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维峻：从“陇上铁汉”到“陇西儒宗”

原标题：安维峻：从“陇上铁汉”到“陇西儒宗”

安维峻，这位从羲里娲乡走出的大清御史，在到任不足一年的时间里，连续上疏60余道，试图以一己之力唤醒昏昏欲睡的大清帝国。

作为陇右大儒，安维峻恪遵程朱，“忠”“用”二字成为他治学的核心理念……

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冬，一道奏疏如惊雷般划破紫禁城的上空。这道《请诛李鸿章疏》虽仅千余字，却字字如刀，直指朝中权臣：“李鸿章平日挟外洋以自重，固不欲战，有言战者，动遭呵斥”，更痛陈其“不但误国，而且卖国”。尤为大胆的是，奏疏将矛头直指慈禧太后：“皇太后既归政皇上，若犹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上奏者名安维峻，这位从羲里娲乡走出的大清御史，在到任不足一年的时间里，连续上疏60余道，试图以一己之力唤醒昏昏欲睡的大清帝国。

安维峻（1854—1925年），字晓峰，甘肃秦安县人。光绪六年（1880年）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后改任编修。光绪十九年（1893年），他调任都察院福建道监察御史。次年，甲午战云密布，安维峻到任不足一月，即连上十三道奏疏，指陈时弊。这些奏疏面君后，紫禁城为之震惊，自大清立国二百余年来，尚无臣子敢如此直言太后干政。慈禧震怒，通过军机处直接批示：“安维峻妄言乱政，不可姑息。”据《清史稿·安维峻传》载：“太后闻之震怒，命拿交刑部治罪。枢臣力谏，始改为革职遣戍。”

离京那日，雪花纷飞。前门大街上，自发聚集的士民百姓挤得水泄不通，“访问者萃于门，饯送者塞于道，或赠以言，或资以赆，车马饮食，众皆为供应”（《清史稿·安维峻传》）。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志锐（伯愚）特刻“陇上铁汉”印章一枚相赠。从此，“陇上铁汉”之名不胫而走，传遍京华。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春，安维峻抵达张家口军台戍所。在简陋的土屋中，他潜心整理《谏垣存稿》，收录全部奏疏，并着手撰写《四书讲义》。有戍卒不解，问：“大人已是戴罪之身，何苦著书？”他答：“孔子厄于陈蔡，犹弦歌不辍。吾辈读书人，身处何地，皆不可废学。”看守他的蒙古族参领博尔济吉特氏，见他在天寒地冻中笔耕不辍，一改初时印象：“我原以为汉人京官都是软骨头，安公让我见识了什么叫读书人的硬气。”其时，张家口文教不兴，安维峻便手抄《三字经》《千字文》，主动为戍卒子弟及牧民孩子授课。两年间，他教授学生四十余人，其中三人后来考取生员。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安维峻遇赦回乡。离戍之日，博尔济吉特率全营官兵列队相送，叹道：“安公此去，军台再无这般读书人了。”

安维峻一生治学，渊源有自。早年师从秦安巨潭，后又从安定王作枢学习古文，在兰山书院师从吴可读等，生平讲学以程朱理学为宗，用经术说政事，故其立言不同于寻常章句经生。后受左宗棠、吴柳堂影响深远，精神境界得以扩大，以“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人生座右铭。

值得一提的是，安维峻与甘肃乡试有着特殊渊源。张维在《陇学略说》中言：“秦安安维峻，秦陇分闱后第一科解首也。”同治八年（1869年），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他认为“关陇要事，读书为急”（《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二》），呼吁各级官员以兴教劝学为要务，以期达到“经正民兴，人才从此出，风俗亦从此厚矣”的目标。光绪元年（1875年），在左宗棠的奏请下，甘肃乡试在省会兰州举行，结束了210余年甘肃与陕西合闱乡试的历史。安维峻正是本次乡试的解元（第一名）。

安维峻因触怒慈禧、李鸿章而被罢官，却受到光绪帝的暗中保护。回到甘肃老家后，他先在巩昌府南安书院任山长。晚年，他曾教授京师大学堂，著述颇丰，著有《谏垣存稿》八卷、《诗文集》八卷、《四书讲义》四卷，并主编《甘肃新通志》一百卷。皋兰刘尔炘为《四书讲义》作序，称其“立心之方，经世之法，古今中外得失盛衰之故，皆寓于此。”

在安维峻任南安书院山长期间，陇右士子慕名前往求学，书院被誉为“陇右白鹿”，安维峻本人也被尊为“陇西儒宗”。在此期间，他为南安书院立下“诚洁勤敏”的校训，并撰联曰：“诸生读圣贤书，要在学为忠用；今我绎廉立训，亦思兴起懦顽。”作为陇右大儒，安维峻恪尊程朱，“忠”“用”二字成为他治学的核心理念。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南安书院转型为陇西师范学堂，但其校训精神至今传承，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宗旨，实现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接轨。

回到秦安时，安维峻已年过半百，落脚于祖宅旁的三间旧屋。院中他年少时手植的槐树，此时已亭亭如盖。秦安地处陇中，土地贫瘠，文风虽盛却苦于资源匮乏。安维峻返乡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联合乡绅重修县志。他亲自走访全县十六里，核实山川河流、田亩人口。为考证一处古迹，常往返数十里山路。编纂期间，他的书房夜夜灯火通明。负责誊写的弟子回忆：“先生校对志稿，常至深夜。一册稿成，目力耗竭，须休息三日方能视物。”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廷诏令各省设立学堂。安维峻不顾年高，四处奔走筹款，捐出半数年俸，并说服富户解囊，推行新式教育。秦安高等小学堂创立时，他对首批学生说：“今日之学堂，非仅为科举，乃为培育救国新民。望诸生勤勉，不负桑梓。”安维峻晚年生活简朴，却对寒门学子极为慷慨，家中常备“助学粮”，凡贫苦学生皆可免费取用。他设立的“安氏学田”，每年资助十余名学子。

宣统二年（1910年），安维峻受聘主讲兰州求古书院。三百里山路，六旬之龄仍骑马而行。在书院主讲经史时，他常对学生说：“读圣贤书，所求何事？无非‘为民’二字。”民国成立后，安维峻闭门著述，整理毕生所学，成《望云山房文集》等著作数十卷，并主编完成《甘肃新通志》一百卷八十一册。

民国十四年（1925年）冬，安维峻病逝于秦安，享年七十二岁。临终前，他指着书架上成堆的手稿，对后人说：“吾一生无长物，唯这些文字，乃心血所聚。尔等善守之，传于后世。”出殡之日，秦安全城缟素，送葬队伍绵延数里。

如今，秦安兴国镇安家川的安维峻故居保存完好。他手书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依然悬挂于厅堂之中。院中那株老槐，历经百年风雨，每到夏日，仍郁郁葱葱，仿佛在默默诉说着这位“陇上铁汉”的传奇人生。

□吴琼

（兰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