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敦煌学家：中晚唐经变画影响日本

8月24日，美籍敦煌学家、敦煌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史瀚文应邀在甘肃省博物馆作了题为《中晚唐敦煌石窟的物质文明与礼仪巨变》的报告。史瀚文认为，中晚唐时期，敦煌莫高窟继武则天、唐玄宗时代大建佛窟之后，再现繁荣，掌权政客与显赫家族修窟盛行，全面替代了僧人、寺庙开窟。同时，由于社会富足，中国特有的巨型经变画开始出现并穿插了大量生活场景，对后世日本佛画产生了深远影响。

史瀚文讲解经变画的流变 王露 摄

据介绍，敦煌石窟创建于公元四世纪，最初只是部分僧侣修行的场所，开凿于北朝时期窟形通常以禅窟、中心塔柱窟为主。而隋唐是莫高窟发展的鼎盛时期，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投身于敦煌石窟群的营造，而禅窟和中心塔柱窟在这一时期逐渐消失，中国特有的覆斗帐形窟大量出现。可以说，敦煌石窟艺术反映了佛教的中国化，即中国人对外来佛教文化的吸收和改造。

257窟北魏（公元439-534 ）中心塔柱洞窟 图片来源于敦煌研究院网站

72窟唐（公元705-780） 覆斗帐形窟 图片来源于敦煌研究院网站

史瀚文说，从晚唐开始，统治敦煌的张氏和曹氏家族大力修建“家窟”，为敦煌莫高窟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可以说，家族理念是敦煌佛教石窟的中国特色之一，敦煌的掌权者、大家族为了自己个人和家族的需要和目的修建“家窟”。唐代初年开始，敦煌石窟出现了第一个“家窟”——翟家窟。到了中晚唐，“家窟”层出不穷，比较有名的有张家窟、李家窟、曹家窟、阴家窟等。

史瀚文介绍，唐代中期以后，家族窟在佛龛上大作文章，将先前平顶敞口的佛龛改造为帐形龛，并明确宣称佛龛为帐。帐的出现与中晚唐讲经之风大起有关，这里的帐是指僧人讲经说法的讲坛。随着讲解《金刚经》《维摩诘经》《妙法莲华经》等经文的盛行，出现了大量对佛经世俗化、故事化的演绎，讲经不再是一本正经，而是具有了娱乐性，甚至影响了当时音乐、戏曲的发展。

103窟《维摩诘的说法之帐》，维摩诘居士侧倚帷幔之中，菩萨、罗汉、天王、力士、侍从、持花天女分布于四周。图片来源于敦煌研究院网站

“由于对佛经世俗化、故事化演绎的兴起，巨型经变画开始出现，在中晚唐的家族窟里尤为精彩。”史瀚文说。凡依据佛经绘制的画，都可称之为经变画，纯粹是社会安定生活富足的时代由中国人自己创造出来的。敦煌经变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除了佛经内容外，大量的社会生活内容在经变画中得到生动的体现。中晚唐家族窟内的大幅经变壁画构图细腻，排列有序，技巧高超，堪称艺术珍品。

史瀚文以61窟的《五台山图》为例介绍，壁画下部和边缘的屏风画对应着佛经故事，穿插于其中的行旅、嫁娶、农耕、收获等大量生活场景简练真实而富有情趣，其画法对日本佛画影响深远。

61窟养人像地位显赫，犹如列序家谱，几乎与真人等大。图片来源于敦煌研究院网站

史瀚文认为，家族供养人捐献壁画、佛像、经卷等，其目的不是在洞窟内讲经，而是为了获得现世的利益，寻求佛的护佑，获得更多的财富和更高的地位。同以莫高窟第61窟为例，它开凿于五代，是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夫妇修建的功德窟，其中曹氏姻亲眷属按家谱顺序画在壁画中，供养人像几乎都与真人等大，主要人物甚至还超过真人的大小。曹氏家族在这里寻找安宁，寻找慰藉。

“家族窟是多功能空间，与同一时期的墓室极为相似，类似家庙、祠堂，从不对外开放，是家族财富的一部分，承担着祈福与祭祀的功能。”史瀚文如是说。除张、曹等家族的大窟外，很多家族窟都十分狭小，有的只有一米见方，但却全景式地表现了佛国景象，佛祖、菩萨造型栩栩如生、视觉效果逼真，寄托了人们对抵达天国的向往。

据悉，史瀚文为宾夕法尼亚大学哲学博士，曾任职于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杜克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现任敦煌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主要研究中世纪考古遗址——敦煌莫高窟。1987年，史瀚文第一次到敦煌，其博士论文以敦煌艺术和佛教缘起为主题，此后为了研究敦煌几乎每年到访莫高窟。他的代表著作有《从拜占廷到日本：汉唐欧亚丝路上的景教、唐密互动》《唐密在敦煌与中亚》《国际敦煌学最全学术指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