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藏经洞：一洞乾坤蕴显学 百年毁誉王道士

上世纪初的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看护佛窟的道士王圆箓发现。

就内容和规模而言，没有哪一次，古典文献一次出土能达5万余件，而且多是久已失传的古人写本；没有哪一次，出土的文献内容能如此精彩，而且时间跨度长达5个世纪。

王圆箓 敦煌弘文影社供图

王圆箓系湖北省麻城县人，少年时期即流落到陕西、甘肃，在酒泉出家当了道士，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继续向西云游，到了敦煌后，王道士见到千佛洞，他开始苦心经营莫高窟。

首先，王道士着手给莫高窟各洞窟清沙。

数百年来，莫高窟每个洞窟都被灌满了沙子。王道士一个洞窟接着一个洞窟地清理，没有经费，他就四处化缘。

1900年6月22日，王道士带着雇工，像往常一样清理16窟的沙土，由于方法得当，水冲锄挖，16 窟很快即清理干净，变得豁然开朗。这时，忽听一丝声响，王道士和雇工发现洞壁上裂开了一条缝隙，而且里面是空的。王道士与雇工用锄头刨开裂缝，看到了一道土砖封砌的小门，门内是将近3公尺见方的一间密室，墙面上绘有精美的壁画。王道士和雇工点起蜡烛进洞察看，只见洞窟里面堆着一捆一捆旧文书、旧幡画、旧经卷等。

藏经洞宝藏就这样被王道士无意之中打开了。

王道士当然不知道，他发现的这些古物都是旷世珍宝；王道士当然不会意识到，一扇通往世界文化宝库的大门就此开启；王道士更是想不到，敦煌学的大幕将因此徐徐拉开。

王道士毕竟是王道士，洞窟里并没有他所希望的金银珠宝，他对这些古物也并不感兴趣，只是随便拿出来一些观看，雇工也不当回事，照常清沙。但是王道士知道，这些古物年代久远，应该会得到各级政府官员的重视，如果报告上去，也许会得到一定的赏金。

莫高窟藏经洞内景 敦煌弘文影社供图

王道士最先报告的是当时敦煌的县令严择，但严择并不好这一口。于是，王道士用毛驴驮上两箱比较漂亮的经卷，又给安肃道的道台延栋送去。因为王道士知道，延栋大人喜欢书法，这也算是“投其所好”。可惜，这位道台大人虽说是科举出身，爱好书法，却认为经卷的书法还没有自己写的好。延栋只是留下经卷作为样品，答应转呈远在兰州的甘肃藩台。

甘肃藩台对此也是毫无兴趣，命令将经卷原处封存，继续由王道士看管。

王道士在延栋大人处只讨得一杯茶喝，他非常扫兴，但以此讨赏的念头却一直在脑海中盘旋。

藏经洞内堆满了经卷，劫掠者正在翻检选取文物。敦煌弘文影社供图

1902年3月，汪宗翰当上了敦煌县令，王道士不失时机地又送上一些经卷。汪宗翰是1890年考中的进士，学识不错，他任敦煌县令后，还曾在当地收集到一些敦煌汉简。汪宗翰打开王道士送来的经卷一看，颇为欣赏，马上写了报告，且附上一些王道士送来的佛经，上呈甘肃学政叶昌炽。

叶昌炽是清末著名藏书家和金石学家，他是第一位确认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宝藏价值的人。叶昌炽迅即向甘肃藩台建议，应将所有这些古代文物、文献运到省城兰州保存。然而，敦煌距离兰州路途遥远，叶昌炽估算仅运费就需五、六千两银子，一时经费无处落实，他就让汪宗翰责令王道士将发现的文物和文献就地封存，等候处理。

山高皇帝远，而且叶昌炽的命令，显然并不合王道士的心意，王道士表面应承，实际上，仍然不断从洞窟中取出一些经卷变现，以换取莫高窟的维修费用。

1906年2月，汪宗翰被调离敦煌县，以致其未能将藏经洞文物、文献移送公府之事办妥。继汪宗翰之后，任敦煌县令的是黄万春和王家彦，这两位“县太爷”在保护敦煌藏经洞文物上，都是无所作为。

1906年，叶昌炽也被撤职回乡。

1907年，英国考古探险家斯坦因经新疆到敦煌，而且听到了有关藏经洞发现文物的消息。斯坦因迅速找到王道士，用少量的银子就“买”走了第一批藏经洞宝藏，接踵而来的是伯希和、橘瑞超、鄂登堡等外国探险家，一批又一批藏经洞文献陆陆续续被悄悄“买”走。

事隔数年，叶昌炽在获悉敦煌文献被外国人低价买走后，曾万分悲慨，悔恨自己当时为何不西行千里，亲自到莫高窟看个究竟。

实际上，关于藏经洞文物，更愚昧可笑的处理方式，一波接着一波。

藏经洞文物正在被劫掠者用驼队运走 敦煌弘文影社供图

话说斯坦因“买”走第一批藏经洞文物后，甘肃最高行政首脑很快就获悉了相关情况。他很快即命令敦煌县政府，责令王道士将部分经卷装在两个木桶中，然后钉上盖子，木桶表面再涂上油漆彩画，算是保护。其余的经卷则仍命令堆在洞窟内，由王道士“妥为保守，毋再遗失私卖”。

当然，即使唯唯诺诺的王道士，再也不会认真执行那些滑稽的命令。

历史是没办法做假设的。相关专家认为，造成敦煌藏经洞文物流失的原因有很多，但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应该说是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