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溯源甘肃】隋唐时期甘肃的书法艺术
唐太宗李世民书《艺韫帖》（局部）
李白书《上阳台帖》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泾川县大云寺出土的金属舍利瓶函，石函铭文为唐书法家孟诜所撰。
本报特约撰稿人 李清凌
隋唐时期是中国书法史上极为发达的阶段之一。帝王爱好，科举制度导引，绢、纸等书写材料被广泛采用，是这一时期中国书法艺术飙升的政治、经济、技术条件，也玉成了甘肃书法艺术的灿烂辉煌。
社会政治背景
隋唐两朝帝王普遍喜欢书法艺术。隋文帝、隋炀帝、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等都倾心书艺。李世民“尝出御府金帛购求王羲之书迹，天下争赍古书诣阙以献”。（《旧唐书·褚遂良传》）皇帝、诸王及其族裔的爱好，深刻而广泛地影响隋唐社会学习书法的热情，自然也带动甘肃书法艺术的快速发展。
隋唐时期开始实行的科举选官制度，包括对考生的书艺考察。例如隋炀帝诏令诸郡选官的条件包括“学业该通、才艺优洽”，（《隋书·炀帝纪上》）其中的“才艺”就包括书艺。唐朝始设书法教育。唐太宗令国子监设书学博士。同时为皇室和大臣子弟设立的弘文馆和崇文馆，都开设专门的书法教育，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等顶尖的书法家，都曾在弘文馆和崇文馆教授书法。其他各级各类学校也将书法列为必修课。唐朝对于书法的重视程度极高。选官以身、言、书、判四科取士。身，指体貌丰伟；言，是言辞辩正；书，是楷法遒美；判，乃文理优长。这里将书法优美作为选官条件之一。科举制度创立后，国家选官考试的科目中有书科，学子通过这一考试，才能顺理成章地登上仕途，它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高水平书法人才队伍的形成。
隋唐以来，随着绢、纸制作技术的提高和产量的增加，书家普遍采用书写方便，易藏易带的绢、纸作为书写材料，这也对书法艺术的拓展和传布提供了方便和补益。
著名书法家
隋朝的崇佛写经活动，训练出一群书法高手。隋文帝开皇元年（公元581年），“普诏天下，任听出家……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于是“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隋书》卷三十五）又据唐朝沙门法琳著《辩正论》卷三记载，隋文帝时缮写新经十三万二千八十六卷，修治故经三千八百五十三部。隋炀帝在位时，装补古经、缮写新经六百一十二藏。这些佛经的书写者包括甘肃的书手，他们经过政府的拣选参与抄经，有较高的书写能力，又在写经过程中得到锻炼和提高。
李唐王朝的最高统治者自称出身于陇西李氏。影响之下，其后裔不论出生、任职、家住哪里以及死后埋葬在何地，都以陇西为地望。唐朝帝王的书法成就，也是甘肃书法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明人陶宗仪《书史会要》记载，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唐睿宗李旦、唐玄宗李隆基、唐肃宗李亨、唐武则天等二十余人，都是书法颇有成就的帝王。见于记载的唐代甘肃书法家还有陇西人李揆、李造、李璆等，他们公事之余，留心翰墨，不废模仿，达到很高的书法艺境。（明·陶宗仪《书史会要》卷四、卷五）如唐太宗李世民倾慕和学习王羲之的书法，成就极高。北宋学者张耒评论说：“观其用笔精工，法度粹美，杂之‘二王’帖中，不能辨也。”
其他与甘肃相联系的书法家，首推隋唐之际的褚遂良。隋炀帝大业末，褚遂良曾“随父在陇右”，任职于割据势力薛举政权下，为通事舍人。薛举被李世民攻灭后，李世民不计前嫌，任褚遂良为“秦州都督府铠曹参军”。遂良博涉文史，尤工隶书，他父亲的好友、大书法家欧阳询十分看重他。在魏征的推荐下，唐太宗“召令侍书”。（《旧唐书·褚遂良传》）褚遂良在陇右、秦州期间的书法创作已难辨识确指，但其历史影响作用则是不可否认的。
自称“陇西布衣”的唐代诗人李白，不仅诗作绝佳，他的书法作品也很有特色。他流传至今的唯一一幅书法作品《上阳台帖》，共二十五个字，用笔纵放自如，雄健流畅。风格苍劲雄浑，气势磅礴，是一件国宝级文物。宋代大书法家黄庭坚评论李白的书法说：“观其稿书，大类其诗，弥使人远想慨然……其行草殊不减古人。”（王琦《李太白集注》卷三十六）《上阳台帖》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李白一度依以为生的族叔李阳冰，官至国子监丞、集贤院学士。他兄弟五人皆富文词、工篆书。李阳冰的小篆书圆淳瘦劲，被后人誉为秦李斯之后“千古一人”。他的传世刻帖有《三坟记》《城隍庙碑》《易谦卦》《怡亭铭并序》《般若台题名》《吴季札墓志》等，这些书法作品虽均为后世翻刻本，但也能从中间接地看到他的书艺风格。
在今甘肃临洮县城南大街保存着一通《哥舒翰纪功碑》，经过千多年来的风雨剥蚀，时下可辨者只有数十字。碑额有“丙戌哥舒”四字，它笔力雄健遒美，结构严谨，传为唐玄宗所写。唐玄宗在位的丙戌年，乃天宝五年（公元746年）。不论碑文是否为玄宗亲笔字，然它是唐人书写，立于甘肃境内，故为唐代甘肃书法艺术的组成部分则无疑。
甘肃唐代高官兼书法家吕向，字子回，泾州（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县北）人。唐玄宗开元十年（公元722年）召入翰林，兼集贤院校理，侍太子及诸王为文章。他的书法“工草隶，能一笔环写百字，若萦（缠绕）发（将头发束成一大髻）然，世号‘连锦书’”。（《新唐书·吕向传》）
唐代甘肃书法家还有一位梁升卿，安定乌氏（治所在今甘肃省平凉市）人，唐朝著名书法家，他是东汉凉州刺史、著名书法家梁鹄后裔。官至殿中侍御史。梁升卿少好书法，以八分书（隶体）知名。唐玄宗开元二年（公元714年）进士及第。代表性书法作品有《御史台精舍碑》《东岳朝觐颂》《张说碑》等。
题壁，是指写在山崖、洞窟、粉壁、门障等建筑实体或自然壁面上的书迹。甘肃陇南成县凤凰山大云寺至今保留着一处唐宪宗元和九年（公元814年）成州刺史李叔政的题壁遗迹，其文残损较多，大意尚可钩稽。题字楷、行、草体兼用，结构谨严，笔意流畅，布白有序，浑然一体，是一方珍贵的题壁书法。
历史影响深远
隋唐时期甘肃书法艺术的地域特点，一是如前所述，书写载体已经以帛、纸为主。这是中国书写材料的一大变革，全国如此，甘肃亦是这样。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共发现9万多卷绢、纸文书和经典，却不再见简牍文书，就是这一变革的铁证。署有唐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四月十五日字样的《金刚经》卷子，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雕版印刷品。它长十六尺，高一尺，由七张印纸粘连而成。敦煌藏经洞还发现一卷唐门下省群书手程待宾所书完整的纸本《金刚经》，也直接证明唐代书写材料的变化。
二是隋唐时期甘肃书法的字体，由秦汉以来的篆、隶为主转变为楷体为主。以东汉张芝、刘德升、钟繇为代表创立的草书、行书和正书（隶体），魏晋南北朝时期仍是最普遍、最流行的字体。到隋唐前期，以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为代表的书法家，创造出各具特色的楷体字。从此以后，中国书法史上就一直以唐楷为主要的书写用字。篆、隶等结构繁复的旧体字，以其庄重典雅的特色，在宫殿题榜、墓碑志铭、寺院写经等领域继续使用，但已不是主要的书写用字。这一点，甘肃与全国并无不同。
三是这一时期甘肃有一批特殊的书法家群体。由于唐朝皇族自认为“祖籍陇西”，陇西李氏遂成为天下第一姓。擅长书法的唐朝皇帝、宗室后裔都以陇西为地望，甘肃书法家形成特殊的社会群体。地望是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中期，世家大族为垄断政治权力而制定的选官制度，即九品中正制，亦称九品官人法。三国魏文帝曹丕（公元220年—226年）为获得当时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世家大族的支持，接受颍川士人陈群的建议，开始实行九品中正制度。其法：司徒选择在朝任职的门阀士族，让他们担任所在州、郡的“大中正”官职，负责考察各州郡士人，综合士人的地望、德、才定出“品”和“状”。“品”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状”是中正官根据士人的地望、德、才作一简短评语，评语一般只有一两句话。写好后呈报吏部，作为政府选官的依据。定品时虽也考虑士人的德、才，但主要还是按世家大族占有的田地、依附人口和社会声誉即地望来确定。国家选官，私家择婿嫁女、人际交往，都先考察对方的地望。著名的地望是世家大族的金字招牌。当时人们考察籍贯时实际指的是地望，而不仅仅是出生地或居住地。“陇西李氏”是皇族姓氏，为天下第一姓。这里的李氏族人不论做官、迁居到哪里，一提地望，都无例外地说是陇西李氏。我们将唐太宗李世民及李白等纳入甘肃名人的圈子，也是指其地望而言。
四是敦煌莫高窟发现为数不少的唐代帛、纸书法作品，有官府书手写的，如前述程待宾书写的《金刚经》；也有民间书手写的，如隋文帝仁寿四年（公元604年）四月八日，楹维珍为亡父写的《优婆塞戒经》。它们都是历史原件，未经后人加工涂改，给今人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隋唐时期甘肃的书法艺术，仅见于宋《宣和书谱》及明人陶宗仪《书史会要》等专著的书法家就有四十多位。其书法特色和艺术价值朗若列眉，引人注目。一些甘肃籍书法家的书法艺术作品，如唐太宗李世民撰书，至今保存完好的《晋祠之铭并序》，影响到唐以后整个历史时期中国的书法艺术。敦煌藏经洞的数万卷抄经，历经千年，大多数已经漫漶支离，难以辨识。但有一件唐人书写完整的《金刚经》，完美地展现在今人面前。这件《金刚经》卷首标明：它是唐高宗“咸亨三年（公元672年）六月七日门下省群书手程待宾写”。它面世于甘肃，即是甘肃书法艺术历史作品的一部分。
唐武则天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沙门法明等依据北凉昙无谶所译《大方等无想大云经》，文中有以武则天比附天女（一说是弥勒佛）下凡做皇帝。武则天看后大悦，令全国诸州各置大云寺一所，并藏《大云经》一部，总度僧千人，改元天授。甘肃泾州大云寺当是在这一诏令下建立。据传泾州大云寺附近古塔下出土一方舍利石函，石函盖上刻《大周泾州大云寺舍利之函总一十四粒》铭，石函周身四面及盖上刻有千余字的《泾州大云寺舍利石函铭并序》，铭文为唐书法家孟诜所撰。笔法工整，一丝不苟。甘肃陇南市成县、武威市凉州区至今还保存着大云寺及摩崖、铜钟等器物上的书法文字，它们对甘肃乃至中国书法的历史影响作用同样巨大而深远。
（甘肃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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