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春：中国古代思想与西方最大不同是追寻道

文/吴永隆　图/杨艺锴

李晓春表示，中国哲学以法象思维为支撑呈现如圆般圈层性传导关系。

11月11日，伏羲文化研究规划暨《方圆统一论》座谈会在甘肃省兰州市召开。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李晓春表示，中国古代思想与西方思想最大的不同在于追寻道。西方思想的传统侧重于发现真理、探索未知，而中国古代思想的特点是对已知世界的平衡，这种道的传统与中国传统社会熟人熟事的生活样态深度契合。

李晓春说，道无形无象，并不向人直接显现，却可通过法与象来体会大道。象是天显现出的痕迹，法是地显现出的规则，二者如同意义链、意义丛的传递关系，而意义链、意义丛正是道的法象。

谈及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根源，李晓春谈到，这源于中国熟人熟事世界与西方陌生人世界的本质区分。西方人所面对的是规则明确的物的世界，而古代中国人身处的是以血缘家族为核心的熟人社会，由此孕育出以法象思维为支撑的思想体系。

李晓春介绍，《道德经》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经典论述，揭示了数为万物本原的核心思想，强调以理智沉思，从数量关系与空间几何结构中探寻事物内在本性，而中国哲学“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思想，更深刻彰显了观照宇宙万物的独特智慧。

李晓春表示，思维方式的创新不是摈弃过去，而是在新的世界视角下，于传统思维方式上孕育新的思维形态。中国古代法象思维的独特价值，在于对世界的完整认知和对心性修养的全面支持，为理性思维注入了鲜活生命力。随着世界格局愈发复杂，中国哲学既要吸纳世界各国文明的优秀成果，也要深挖底蕴发挥自身思维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