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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见证人|樊锦诗:锦瑟华年去 莫高永留诗


来源:人民网

在敦煌研究院,有一座名为“青春”的雕像伫立其中——一位短发少女拿着草帽,身体微微前倾,迈出去的步伐彰显着年轻人独有的意气风发。而“青春”的原型,便是如今已满头银丝的樊锦诗。

原标题:致敬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化大家讲述亲历

      ——见证人·第二十期|樊锦诗:锦瑟华年去,莫高永留诗

编者按: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这样说:“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不仅源自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源自我们的文化积淀和精神信仰,更源自五千年来中华民族产生的一切优秀文艺作品,以及创作这些作品的德艺双馨的文化大家。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正值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怀揣对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敬畏之心,人民网推出融媒体文艺栏目《见证人丨致敬改革开放40年·文化大家讲述亲历》,邀请改革开放40年以来当代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大家,分享其求艺之路的艺术探索与思想感悟,呈上对改革开放40年文艺发展最具诗意的表达,通过有情感、有温度、有底蕴的人物呈现,彰显艺术作品的时代之美、信仰之美、崇高之美。

本期节目带您走近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她扎根大漠逾五十载,潜心石窟考古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樊锦诗引进先进理念和技术,为莫高窟文物艺术的保护与传承作出突出贡献。

冬日的北京阳光和煦、空气清冽。在人民网会客室,我们见到了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她此次来京,是为参加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作为文物有效保护的探索者,樊锦诗获得了由党中央、国务院授予的改革先锋称号。华发如雪、身材清瘦的樊锦诗已经年至八十,但只要说起敦煌,我们仍能感受到她扎根大漠逾五十年从未褪色的热忱与活力。

在敦煌研究院,有一座名为“青春”的雕像伫立其中——一位短发少女拿着草帽,身体微微前倾,迈出去的步伐彰显着年轻人独有的意气风发。而“青春”的原型,便是如今已满头银丝的樊锦诗。敦,大也;煌,盛也。自1963年从大学毕业后,樊锦诗扎根风沙之中的敦煌,五十年如一日地默默守护着这座举世闻名的文化遗产。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记者专访樊锦诗,聆听“敦煌女儿”半个世纪以来的执着与真诚。

“对敦煌的了解越深,就对它越发热爱”

记者:1962年,还在读大学的您前往敦煌实习,由此与敦煌结缘,并最终将自己的一生与敦煌联系在了一起。敦煌给您留下了怎样的第一印象?

樊锦诗:大学的课程里面有石窟相关的内容,我对敦煌的理解仅仅是纸上谈兵,因此急切地希望能亲自去领略敦煌的美景。作为一名学生,没有社会经验,想当然地认为敦煌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敦煌的石窟这么美,研究人员也应该风度翩翩、房子也应该窗明几净。

到实地之后,我和同学都被瑰丽的洞窟艺术深深地震撼了,从一个洞窟到另一个洞窟,里面的壁画、彩塑等艺术品琳琅满目。我们虽然去过相关的博物馆,但像这样的石窟艺术却是第一次见,其魅力之大使我们完全忘记了外部世界,仿佛置身于童话之中。

洞窟里面极美,但研究环境却极差。离开洞窟时,没有栈道、没有楼梯,我们只能胆战心惊地走靠在一根长木头的左右两侧分别插入短木条的“蜈蚣梯”。住的房子是泥块搭建的,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而且,敦煌交通不便,信息传播的速度也极慢,收到的报纸日期都是一个礼拜甚至十天之前。因此当我们得知像常书鸿先生、段文杰先生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中已经坚守了十几年的时候,都有些难以置信。

记者:您在大学毕业后正式前往敦煌工作,并且一待就是逾半个世纪。在已经亲身体验过敦煌环境之艰苦后,为什么仍然选择了坚守敦煌?

樊锦诗:毕业后我被分配去敦煌,其实是符合我所学专业的。第一次亲身前往敦煌后,石窟艺术的博大精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在学校的学习以及当时实习的经历也让我对敦煌有了较为肤浅的初步了解。

做出这个选择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敦煌越久,越深入地接触它之后,就越发地感叹敦煌艺术真的博大无边、深不及底,仿佛有一种很强的磁力,牢牢地把人吸引住。对敦煌的了解越深,就会对它越发热爱。不光是我一个人,我的许多前辈一开始也只是想看看敦煌,谁知道这一看,就离不开它了,而且待的越久就越离不开它。

年轻时的樊锦诗和彭金章

记者:在敦煌工作了二十余年后,您的爱人彭金章先生也决定与您一同扎根敦煌,他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您是怎样的心情?

樊锦诗:毕业分配的时候,我被分配去了敦煌,当时还是我未婚夫的老彭在武汉。学校当时让我先去,有新一批的毕业生之后再把我替换出来。所以我心里也没有杂念,既然国家需要,自然义不容辞。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我在敦煌越待越久,对敦煌的感情也就越来越深。而且我脑海里一直有着这样的念头:我在敦煌没做什么,难道就这么走了?作为考古专业的学生,我自然非常希望能为敦煌做些贡献。

改革开放后,敦煌研究所的工作逐步走向正轨,此时我和我的先生都已经有了自己的事业,一边是工作,一边是家庭,这让我非常纠结。1986年,在我和我先生结婚的第19个年头,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我先生了解我,知道我对敦煌的感情,最后他决定随我扎根敦煌。这意味着他要舍弃自己在武汉的事业,我心里也不好受,只希望他在敦煌也能有所建树。到了敦煌之后,他确实做出了一番成绩,这让我也觉得安心。

[责任编辑:李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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