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亲述七十载文物保护史

三、学习、创新，永无止境

敦煌研究院初创基业是在风雨如晦的抗战时期，限于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国内还没有成功的石窟文物保护经验可以借鉴，一切都是从零开始，也没有文物保护科技专业人员，大家都是边干边学，自己探索适合石窟文物的保护方法，慢慢总结应对各种问题的经验与教训。

比如，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为了阻挡风沙肆虐对洞窟的危害，莫高窟人决定修筑挡沙围墙，开挖阻沙沟。但是莫高窟在鸣沙山脚下，这里满是黄沙，缺少筑墙的土，常先生他们就向当地老百姓请教学习，利用沙土加碱水夯实的方式，修筑了挡沙围墙。

50年代，捷克专家戈尔受国家文化部邀请来到敦煌开展壁画修复试验，当时莫高窟人第一次接触通过针管注射方式修复起甲壁画，而捷克专家对修复材料和技艺严格保密（图6）。当戈尔离开后，敦煌保护方面的工作人员就通过不断探索，改进了戈尔的针管注射方法，使其更适宜修复莫高窟壁画，并与北京的专家合作，反复试验，自己探索筛选修复材料，尝试性地对一些严重起甲的壁画进行了修复，又通过后来的科学研究，说明了这些修复材料的可行性与耐久性。到了80年代，敦煌研究院开启了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日本东京文化财研究所的国际合作之路，敦煌文物保护修复人员更是求知若渴，自觉学习国外先进理念、不断提升保护修复技能，通过对保护材料与保护工艺的科学化，全面提升保护修复能力。正是不断努力学习先进技术，借助科技手段，传承工匠精神，培养和造就了一支素质过硬、技术过硬的国内一流壁画保护修复队伍（图7）。

图6   1957年，捷克专家戈尔在莫高窟第474窟修复壁画

图7  敦煌研究院和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的保护人员在给莫高窟第85窟顶部空鼓壁画注射粘合剂

但再好的保护方法也阻止不了千年文物的自然衰老、褪化。80年代末，当莫高窟人得知计算机技术后，就大胆提出利用数字技术保存敦煌文物信息，实现敦煌石窟艺术的永久保存、永续利用。这也开了国内数字技术与文化遗产保护结合之先河。通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敦煌研究院的“数字敦煌”项目，高保真采集、处理、存储石窟文物信息，实现了石窟文物的永久保存，与此同时还将“数字敦煌”的成果应用制作了完整再现敦煌石窟经典内容的球幕电影，游客可以在影院身临其境欣赏敦煌艺术之美，同时也通过数字打印、3D打印、动漫等技术手段让敦煌石窟艺术走出洞窟，走近大众。“数字敦煌”成果也被广泛应用到了考古学、美术学等研究领域。

正是长久保持这样求知若渴、虚心若愚的学习精神和吐故纳新、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使身处大漠的敦煌研究院，在文物保护技术、方法、理念、工艺方面都走在国内前列，多项科研成果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的空白。

四、潜心大漠一生坚守

敦煌莫高窟地处西北边陲，环境恶劣，条件艰苦，但敦煌文物保护专家都是长期扎根大漠，致力于这一事业。与文物保护人员一道在大漠深处执着奉献的还有敦煌学相关领域研究学者，从事敦煌壁画、塑像临摹、创新的艺术家等等，他们数十年孜孜以求，研究、挖掘、传承敦煌艺术的价值精髓，也是工匠精神的最好诠释和解读（图8）。老专家的执着与热爱，对一代又一代莫高人的言传身教和耳濡目染，使得所有莫高人都深刻认识到这份遗产的珍贵价值，愿意倾其所能去保护和呵护这份遗产，不遗馀力去延续她的寿命。正是这份珍视遗产、热爱艺术的情怀，促使莫高人将毕生心血奉献给敦煌文物保护事业。早期从事敦煌文物保护工作的前辈如孙儒僩先生、李云鹤先生、窦占彪先生等，他们没有接受过正规高等教育，但凭着对敦煌保护事业的热爱，在实践中不断学习，苦心孤诣，孜孜钻研保护修复方法和技艺。现在他们中有的已经作古，在世的也已逾朝枚之年、耄耋之年，但始终未离开这一战线，八十多高龄的李云鹤先生至今还在一线从事文物保护工作（图9）。为了延续和传承他们积淀的专业技能与实践经验，他们带领、鼓励更多年轻人员从事这一工作，并将自己的经验、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后学，而这种老工匠般的“传、帮、带”模式，在敦煌研究院多少年来从未间断。

图8   2004年，樊锦诗院长指导青年人研究工作（张伟文 摄）

图9   84岁高龄的文物保护专家李云鹤先生今天依然在文物修复现场工作（李波 摄） 

文物保护是一项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工作，面临的挑战和困难都很大，因此，做好保护工作绝非易事。但莫高人长期坚守大漠，在保护的道路上勇于担当、探索奋进、精益求精，传承和发扬工匠精神，精心守护国宝，不仅让我们这代人，而且让子孙后代都能欣赏到博大精深的敦煌艺术，使莫高窟光芒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