒙古自治区考古研究所藏

马踏匈奴鹰（局部） 东汉 甘肃省博物馆藏

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的这件东汉青铜作品，从1969年10月出土以来，已经有50多年的研究历史，最初是著名考古学家郭沫若先生将其定名为“马踏飞燕”，后又有“马超龙雀”、“天马逮乌”、“马神天驷”等诸种称谓。1983年，这件铜奔马被选定为“中国旅游标志”，其形象早已风靡全球，影响巨大，所以其定名必须慎重。相关学者认为，通过利用新发现的考古资料，还原作品的原始历史语境，找到了有力的证据，除“铜奔马”的命名外，也可将这件重要文物更名为“马踏匈奴鹰”，值得关注。

甘肃省博物馆研究员、原馆长初世宾先生后多年前即否认马下是燕，对于铜奔马的命名，他此前认为，“文物命名一旦确定，除非存在明显错误，一般不做改动。铜奔马的命名已使用40多年，并被国际国内认可和接受，是享誉世界的明星文物，其名称不宜轻易改动。同时，我个人认为，文物的命名也属于学术问题，现有定名不影响社会各界对文物的研究探讨，社会各方均可参与研究、各抒己见，这样既可以为收藏单位准确命名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也有利于深入挖掘揭示文物价值内涵。至于民间如何称呼某件文物，还是抱着开放、包容的心态面对为佳。”

宁强在研究后认为，东汉这一铜奔马采用“马踏匈奴鹰”的造型，与西汉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石像，当时都是政治意义大于美学意义，象征着汉人昂扬向上、驱除外虏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