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藏在铜镜后的东汉手写信　与蔡伦造纸术有何渊源

原标题：东汉墨迹纸

东汉墨迹纸之一

东汉时期，蔡伦在前人造纸术的基础之上，改革和推广了造纸技术，逐渐让纸取代了缣帛和简牍，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便捷的书写材料。

那么，两千多年前的纸张是什么样子的，它又是如何被发现的，在它的背后还有哪些故事？在兰州市博物馆内，我们就能够找到答案。

“展示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今天的主角——东汉墨迹纸。”在兰州市博物馆内，讲解员李典宇向我们讲述着这张历经千年仍得以存世的纸。“这张墨迹纸呈圆形，直径17.5厘米，纸张基本完整，有些许霉点，上有墨迹40余字。通过残存的墨迹可以推断出纸的内容是一封求医问药的家信，所写的字体是隶书向楷书过渡的状态，处于隶变的时期。”

凑近细看，纸面泛黄，还有些折印，些许霉点和青铜的绿锈，这是纸张和青铜镜千百年来耳鬓厮磨的印记。在残存的墨迹中，能清晰地看见“医药”二字。这张看起来寻常的纸，竟然已经跨越了两千多年的历史。

“一张纸就已经非常珍贵，但其实，出土的时候，一共有三张。”李典宇将东汉墨迹纸出土时的场景娓娓道来。

时间回到1987年9月，兰州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对之前发现的城关区龙尾山伏龙坪东汉砖墓进行了发掘清理，它是在伏龙坪煤场基建中发现的墓葬，为夫妻合葬墓。该墓葬距地表4.7米，穹庐顶，砖室，墓门向南，有左右耳室。经专家鉴定这是一座东汉中、晚期的合葬墓。之后挖掘发现的成果较多：墓中有两具尸骨，两千多枚“剪轮五铢”和“东汉五铢”钱币，白金饼一枚，银簪一枚，漆妆奁等文物十多件，铜盆、铜壶、铜镜等铜器六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在一块铜镜的镜囊中发现了三张作为衬垫物的圆形墨迹纸张。起初，人们将之称为“伏龙坪纸”。

这三块“伏龙坪纸”，被修剪成铜镜一般大小的圆形，衬垫在铜镜的下面，出土后呈白色，纸面薄厚均匀，柔软有韧性。一张已经霉烂，两张基本完整，其中一张纸张上有些许霉点，上有墨迹40余字；另一张腐烂多处，四分之一边缘破损，上有墨迹60余字。李典宇说：“当时为了保护这极为珍贵的墨迹纸，工作人员专门做了框子，用厚玻璃将纸夹起来，再用玻璃胶将边缘密封起来。”

为弄清楚“伏龙坪纸”的真实身份，1988年初，兰州市文化部门专门派遣博物馆的两位同志送纸进京，正式委托国家博物馆（当时名为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专家进行化验。据馆里一位参加送纸进京的老同志讲，当时大家非常重视这项工作，为防万一，购买了密码箱来装文物。

根据纤维结构显微分析，其中所用的原料为麻、草和树皮等植物纤维，强光透视背面，有明显的帘纹；纸面较为光滑，似有二次加工的痕迹。根据这些情况，基本与有关东汉蔡伦使用植物纤维造纸的“蔡伦纸”方法相同，并与有关的文献记载相符。而且，相较于武威敦煌出土的麻纸提纯度更高更柔软，制作工艺更成熟，而且作为衬垫物说明东汉时期在兰州地区这种纸张使用已经十分普遍了，最终经专家认定：这三块东汉纸，很有可能就是“蔡伦纸”。

要知道，在更早之前，人们的书写材料多是缣帛和简牍，并非纸。缣帛贵，简牍重且不便携带，可是人们对于传播工具的需求逐渐旺盛，纸作为新的书写材料应运而生。麻绳、渔网、树皮等低廉的原材料，让纸的成本也大大降低。它从侧面反映出了东汉时期纸张相对普及，人们在日常书写时会用到，在储藏、搬运当时更为昂贵的青铜器时，也会用纸来作为保护青铜器的衬垫物。

了解了纸张的珍贵，在“东汉墨迹纸”上所书写的墨迹更令人好奇。“是的，墨迹纸的另一价值就在于上面的墨书。”李典宇继续介绍道，“纸上墨书，书体介于隶、楷之间。在有墨书40余字的纸张上，可辨识有‘妇悉履……奈何当奈何……’‘医药’等文，经专家判定墨迹内容为信函。”

回望我国的书法史，西汉及其以前留下书法的名家很少，但从东汉开始，历朝历代的书法名家多了起来。这种历史现象，也说明了便于人们书写的东汉纸，为书法的发展和名家字体的传播提供了物质的前提条件。

在1996年9月6日，国家文物局将“伏龙坪东汉纸”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并正式命名为“东汉墨迹纸”。

所以，别看这只是一张纸，一张用来垫衬青铜镜的包装纸，它所承载的却是满满的历史。

作为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墨迹纸之一，东汉墨迹纸也是“蔡伦纸”的实物证据。它的出现是我国考古界的一次重要发现，为研究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实物资料。而且，珍贵的东汉墨迹纸出土在兰州，也佐证了兰州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

刘文沥　文\图

（兰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