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清代匾额带你了解古代“堂号”的那些事儿

原标题：天水南宅子匾额书法赏析之十五：福兴堂

这是一块清代匾额，有边，无雕饰，长140厘米，宽58厘米。正文行书：福兴堂。福，指一切顺利，幸运；兴，是汉语常用字，最早见于商代甲骨文，其本义是抬起来，即《说文·舁部》：“兴，起也。”引申为起身、升起、奋发、产生、创办等义。兴是会意字，篆书的“兴”字中间部分像个两头各有两个短把的盘，盘的两端都有两只手，就像用手一起把盘举起来。这也就是“兴”的本义：“举起”。到了汉代隶书兴起，盘上两手变成“臼”，盘下两手讹变了，于是以汉隶为基文，发展为楷书的繁体“興”。隋唐以后，出现了“兴”字的草书，上部更加简略。到了元代，便把这草书楷化为现在的“兴”，也就是通用的简化“兴”字。

福兴堂的寓意，是指福满厅堂，家业兴旺。

堂号，本意是厅堂、居室的名称。因古代同姓族人多聚族而居，往往数世同堂，或同一姓氏的支派、分房集中居住于某一处或相近数处庭堂、宅院之中，堂号就成为某一同族人的共同徽号。同姓族人为祭祀供奉共同的祖先，在其宗祠、家庙的匾额上题写堂名，因而堂号也含有祠堂名号之含义，是表明一个家族源流世系，区分族属、支派的标记，是家族文化中用以弘扬祖德、敦宗睦族的符号标志，是寻根意识与祖先崇拜的体现。所以，堂号和郡望一样，都是中国姓氏文化中特有的范畴。也是中国人进行寻根问祖时必要的概念。

堂号还多用在族谱、店铺、书斋及厅堂、礼簿等处；也有用在生活器具上的，如在斗、口袋、钱袋、灯笼等上面大书堂号，以标明姓氏及族别。凡看重自己的姓氏和族属的人，都不会忘记本族世代相传的堂号。不仅仅是汉族，许多迁居内地的其它少数民族，如匈奴的呼延氏“太原堂”、回纥族的爱氏“西河堂”、蠕蠕族的苕氏“河内堂”等少数民族内迁后接受了汉文化，也有以其繁衍地的郡名或祖上业绩之典故作堂号的。因此，中国人的堂号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实际意义。

堂号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堂号与姓氏的地望相关，或以其姓氏的发祥祖地，或以其声名显赫的郡望所在，作为堂号，亦称“郡号”或总堂号。同一姓氏的发祥祖地和郡望不同，会有若干个郡号。如李姓郡（望）号有：陇西、赵郡、顿丘、渤海、中山、江夏、范阳、汉中、代北、鸡田、柳城等30余个；王氏有：太原、琅琊、京兆、元城、汲郡等地38个；张姓有：清河、范阳、太原、京兆、南阳、中山、安定、河内等40余个。

狭义的堂号，也称自立堂号，在同一姓氏之间，除广义的郡望之外，往往以先世之德望、功业、科第、文字或祥瑞典故，自立堂号，其形式多种多样，五花八门，不胜枚举，若按每姓一个堂号来计算的话，全国至少有数千至一万个堂号，是姓氏文化中有待开发、整理、研究的资料宝库。

古代的“堂号”多源自本姓祖上某一历史名人的典故事迹或趣闻佳话。例如：“三迁堂”“平陆”等。相传孟子幼时家靠墓田，孟子就学埋坟、哭丧的事。孟母为了教育好儿子，就迁到集市旁边住。孟子又学叫卖东西的声音，孟母只好又迁。最后迁到学校旁安家，孟子学习礼让进退。由于孟母三迁，注意家庭教育，使孟子成为圣人。再如王姓的“三槐堂”，出自北宋王祜“植三槐，自知子必贵”的故事。王祜是开国名臣，曾任尚书、兵部侍郎等要职。他曾亲手在自家庭院里，种了三棵槐树，并预言说：“我的后代一定有担任‘三公’一类高官的。先用这三棵槐树当标志吧。”后来他的儿子王旦果然当上了宰相，天下人都称之为“三槐王氏”。“三槐堂”由此得名。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有祖先崇拜传统的一个民族。在每个家族中，往往都会有本家族的祠堂，并给它取一个堂号，目的是让子孙们每提起自家的堂号，就会知道本族的来源，记起祖先的功德。

俗话说，树大分杈。随着生命的传递、繁衍，家族就会不断扩大。扩大的结果是一些家族从祖居地迁居他处，另开基业，形成新的分支和新的宗族。这些新形成的宗族和分支，往往又会建立新的祠堂，来供奉最亲近的祖先。于是，由一个祠堂又会派生出许多新的祠堂来。因此，就像族谱有总谱、支谱一样，祠堂也有总祠、支祠、分祠之分，也就是民间所说的所谓大祠堂和小祠堂。

从功能上说，堂号的意义主要在于区别姓氏、区分宗派，劝善惩恶，教育族人。如果说，郡望是高一级别的宗族寻根标志，那么堂号就是比郡望堂低一级的宗族标志。郡望往往可以作为堂号，但堂号却大都不能用作郡望。一个姓的堂号要比郡望多得多，一姓的郡望只有数个多至数十个，但堂号往往有数百甚至上千个之多。郡望在宋代以后就开始走向统一和固定，但堂号却随着宗族的发展，一直在不断的增加。

从宋代开始，一些文人雅士喜欢把“堂号”署在诗文书画作品上。后来，干脆自己命名一个“堂名”，在文化交流时签署使用。实际上，这些文艺家已把家族的“堂号”逐步演化为个人的“斋名”。文人为书斋所取之名，又称为“室名”，例如：宋代文人蔡京的“六鹤堂”、陆游的“双清堂”，元代文人黄公望的“三教堂”，明代文人汤显祖的“玉茗堂”、吴文华的“济美堂”、谭元春的“岳归堂”，清代文人秦荣光的“养真堂”、陈廷庆的“谦受堂”等。现代文学艺术家刘半农的“含晖堂”、丰子恺的“缘缘堂”、陈寅恪的“寒柳堂”、冯友兰的“三松堂”、张大千的“大风堂”、刘海粟的“艺海堂”、李可染的“耕牛堂”。单字的斋名，在20世纪前期较为盛行，如王国维的“观堂”、鲁迅的“俟堂”、郭沫若的“鼎堂”、周作人的“知堂”、孙犁的“耕堂”、冯其庸的“宽堂”等，已为广大文学爱好者所熟知。

本文的堂号，以良好祝愿祥瑞吉兆为主。古代人对祥符瑞兆十分重视，常认为是上天预示吉祥的征兆，因而使用的频率也是非常高的。

总之，堂号作为家族的徽号和别称，不仅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和血缘内涵，而且带有浓厚的封建宗法色彩，既是对某一姓氏家族特色的高度概况，也是当时社会形态的反映。同样具有区分宗支族别，血缘亲疏的社会功能。它的产生、发展，对于敦宗睦族，弘扬孝道，启迪后人，催人向上，维护家庭、宗族和整个社会的稳定，都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

近年来，随着全球华人寻根热潮的兴起，许多大陆宗祠被恢复，族谱被续修，因此，堂号再一次被人们抬了出来。不过，今天的堂号，已经没有了宗族主义的负面作用，有的只是给人们寻根问祖、缅怀先祖、激励后人的积极意义。特别是对于加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对于民族的团结，堂号都必将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新天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