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与凉州：一眼识国宝　十简定千秋

郭沫若作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在其学术研究中，多次对以武威地区为核心的凉州文化进行了专题性的研究与阐述，其主要事件有如下三件：一是1959年6月，向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室谈《武威发掘报告》中的问题；二是在1965年《考古学报》第2期刊发《武威“王杖十简”商兑》，对武威磨嘴子13号汉墓出土的“王杖十简”，提出与其他学者不同的第五种复原形式；三是积极向世界推广在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铜奔马”。

郭沫若对于武威地区出土文物的关注，反映出其对于凉州文化重要价值的认知。在此基础上，郭沫若也对于凉州文化现代化的转型与传播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可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引领对凉州文化学术研究的热议话题与主题探究。武威汉简是凉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样一份珍贵的出土文献，郭沫若也凭借着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和厚实的史学研究力，撰写了专门性的学术论文《武威“王杖十简”商兑》进行阐释。该文通过对在“王杖十简”上的文字重新识读的基础上，突破了已有的四种对其次序排列的方式，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同时又对于《王杖十简补释》中未能读出“灭受在金”的问题，进行了合理的分析。应该说《武威“王杖十简”商兑》一文对于武威汉简进行了全新的学术阐释，从而更加全面释读了其所代表的凉州文化的悠久而深远的学术价值。

有关郭沫若对武威汉简阐释的情况，不仅仅只是实现了科学性排序以及对未读文字的补白，更重要的是郭沫若将武威汉简的研究纳入到史学研究的范畴之中，强化了其独到的文化价值与史学内涵，并且还具有多元阐释的可能性。郭沫若并非是汉简研究专家，他所擅长的研究领域也集中在社会形态、古文学以及甲骨文等方面，研究时期也多集中于先秦时期，他对于武威汉简的关注，也反映出此出土文献的重要价值。由此凉州作为一种文化存在的样态，突破了地域文化的单一范畴，而更加具有中华文化的共性。

基于深厚的学术储备和敏锐的学术判断，郭沫若在雷台汉墓出土的众多文物中，第一眼就辨识出了铜奔马不同寻常的重要价值，他肯定地认为“这是一件罕见的艺术珍宝，也是这批文物中的宝中之宝！就是拿到世界上去，都是第一流的！”

作为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的郭沫若在参观现场就能给予“铜奔马”如此准确的、高度的定位与评价，一方面展现了郭沫若渊博的学识，他能够将“铜奔马”放置于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之中来界定，可见他对于中国青铜器发展的历史，对于中国考古发掘以及文物的现状都了然于胸的熟稔程度；另一方面经过他的研判，也凸显出“铜奔马”不同寻常的历史价值，特别是郭沫若使用了“前所未有”这样的词句，赋予了“铜奔马”至高的历史地位，而这不仅仅只是简单提升了“铜奔马”的文化高度，而且也激发学术界对“铜奔马”展开全面研究的热情。

二是着手推动了凉州文化进入广阔的公共文化空间。“铜奔马”原本只是陈列于甘肃博物馆中的一件普通展品，它能够走向世界，成为家喻户晓的国宝级物品，完全得益于郭沫若不遗余力的举荐与推广。郭沫若是在无意之中看到了“铜奔马”的，对于这样一件稀世珍宝，他没有如一般的文物管理人员一样，将之束之高阁，珍藏于无人问津之处，而是积极地向外界推广与宣传，使其最大限度呈现出原有的价值与风采。

1969年9月，在甘肃武威的雷台下挖掘出土了这件青铜制作的奔马及其它多样的古代器物，12月这批雷台出土的文物被上调到甘肃省博物馆保存。直到两年后，郭沫若见到了这座制作精美的古代文物珍品时，它一直不为外人所知。

郭沫若在结束甘肃之行，回到北京后所做的第一件重要事情，便是与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商议与筹划将“铜奔马”借调到北京来，参加正在故宫举办的《全国十省（区）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的事宜。为了尽快促成此事，郭沫若又专门在两天后陪同周恩来总理接见外宾时，向周总理做了请示，得到了周总理的首肯。仅仅就是为了这么一件出土不久，还没有任何定性的，更是无任何名气的文物，郭沫若就如此用力，可见他对于“铜奔马”独特价值的肯定与认可，虽然他没有对铜奔马有过专门的论断与研究，但他为此所做的一切就足以说明了“铜奔马”出土对于中国古代史研究以及考古事业的重要价值了。借此机会，铜奔马迈出了走出武威、奔向全国的第一步。同时，能够在故宫展出，其实也已经完全说明了这件青铜器所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了。

随后，郭沫若又积极推动使“铜奔马”走向世界文化的大舞台。1973年4月至1975年8月间，铜奔马先后在法国、英国、日本、罗马尼亚、奥地利、南斯拉夫、瑞典、墨西哥、加拿大、荷兰、比利时、美国等西方国家展出，有近约500万各国观众目睹了“铜奔马”的卓绝风采，并赞誉到“虽然这种‘天马’现在早已绝种，但是它的形象在汉、唐雕刻家和艺术家的手下则并未磨灭。

“铜奔马”走出武威，一夜飘红，所带来的影响并非仅局限于文物自身，如要往更深广处来探究，我们可以看到在“铜奔马”被世界各地人接受，并由深藏仓库的不为世人所知的出土文物，迅速成为公共文化空间热议主题等现象的背后，所蕴含的重要文化命题，就是“铜奔马”丰富与拓展了中国当代公共文化的空间与内涵。

“铜奔马”既是被奉为至宝的珍贵出土文物，又是赏心悦目的上乘艺术佳品，使它本身便具有可供多元阐释的特征，又由于马是中国乃至世界民众都熟悉、能接受、可认知的生物物种，因此它也具有了普遍的大众性特点，特别是以“铜奔马”为元素和标识的旅游纪念品以及文化创意产品的出现，使它还具有了商品性，以上都是与公共文化空间的基本特征与属性高度吻合。

凭借着铜奔马所蕴含的多元而丰富的文化内涵，以及被世界观众所广泛认可，它顺理成章的入选了邮票《文化大革命出土文物》，并于1983年10月成为中国旅游标志，从而一跃成为代表中国文化的象征符号。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郭沫若就名副其实地成为“铜奔马”的“伯乐”了。

通过对武威汉简的研究、铜奔马的推介等方面的工作，郭沫若扼要阐述了凉州文化的重要价值，同时也为凉州文化的外宣与推广做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张勇，中国社科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凉州文化研究官方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