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游戏

原标题：儿时的游戏

20世纪70年代，我的老家兰州红古，物质生活尚不丰裕。电视还未曾进入寻常百姓家，电影也要等上一两个月才能看上一回。加之当时学校课业简单，不留作业，孩子们便拥有了大把自由嬉戏的时光。于是村头巷尾、麦场河边，总能看到成群结队的孩子沉浸于各式各样带着泥土气息的游戏中。那些热闹欢腾的场面，至今仍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里。

那时，在诸多游戏中，“打宝”最受男孩子们的青睐。所谓“宝”，是用香烟纸盒对折叠成的三角块。玩法简单却充满竞技乐趣：一人先将自己的“宝”平放于地，另一人则高举自己的宝猛力摔下，若能将对方的掀翻，便算赢走。香烟纸的质地至关重要，普通纸张不行，非得是色泽鲜艳、厚实耐用的烟盒不可。那时农村人多抽水烟，为寻烟盒，我们常结伴去铁路旁捡拾，甚至步行数里到附近农场的垃圾堆里翻找。夕阳西下，每个人口袋里都塞满了“燎原”“双羊”“草原”等牌子的烟盒，如获至宝。

若有亲戚家的小孩来做客，我们必会把收藏的“宝”铺满炕头炫耀，有时还带着他们一起玩。前两日在婚宴上，在外地工作的小章紧紧拉住我的手说：“老哥，我小学时就听说过你，你打宝喜欢喊‘一、二’，而且从不输人。”他说得一点不假，那时的我们，为一张好看的烟盒能高兴好几天。除了“打宝”游戏，“指天花星宿”则是充满戏剧色彩的游戏。一人被蒙住双眼，其他孩子依次从其面前走过，每过一人，蒙眼者便高声唱念：“指天上星宿的过了”“敲锣打鼓的过了”“吃馍的过了”……走过的人需以动作模仿相应角色，却不能发出一点声音。待全部走完，蒙眼者放开手，要从中指出谁是“吃馍的”。猜中了，便换那人被蒙眼；猜不中，则自己继续。这游戏既考验表演者的模拟能力，也挑战猜测者的观察与记忆，时常惹得大家哄笑不止。女孩子们则偏爱玩“嘎拉哈”。“嘎拉哈”其实是猪、羊腿骨关节处的一块小骨头，洗净后涂上红色，便成了玲珑鲜丽的玩具。玩法是将其抛起，迅速用手背接住，再向上轻送落入掌心，技术好的能同时抛接两三个。谁有一把红润光滑的“嘎拉哈”，足以引来无数羡慕的目光。因此每遇杀猪宰羊，大人们总会特意为我们留下这些骨头，它们成了那个年代最朴素的礼物。

“扔沙包”则是男女皆宜的集体游戏。沙包用布缝制，内装玉米粒或豆子。两边的人互相对扔，试图击中中间来回奔跑躲闪的人。被击中者罚下，等待下次替换上场。扔沙包讲究声东击西、虚实结合，躲闪则需要敏捷的身手和快速的反应。一场游戏下来，孩子们常跑得满头大汗，欢声笑语回荡在整个打谷场上。“石头打砂锅”是以手势决定胜负的趣味游戏。伸手为“河”，握拳为“石头”，五指竖起是“锅”，三者相克，就像一场微型的心理博弈。我们常用它来决定打乒乓球谁先发球、踢沙包谁先上场，既公平又有趣，简单中见智慧。

除此之外，还有“画道道”“打桔槔”“跳方”等各式游戏，虽因年岁久远，细节已渐模糊，但它们共同编织了我童年生活的底色。这些游戏材料简单、规则朴素，却满载着创造与协作的快乐。它们不仅锻炼了我们的体魄，更在无形中教会我们规则、友谊和想象。

如今，孩子们的娱乐方式早已被电子屏幕包围，那些曾经风靡乡间的游戏，也渐渐隐入岁月。但它们所代表的是一种与土地相连、与四季同频的童年体验，是源自生活本身的欢愉与智慧。回望那段时光，我依然能感受到那份纯粹的快乐——那是属于一个时代、一片土地，也属于每一颗自由心灵的珍贵记忆。

□李成林

（兰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