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生态智慧：悬泉置出土“世界最早环保法”

一块破碎的泥墙，200余片残块，拼合出一部距今2000年的“环境保护法典”。

1990年，一支考古队正在对汉代悬泉置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这座曾见证丝绸之路繁华的驿站，已在黄沙下沉睡近两千年。

当清理到坞院东北角F26号房址时，拂去浮沙，一片墨书青灰色泥块显露出来——紧接着是第二片、第三片……最终，200余块残片被小心取出，拼合修复后，一面长222厘米、宽48厘米的泥质墙壁重见天日。

墙上工整的隶书墨迹，记录着一部距今2019年的诏书，这就是《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

这面出土于酒泉大地上的泥墙，如今静立在甘肃简牍博物馆的展柜中，1992年被国家文物局专家组定为国宝级文物。

它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最完整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文书，被誉为“世界最早的环保法”。

戈壁宝库

悬泉置，这个汉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位于今酒泉市敦煌市境内，是河西走廊西端的一处咽喉要地。

两汉时期，从长安出发的驿使、商旅、使团，经过这里换马歇脚，补充给养，再继续西行或东归。

1990年至1992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清理发掘时，在坞院东北角办公区发现了一面倒塌破碎的泥墙。

经过精心拼合修复，一面长222厘米、宽48厘米的完整泥墙重现于世。墙上墨书文字，正是《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简称《四时月令诏条》。

这份诏书颁布于西汉平帝元始五年五月甲子朔丁丑，换算成公历，是公元5年5月14日，距今已有两千多年。

诏书全文101行，约1600余字，字体为隶书，行间有朱色界栏，四周画有墨线边框，左下角外侧用醒目大字书写篇题。

书写工整规范，布局严谨考究，显然并非普通文书，而是悬挂在驿站最醒目处，让途经的官吏、商贾、使臣都能清晰看到。

推行过程

公元5年，王莽尚为安汉公，名义上辅政，实则已总揽朝政，太皇太后王政君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

他奏请太皇太后王政君颁布这份诏书，以“往者阴阳不调，风雨不时”为由，要求天下百姓的生产生活遵循自然时序。

诏书以“诏书”的形式确立国家意志，以“五十条”构建覆盖四季的完整规范，将传统的生态智慧转化为具有强制力的法律条文。

诏书由三部分组成：

“诏语”说明颁布缘由——“往者阴阳不调，风雨不时”，要求人们的生产生活遵循自然时序。

“诏令”为主体内容，按春、夏、秋、冬四季十二月逐条列出50条法令。其中春季20条、夏季12条、秋季8条、冬季10条。每条下附“谓”字开头的具体解释，共39条。

“结尾”为王莽奏请和逐级下达的文书格语，最后是敦煌太守的发文公告。

这份诏书最为珍贵之处，在于其法律技术的成熟。

每条法令均附详细解释，使抽象的原则落地为可操作的规则，体现了中华法系“法条与解释并重”的立法智慧。

具体规定

翻开这份两千年前的诏书，其内容之细致、规定之周密，令人惊叹。

春季：万物生发，禁止砍伐

孟春之月，“禁止伐木”。解释为：“大小之木皆不得伐也，尽八月。草木零落，乃得伐其当伐者。”从春天到八月，无论大树小树，一律禁止砍伐，直到草木凋零，才能采伐该伐的树木。

“毋杀胎”。解释为：“禽兽六畜怀妊有胎者也，尽十二月常禁。”全年禁止捕杀怀孕的禽兽六畜，保护幼小生命。

“毋竭川泽，毋漉陂池”。规定：“四寸乃得以取鱼，尽十一月常禁。”禁止捕捞九点二四厘米以下的小鱼，每年直到十一月才解禁。

夏季：疏浚水道，养护水土

“修利堤防”“道达沟渎”，保障水道畅通，防范水患。强调对水土资源的养护，禁止过度开发。

秋季：修缮房屋，储藏粮食

“修宫室，补城郭”，利用农闲时节进行工程建设。储藏粮食，为冬季做准备。

冬季：土事无作，保护土壤

“毋发室屋”“土事无作”，冬季禁止动土工程，保护土壤不受破坏。

整部诏书涵盖保护林木、动物、水、土等各方面，构建起一套完整的生态环境保护体系。其中蕴含的“以时禁发、用养结合”理念，与现代可持续发展思想不谋而合。

从长安到悬泉

这部颁布于长安的诏书，如何来到敦煌悬泉置？

诏书末尾的文书格语，记录了这一过程：诏书从长安发出，经河西走廊层层下达，最终到达敦煌郡。

敦煌太守接到诏书后，发文公告，要求下属各置、县遵照执行。

悬泉置作为敦煌郡的重要驿站，将诏书以“壁书”形式书写于坞院办公区的墙壁上，公之于众。

这意味着，过往的每一批驿使、每一队商旅、每一位使臣，在悬泉置歇脚时，都能看到这面墙上的诏书。

从长安到河西走廊，从敦煌到悬泉置，形成了“中央立法—层级传达—公开公示”的完整程序链条。

这正是“法律须公布方能施行”的朴素表达，是程序正义在两千年前的生动实践。

《四时月令诏条》所体现的生态智慧，也与酒泉的自然地理息息相关。

河西走廊深处，绿洲与戈壁并存，水资源弥足珍贵，生态环境脆弱。

两千年前的这份诏书，以法律形式强调“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正是对这片土地生态敏感性的深刻认知。

法治意义

《四时月令诏条》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最完整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文书，在法治史上具有多重开创性意义。

它以国家诏书的形式，将传统的生态智慧转化为具有强制力的法律规范。

从《礼记·月令》的哲学理念，到悬泉置壁书的刚性条文，诏书完成了从“敬顺阴阳”到“禁伐毋杀”的法治转化。

诏书的生态理念，超越了实用主义的资源管理，它将“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落实为保护林木、动物、水土的具体规定。

当悬泉置的泥墙上墨书着“毋杀胎”“毋竭川泽”的庄严诏令，当驿马载着这份生态法典奔向河西走廊的每一处烽燧，中华文明便以制度之力向历史宣告：

法治的尺度，从来不仅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定分止争，更在于人对自然的敬畏守护。

当我们重新看到这部泥墙墨书，仿佛身临其境，能听见悬泉置驿马嘶鸣，能看见往来行者在此驻足观瞻。那时的人们，与我们今日一样，在这面墙前懂得了敬畏自然的分量。

两千年前汉代法治文明的厚度，至今仍给河西走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参考文献

1.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敦煌悬泉置遗址发掘报告[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 甘肃简牍博物馆. 简牍上的法治中国[M].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3. 国家文物局. 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甘肃卷[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4. 班固《汉书·平帝纪》《汉书·王莽传》.

（敦煌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官方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