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王符“医世白衣”
东汉延熹五年（162），名重一时的度辽将军皇甫规解组回安定（今平凉泾川）老家。这位一身正气的汉代名将，与段颎、张奂一起被誉为“凉州三明”。然而，平定羌戎，功高勋硕的皇甫规，更因痛陈朝政腐败，谏刺大将军梁冀而名满天下。一天，同乡有身居雁门太守的显贵者，递书刺前来拜谒，然皇甫规鄙视其贿赂得官的行径，竟冷落不见。正在此时，家人禀报白衣隐士王符来访，皇甫规大惊，从床上跃起，来不及穿戴整齐，脚踩木屐，急忙出迎。二人携手而入，畅饮终日，意气风发，高谈阔论，言笑甚欢。一时有民谚传开，“徒见二千石，不如一缝掖。”二千石是当时太守的俸禄，缝掖是读书人穿的大褂。在皇甫规眼中，一介布衣的王符才是他真正尊重的国家名器。
王符（约85—163），字节信，安定临泾（今镇原）人，东汉政论家、文学家、思想家，与张衡、马融、窦章、崔瑗相友善。王符性情耿介，不同于俗，不求引荐，终生不仕，隐居著书。他与王充、仲长统并称“后汉三贤”。王符一生崇俭戒奢、讥评时政，“不欲彰显其名”。所著《潜夫论》与王充《论衡》，桓宽《盐铁论》等并传于世。
《潜夫论》三十六篇，一针见血地论述了国家用人、行政、边防等内外统治策略和时政弊端，严厉批评了当时卜巫、交际、势利等社会陋习。《叙录》作为全书的总纲，对各篇著作的旨意进行了分别阐释。正文从《赞学》开始，次以《务本》，各篇前后关联，形成了一个主旨明确、角度多异的整体。（马世年译注:《潜夫论》）王符《潜夫论》不仅对东汉末期朝政腐败、世道混浊、儒学衰败进行了深入反思和揭露，提出了自己的“融法于儒”救世主张，而且饱含深厚感情和时代担当，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是儒学在汉末乱世中的医世呐喊。
有人会问，王符《潜夫论》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他凭什么与王充的《论衡》齐名？让我们翻开《潜夫论》，看看在桓灵乱世，这位白衣名士是如何以布衣之身，为这个摇摇欲坠的帝国开出救世药方的。
面对桓灵乱世，王符总结出四条极为严重的社会积弊。为此，王符在《潜夫论》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其一是“民为国基”。《尚书》有“民为邦本”之说，孟子有“民为贵”之论，王符以为“国之所以为国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为民者，以有谷也；谷之所以丰殖者，以有人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马世年译注：《潜夫论》）王符认为，民为国基的真正含义，是国家财富的创造要靠民众每天的劳动才能够完成；国家的富强，是人民劳动力的日积月累。这种社会认知带有朴素历史唯物主义的特点，在两千年前，他能够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创造社会财富和推动历史进步的决定力量，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其二是“融法于儒”的法治思想。王符深刻认识到乱世需重典。他明确提出“立法之大要，必令善人劝其德而乐其政，邪人痛其祸而悔其行。”（马世年译注:《潜夫论》）王符吸收了商鞅、韩非等法家的思想，将其融入儒家思想体系中，从而形成了“兼秉德威”，“以诛止杀，以刑御残”的法治理念。因此，王符提出了“制法之意”。法是国家的柱石，君王的司命。法的效能的发挥，主要体现在它对国家社会合理秩序的维护上，君主必须要“身有义”，自身和所发政令具有正当性、合法性，君主和天下士民一样“官政专公，不虑私家”，否则，距离国家倾覆就不远了。
在正史评价上，《后汉书》将王符与王充、仲长统三人合为一传，将其并列为东汉最重要的批判思想家，由此正式确立了他在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唐代韩愈推崇三位贤者，专门撰写《后汉三贤赞》，褒扬三人的思想风骨。及至清代，大儒王夫之研读《潜夫论》，给出极高评价，称“潜夫此论，其庶乎得儒者之大体”，肯定其著作恪守儒学根本，深得儒家义理精髓。近代甘肃学者慕寿祺，在《重印潜夫论序》中，更是对王符学术宗旨作出精辟概括：“大而体国经野，尊王庇民之道，小而立心制行，明礼达用之学，无不探本穷原，言之有物，示后人共由之坦途。”
当然，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潜夫论》格局宏大，上论治国安邦、安民济世的治世方略，下讲士人修身立德、践行道义的立身准则。全书务求探究本源，行文言之有物，不尚空论虚谈，为后世学人指明治学行事的路径。这一“明礼达用”的论断，切中肯綮，道出了王符学术思想的真谛，也与后世陇学崇实重行、经世致用的精神一脉相承。王符以旁观者兼批判者的姿态，化身时代的“医者”，剖析社会积弊，反思治乱根源，他饱含忧国忧民的情怀，对吏治、教化、民生、风俗多有深刻阐发，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也为陇右学人树立起一座不朽的思想丰碑。
连振波
（兰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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