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人治凉：东汉武威太守十二人　凉州籍独占六席

武威郡始设于西汉时期。传世文献所录西汉时期武威太守仅王汉一人，此人系权臣霍光的孙女婿，做过中郎将，在武威太守任上事迹不详，难以展开深入研究。降及东汉，武威郡战略地位提升，史家关于武威及武威太守的记录渐多，使得从群体角度展开研究成为可能。对历任武威太守的籍贯、仕宦经历、性格特点、行政风格等进行分析，有助于更为深刻地理解东汉时期武威地区的区域文化特别是人文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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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武威太守籍贯属地特征之演变

严耕望先生在《两汉太守刺史表》中列出东汉（含更始时期）武威太守有名姓者总共十七人，以任职时间为序，分别是：窦林、马期、梁统、任延、廉范、郑众、傅育、孟云、冯豹、李恂、任嘉、赵冲、张奂、赵苞、黄雋（即黄俊）、张雅、张猛。这份名单不是东汉武威太守的总录——如《华阳国志》记载东汉高士折像的四世祖张江曾任武威太守，只是任职时间不明，不便判入东汉——但是它仍然为我们探讨东汉武威区域文化提供了珍贵样本。

据严表，东汉武威太守籍贯可考者共十二人，依时序为：窦林（扶风）、梁统（安定）、任延（南阳）、廉范（京兆）、郑众（河南）、傅育（北地）、冯豹（京兆）、李恂（安定）、张奂（敦煌）、赵苞（甘陵）、黄雋（酒泉）、张猛（弘农）。张猛系张奂之子，本籍敦煌，虽徙籍弘农，仍应算作敦煌人。汉代有“山东出相，山西出将”的说法。按照这一传统说法来划分，任延、郑众、赵苞三人属山东（或关东），其余九人属山西（或关西）。武威为西北边郡，其太守在折冲典戎方面的才具自然要求更高。籍贯可考的十二名武威太守中，山西人是山东人的三倍，这既与汉代人才分布格局保持一致，又彰显出武威太守多将才的特点。

若以州部划分，十二人中一属冀州（赵苞），一属荆州（任延），四属司隶部（窦林、廉范、冯豹、郑众），其余六人属凉州。凉州籍人士占到半数，比例颇高。三位关东人士中，南阳任延、河南郑众分别在建武中、永平末出任武威太守；甘陵赵苞在灵帝时履职武威。换言之，籍贯可考的十二人中，建武、永平时出任者只有两位，其后出任的十人中有九位是关西人士。九位关西人士中，李恂、黄雋及张奂、张猛父子都是凉州人。这意味着，和帝中叶之后，凉州本土人士几乎垄断了武威太守之职。

究其原因，两汉之际隗嚣据陇右，窦融控河西，故光武帝有意识地选拔关东籍官员出任凉州诸郡太守，以消解窦融等地头势力。南阳人任延、河南人郑众因此得以出任。东汉中期之后，西北羌乱频仍，二千石出自内郡者多无守战意，争相徙郡避寇。在此情形下，凉州本土人士熟悉风土、尚勇敢战的优势受到重视，西北诸郡太守中凉州人士比例越来越高，遂成“凉人治凉”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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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武威太守多为治边将才

《汉书•地理志》记述河西四郡风俗时说，二千石“咸以兵马为务”。东汉武威郡“北当匈奴，南接种羌”，“通货羌胡，市日四合”，在西北边疆民族事务中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武威又是移民地区，其民多为关东徙来，习俗颇殊，民风硬悍。外内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军事征伐成为武威地方治理的重要手段，武威太守的武职色彩甚为明显。

新莽末至更始时期担任武威太守的窦林，高祖父做过张掖太守，从祖父做过护羌校尉，从兄窦融更在天下扰攘之际以河西大将军名号掌控河西五郡，“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显然，窦林出自边将世家，长于治边。梁统本即西北豪强，奉更始帝之命，以中郎将身份安集凉州，初拜酒泉太守，建武初接替马期出任武威太守，参与平定隗嚣武装集团，“为政严猛，威行邻郡”。郑众在明帝永平末出任武威太守，“谨修边备，虏不敢犯”。傅育在章帝建初元年任武威太守，“威声闻于匈奴”。赵冲在顺帝时任武威太守，在追击巩唐羌的战斗中斩首四百余级，朝廷命其督河西四郡兵。

值得注意的是，东汉武威太守在履职武威前后往往有任职边地或参与征伐的履历。傅育早年曾任临羌县长，击滇吾羌“功冠诸军”，履职武威之后又担任护羌校尉。李恂任武威太守前，曾以侍御使身份持节赴幽州“慰抚北狄”，在西域副校尉任上以购赏手段捕杀北匈奴渠帅，使得西域通畅，“道路夷清”。赵冲离开武威之后拜护羌校尉，屡破诸羌。“凉州三明”之一的张奂在桓帝时出任武威太守，此前任安定属国都尉、使匈奴中郎将，屡败羌胡。在武威太守任上政绩显著，后来迁度辽将军、护匈奴中郎将，是东汉后期最为显赫的武将之一。

即便是出自内郡的武威太守，也多有典边经历。南阳人任延曾任会稽都尉、九真太守。京兆人廉范家世为将，本人曾在云中太守任上勇挫匈奴，取得“由此不敢复向云中”的战绩。河南人郑众曾经出使匈奴，讨伐车师，监护西域。甘陵人赵苞任辽西太守，“抗厉威严，名振边俗”。由此可见东汉朝廷对武威太守的人选非常重视。据《后汉书·循吏列传》记载，任延上任武威之前，光武帝亲自接见他，并以“善事上官，无失名誉”之语谆谆训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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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武威太守武厉文教，移风易俗

从史书记载来看，东汉武威太守的行政风格往往偏于严厉，如建武之初的梁统“为政严猛，威行邻郡”。任延下车伊始，听闻将兵长史田绀的子弟宾客暴害地方，民怨沸腾，随即将之收系治罪。将兵长史乃一郡显职，田氏又系武威大姓，任延不为所动，将田氏父子宾客五六人治罪伏诛。田绀少子召聚数百人乘夜攻打郡城，任延发兵破之，由此取得“威行境内，吏民累息”的良好效果。

杀伐立威只是手段，教化治理方为目标。武威地区少雨缺水，不利农作，任延设置水官，修理沟渠，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颇多作为，百姓“皆蒙其利”。他还造立学官，发展教育，使得本郡“遂有儒雅之士”。廉范在武威太守任上“随俗化导，各得治宜”。河西地区旧有“二月生子不祥”“五月产子妨父母”的迷信陋俗，百姓惑于禁忌，生子不举，溺婴成风，严重影响了地方人口繁衍发展。张奂没有一味地用高压手段来强硬处置，而是“示以义方，严加赏罚”，最终实现了“风俗遂改”的目标。武威地区出土的《仪礼简》、医方简、“王杖十简”“王杖诏令书”及多枚鸠杖，都是汉代武威地区社会进步的文化现象。它们未见得与以上所列任延、廉范、张奂诸人有直接对应关系，但其落地与发展一定离不开历任武威太守的努力，因为郡守群体是地方治理的主导者，教化百姓、移风易俗则是地方治理应有之义。

综上所述，东汉武威太守的人选变迁，从前期朝廷有意识地选派关东籍官员，到中后期几乎为凉州本土人士所垄断，深刻反映了东汉朝廷对凉州战略地位认识的转变以及羌乱形势下的现实需要。历任武威太守多具边郡履历，行政风格严猛，善于处理民族事务。武威太守的行迹与政绩，既是东汉西北边疆政策的一个缩影，也是理解边郡治理与区域文化互动关系的重要窗口。

作者：赵凯，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战国秦汉史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凉州文化研究官方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