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董玉祥先生相识，算来已近二十年了。
因机缘巧合，在2008年前后，我开始帮董先生打印手稿。当时的电脑技术远不如今天便利，先生的手稿要一个字一个字地敲进电脑文档，遇上辨认不清的字迹，还得反复揣摩、推断。那些年，我和夫人一起，为董先生整理文稿、校对图文、制作佛教造像艺术的PPT，断断续续竟也坚持了许多年。
2009年10月，我有幸陪同董先生前往西安参加“净心慈恩、盛世长安”首届长安佛教国际学术研讨会，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他在学术界的分量——会议上，无论是国内学者还是海外专家，都对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致以敬意。
如今，手捧甘肃民族出版社2025年1月出版的《石窟寻迹——董玉祥考古研究文集》，感觉沉甸甸的，很有分量。该书属于“甘肃考古学人文存”丛书，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董玉祥著，全书五十余万字。
这本书收录了董先生自20世纪60年代初期至今开展甘肃石窟考察与研究的部分重要成果，共25篇文章。作为这部文集图文资料的整理者之一，我在阅读和校对的过程中，对董先生六十余年的石窟考古生涯有了更深的体会。
一
文集分为三个部分：考古调查报告、研究论文、学术随笔。值得一提的是，文集中大量造像图均为董先生在现场手绘而成——彼时缺少相机，他只能凭借扎实的速写功底，一笔一画将洞窟中的造像形态、衣纹走势真实记录于纸上。
那些粗粗细细的线条间，既是一位考古学者的严谨记录，也是他对千年古迹的深情凝视。
从炳灵寺到麦积山，从马蹄寺到北石窟寺，从云冈石窟到龙门石窟——董先生用六十多年的脚步丈量了丝绸之路沿线的石窟遗存，也用六十多年的记录，留存下这些艺术瑰宝的前世今生。
其中令我感触最深的，是1963年炳灵寺石窟的那次考察。在那次调查中，董先生和队友们在没有栈道的情况下，脚踩木架、腰系绳索，攀上距地面约六十米高的169窟。“当双手紧握绳索时，似乎把命都交给了上苍，只有一个想法：就是‘上’。”
左上角为169窟，中间大佛为171窟，右上角为172窟。
正是凭着这份勇气，他们在洞窟中发现了西秦建弘元年（公元420年）的墨书造像铭文——这是国内石窟中迄今发现最早的纪年铭文。
这一发现，不仅为炳灵寺石窟的开创时间提供了确凿依据，也为整个甘肃早期石窟的分期断代树立了一把标尺。
读到这些文字时，我仿佛看到年轻的董玉祥和他的同事们，腰间系着绳索，双手攀着粗绳，贴着崖壁一寸一寸向上挪动。
那个画面里有一种令人动容的东西——一种近乎本能的探索冲动。
二
董先生常说，他是“半路出家”。
中学毕业时他一心想报考外语学院，梦想成为文学翻译或外事工作人员，却因体检受限被迫改报历史系。大学毕业后阴差阳错进入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在选择专业方向时，他选了石窟寺考古——“一方面，在校期间我曾去敦煌莫高窟和洛阳龙门石窟实习考察过，另一方面我知道石窟艺术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此后不久，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降临。当时我国著名石窟考古学家、北京大学阎文儒教授受命考察全国石窟，抵达兰州后希望甘肃省博物馆派人协助工作。董先生被选中，随阎先生走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正是这段经历，让一个对石窟考古“一窍不通的门外汉，逐渐跨入了这个学科的门槛”。
读董先生的自序，我总能感受到一种质朴的谦逊。他从不掩饰自己曾经的迷茫与不足，也从不夸大自己的成就。
但正是这种“边学边干”的真诚，让他对甘肃石窟的研究始终保持着“寻迹者”的清醒——他深知自己脚下所踏的每一处土地，都是前人未曾涉足或极少踏足的石窟遗存。
三
这部文集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汇集了数十篇学术论文，更在于它呈现了一种学术精神的传承。
董先生不仅是中国考古界的杰出人物，更是佛教造像考古领域公认的权威。
数十年来，他的足迹不仅踏遍了甘肃境内的所有重要石窟，还远赴新疆的克孜尔、库木吐喇，吐鲁番的柏孜克里克、吐峪沟、胜金口，山西云冈，河南龙门，四川大足、广元等国内主要石窟群；甚至多次走出国门，前往新加坡、马来西亚，在更广阔的坐标系中审视中国石窟的“独特价值”。
这种“通中西、贯古今”的学术视野，使他的研究始终保持着宏阔的格局。
董先生是甘肃境内除莫高窟以外其他各重要石窟考古的开拓者之一。在他之前，世人对莫高窟以外的甘肃石窟知之甚少。是他和同事们一起，用最原始的方法——绳索、木梯、双脚，把那些沉睡在悬崖之上的洞窟一一唤醒。他先后出版了《庆阳北石窟寺》《河西石窟》《炳灵寺一六九窟》《梵宫艺苑——甘肃石窟寺》等多部著作。
因在佛教造像艺术研究领域成就卓著，他还主持编纂了《中国美术全集》中的雕塑卷和壁画卷：《中国美术全集9・雕塑编・炳灵寺等石窟雕塑》与《中国美术全集 17・绘画编・麦积山等石窟壁画》。
这两卷巨著系统精选了甘肃及周边地区石窟中不同时代的雕塑与壁画精品，以高清图版和严谨的学术解说，为学界提供了可靠的图像文献，至今仍是研究中国佛教造像艺术不可或缺的经典工具书。
四
在董先生看来，甘肃之所以被公认为“中国石窟艺术之乡”，不仅因为石窟数量众多、年代久远，更因为这里的石窟艺术完整记录了佛教造像从印度传入，到与中原文化交融，再到彻底中国化、世俗化的全过程。
甘肃石窟是东西方文明在丝绸之路上持续碰撞、互鉴、创新的结晶，其历史深度与文化广度，在国内石窟群中独树一帜，占有独特地位。
退休之后，他真正做到“退职不退休”——工作未停，著述未辍，先后出版了《甘肃——丝绸路上的瑰丽石窟》《从印度到中国：石窟艺术的产生与东传》等多部专著。更令人感佩的是，他虽年事已高，仍远赴台湾地区讲学。同时在省内，他也多次应邀前往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高校及相关考古机构、石窟保护研究所开展讲座，倾囊相授佛教造像艺术的考古心得。
每一次讲座，他都精心准备并制作PPT，从印度佛教艺术的源头讲到甘肃石窟的中国化历程，从造像风格的演变讲到壁画题材的考释，旁征博引、深入浅出，令听者如沐春风。他以言传身教，为后辈学者点亮了前行的灯塔，让石窟考古的火种在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心中生根发芽。
如今董先生已年逾九旬，但依然关注学术前沿，关心年轻学者的成长。这部文集的出版，正应了序言中的那句话：“让那些深藏于甘肃各地的优秀文化遗产，在新的历史时空中绽放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甘肃的石窟寺，如莫高窟、炳灵寺、麦积山、北石窟寺等，自开创以来延续了一千五六百年之久。它们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而董玉祥先生六十多年的石窟考古生涯，则是这些千年古迹与当代学术之间的一座桥梁。
马蹄寺第8窟平、剖面图
作为这部文集的图文资料整理者之一，我有幸在文字与图片之间，一次次走进那些石窟，也一次次走近董先生的精神世界。
这本书不仅是一位考古学家的学术总结，更是一代考古学人“寻迹”之路的真实记录——他们在荒山野岭间寻找文明的痕迹，也在漫长的岁月中探寻学术的真谛。
掩卷之际，我想起董先生在自序末尾写的那句话：“让更多的人了解甘肃石窟、热爱甘肃石窟、保护甘肃石窟，使这些优秀的文化遗产与世长存。”这部《石窟寻迹——董玉祥考古研究文集》，正是这份心愿最好的注脚。
图源董玉祥著《石窟寻迹——董玉祥考古研究文集》，甘肃民族出版社，2025年。
作者简介：
林志国，文化学者、书画评论人、独立策展人、资深媒体人。兰州大学新闻系毕业，国家高级摄影师。长期致力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与传播，专注于发掘、研究、宣传与推介德艺双馨的书画艺术家。
曾为多位书画大家撰写具有深度与独到见解的艺术评论文章，并为多位知名书画艺术家策划学术展览，主导多部书画作品集的策划、拍摄与出版工作。
（甘肃民族出版社官方公众号）
频道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