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那刻骨的敲打与棒喝：樊锦诗和宿白的师生情谊

四问四答

如今，樊锦诗正带领她的团队做第二卷考古报告。此卷涉及的洞窟结构复杂，塑像和壁画数量多，研究难度大，工作量远远大于出版的第一卷。然而她却说：“再难，我们也要坚持做下去，把报告做出来。”

樊锦诗说：“多卷本《敦煌石窟全集》的考古报告是一个庞大、艰巨、持续的工程。以我现在的身体状况，最多再做两本。多卷本莫高窟的考古报告，是我几辈子都做不完的。但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已出版的第一卷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听见批评的声音，算是给保护工作提供了科学档案，也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准确资料。这个报告的准确性，如果我们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那是一定不能公之于众的。这也是宿白先生对我的要求，先生教会我的就是严谨。”她还对我说：“我真的感到很内疚！考古报告拿出来得太晚了，心中一直很不安。”

1981年，宿白先生到敦煌讲学，顺便去看望樊锦诗。到了宿舍，发现桌子上放着一些关于文物保护方面的材料和文件，就问樊锦诗：“你弄这个干什么？”樊锦诗说，这些是洞窟保护的材料。

宿白先生毫不客气地说：“你懂保护吗？”

樊锦诗说：“不懂。”

宿先生说：“你不懂你怎么管？”

其实，樊锦诗非常明白老师的意思，就是让她好好做学问，做自己的石窟考古，不能把大量时间耗费在与学术无关的事情上。此时的樊锦诗有苦说不出，因为所里给她的分工是负责主管石窟的保护。

但是，樊锦诗心中非常明白导师对自己的要求，是要她做好石窟考古，让自己不能忘了来敦煌的使命。她暗下决心，绝不能辜负宿白先生对自己的殷切期望，再忙也一定要做石窟考古。

2000年前后，当宿白先生看到樊锦诗送来的莫高窟考古报告的草稿之后，直截了当地问她：“你怎么现在才想起写考古报告了？你是为了树碑立传吧？”这就是宿白先生的风格，他对自己，对学生严格了一辈子，他从来不表扬学生，永远都是“敲打”。他可以对不认识的人非常客气，但一旦发现自己学生有问题，就会直接“收拾他们”。

其实，宿白先生的言下之意是，樊锦诗啊，你终于要回到正题了。因为，当年他把樊锦诗等人送到敦煌时，就对他们寄予厚望。樊锦诗听了老师的话，哭笑不得，内心实有委屈，却也只能说：“宿先生，我拿这个考古报告怎么树碑呢？”

宿白先生这么说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从电视里常看到有媒体采访报道樊锦诗。先生的本意是提醒樊锦诗，不要老在电视里晃来晃去，要专心致志于自己的学术研究。

过了一阵儿，宿白先生又问樊锦诗：“你是不是为了树立政绩？”

樊锦诗笑着回答：“我要是为政绩的话，反反复复地修改考古报告，就不知道把多少当官的机会丢掉了。”

宿白先生不语。

又过了一阵儿，宿白先生三问樊锦诗：“你是不是为了还债？”

还债！这句话撞击着樊锦诗的心，就是还债，确实是还债。这一次她不语，只是点头。樊锦诗暗自心想，是啊！这一辈子到敦煌来干什么来了？不完成考古报告这件事，就白来了。

这个债，在樊锦诗看来，一辈子也还不完，就是把院长当得再好也没用。

宿白先生随即又慢悠悠地问：“你还继续做考古报告吗？”

樊锦诗也慢悠悠地回答：“继续做，问题是考古报告不好做啊。聪明人、能干人都不爱做这件事，那么只有我这样的笨人来做吧。”

宿白先生和樊锦诗师徒之间的“四问四答”，令我突然想到了古代的禅师和弟子之间的交流。法择师，师择人，反过来弟子也要选择师父。选择得当，方能师资道合。宿白先生和樊锦诗的师生关系正是到达了这种师资道合的境界。历史上，只有那些具备真正的智慧、觉悟和见地的人，只有那些无私忘我、持有正念的人，才可能行正确的教授方法。

宿白先生如此这般严谨和严格，时常“敲打”和“棒喝”，现在是很难见到了，现在的大学生普遍比较脆弱。樊锦诗说，那是他们现在还体会不到什么是上大学，做学问需要什么样的导师。

我想，宿白先生之所以对学术如此看重，缘于北大的人文传统和精神氛围。历史上，北大的大学者全都把学术研究看作是自己精神的依托，生命的核心，把做学问看成是自己的生命所在。

宿白先生的为人和为学，不知不觉也影响到了樊锦诗。有一次，一个年轻的博士上门请教。樊锦诗说：“你既然叫我老师，我就有责任提醒你几个事。不要以为博士就怎么样，你不过刚刚开始，你写的那个博士论文还有问题。听说要给你评优秀，我说你的论文如果评为优秀，就是把你给害了。”

“棒喝”有时可让学生驱散妄念，让学生歇下狂心，正是宿白先生的“棒喝”，教会并成就了樊锦诗一辈子的守一不移。

如师如父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樊锦诗（右）去家中看望宿白先生。资料图片

像宿白先生这样的北大学者，永远不会轻易表达自己的感情，他们对人、对社会、对国家的情藏得很深。每次谈到宿白先生，樊锦诗总是充满了敬意和感激，正是这样的老师给予了她一生的影响，如师如父。

樊锦诗至今还记得，有一年她在北京写论文，而宿白先生恰好外出。但老师挂念学生没有地方住，就告诉樊锦诗去哪儿取他家里的钥匙，可以直接住到他家里去，还说等他回来再邀请她吃饭。

樊锦诗多次拜访宿白先生，他都要留樊锦诗在家里吃饭。可能潜意识中，宿白先生知道，樊锦诗少年离家，常年生活在敦煌大漠，早已把北大和老师的家当成了自己的家。

2016年9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访学者项目启动，第一期就邀请樊锦诗回母校讲课。那一次，樊锦诗和老伴彭金章一起回到母校。讲座结束之后，我想请他们二位吃饭，但樊锦诗说他们两人计划去看望宿白先生。据后来樊锦诗告诉我，当时宿白先生已经94岁高龄，见到她和彭金章这两位自己的学生，感到格外开心。他还表扬了彭金章撰写的《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考古报告。

樊锦诗说，这样的情况很少在宿白先生身上发生，他从来不表扬学生。不曾想这一次见面竟是永别。一年以后，彭金章先于自己的老师离世，半年后，宿白先生也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爱他的学生，离开了他眷恋的燕园，离开了他奉献一生的北京大学。

第二卷莫高窟考古报告快做出来了，可是宿白先生再也看不到了，下一次回到母校，樊锦诗该有多寂寞啊。

樊锦诗和宿白先生高尚的师生情谊让我感到，在这世上总有一类人，在他们独立的灵魂迈向坚定的精神信仰的过程中，总有着常人所无法体会的孤独。然而，这种孤独与他高贵和充实的精神世界同在，并由这高贵而充实的精神，为他深邃的生命注入活力。这样的人，总是站在有益于人类文明和文化发展的历史潮流之中，也始终处于一种伟大的平和和宁静之中，一切的信念、勇气、力量，真、善、美均从那里流淌而出。

（作者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影视与戏剧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曹雪芹美学与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教育部高雅艺术进校园特聘专家。著有《意象生成》《戏剧学导论》《她的舞台——中国戏剧女导演创作研究》《戏剧交响——演剧艺术撷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