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统治阶级非常重视对中原儒学文化的吸收,用西夏文字翻译儒家经典,培养和教育弟子;推行庙学制度,提倡尊奉孔子;开科取士选拔人才。正如《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载,“自契丹侵取燕蓟以北,拓跋自得灵夏以西,其间所生豪英,皆为其用。得中国(指中原)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是二敌(指辽、西夏)所为,皆与中国等。”
一、翻译印行儒家经典
西夏建国初期,李元昊为了发展民族文化,标榜民族特性,特命大臣野利仁荣仿汉字创制西夏文字。西夏文字形似汉字,但又是独立于汉字之外的一种全新的方块字,是西夏政权独立的象征,也是西夏民族文化统一和发展的体现。文字创制成后,元昊即尊为国字,在国中大力推行。凡西夏的官方艺文诰谍,与他国之间的往来表奏,皆以国字为重。武威发现的西夏文蒙学课本,和民间的买卖和借贷契约等文献表明,西夏文字在民间也广泛普及使用。
创制西夏文字后,元昊便下令翻译《孝经》《论语》《孟子》《尔雅》等儒家经典著作和《三才杂字》等蒙学课本,作为教育培养党项弟子的教科书。西夏建立之初,党项统治者与其他入主汉文化地区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一样,对汉文化采取抵触态度。元昊建立蕃学,培养党项贵族子弟学习西夏文,就是为了突出民族特点,以党项族的“胡礼蕃书”与中原抗衡。但是长期以来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特别是西夏对中原王朝经济和政治上的依赖,中原传统的儒家思想已经潜移默化渗透到党项人生活的各个领域。名为推行胡礼蕃书,学习吸收的内容依然是儒家学说。《孝经》是儒学著作中封建意味最浓的一部著作,中原王朝往往强调以孝治天下,元昊把《孝经》当做统治的重要经典首先加以翻译宣传,说明他吸收儒学思想的意识非常强。党项人骨勒茂才编写的西夏文和汉文的双语双解词典《蕃汉合时掌中珠》,是为了方便汉人和党项人互相学习对方语言,书中摘录了《孝经》中的经典语句,“父母发身,不敢毁伤也”,可见《孝经》中的儒学观点和思想已经对党项人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吕慧卿注本的《孝经传》,是中原汉族儒家经典之作,汉文本早就失传,但是其内容却通过西夏文本保存下来,弥补了汉文文献典籍的缺失。除了用西夏文翻译儒家经典,西夏还根据汉文典籍编译了《经史杂抄》《新集慈孝传》《德行集》等,甚至自己也编纂儒学著作《圣立义海》《新集锦合辞谚语》《正行集》等,虽然水平不高,但是对党项民族来说,已经是很了不起的进步了。
《三才杂字》是我国古代乡村私塾中常见的蒙学课本,西夏也仿照此体例,编写了汉文和西夏文的《三才杂字》,作为儿童识字课本使用。西夏人编写的《三才杂字》以天、地、人分三章,每章分若干部,每一部又包括若干词,一词四字。内容包括日月、星宿、山川、河海、飞禽、野兽、族姓、人名、屋舍、器皿等。该书在黑水城遗址、敦煌和武威都有发现,除了有多种刻本,还有多种写本,说明当时流行较广。武威发现的西夏文《三才杂字》,内容描述了一个孩童从出生到养育、学习、成长的过程,用四言诗体来叙述,如“父母智慧,选择师傅,使学诸艺。因有智福,立便升官,欢喜踊跃”等,文字精炼流畅,大多数都能对仗工整,既朗朗上口,也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水平。
二、推行庙学尊奉孔子
为了教育和培养人才,李元昊在各州建立蕃学,选拔党项族和汉族官僚子弟入学学习,并亲自出题试问,“观其所对精通,所书端正,量授官职”。蕃学的建立,改变了党项族以前的世族相传和部族推举的陋习,以学问和才能高低为选拔任用官吏的标准,对抑制贵族豪强势力,提高党项地主阶级的文化水平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出自蕃学的贵族子弟,大多因出身高贵而“尚气矜,鲜廉耻”,崇宗李乾顺深为痛恶,他于蕃学之外又设立汉学,设置教授,收学生三百人,政府供给食宿,传播学习汉文化知识,量才录用。仁宗李仁孝是一个酷爱汉文化的少数民族皇帝,他执政的五十多年,尤其重视儒学教育,极力推广汉族文化,在全国范围建立学校,普及教育,培养人才,西夏的儒学发展达到高峰。仁孝时期设立的学校,有专门教育皇室子孙的小学,他经常到学校亲自授课;有培养地方人才的州、县学校,在校人数达到三千多人;他还设立了专门学习汉文化的高等学府大汉太学,并亲自到太学祭奠至圣先师孔子。西夏在州县建立的学校,到元朝初期,仅兴州、甘州、凉州尚存遗迹,其余大多毁于战火。从甘州保存的西夏黑河建桥敕碑记载可知,郡学建立后,甘州镇夷郡正亲自兼任郡学教授,负责教化学生。
西夏也仿照中原汉族,推行庙学制度。庙学制度是汉族传统教育的特点,在学校中建设圣庙,庙学一体,教化学子的同时,举行学礼祭拜至圣先师孔子,养成学子尊师重教的品行。我国的中原王朝,自唐朝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后代沿袭封谥。西夏虽然是一个地处西偏的少数民族政权,其尊崇孔子之风气,不亚于中原,西夏仁孝皇帝把儒学先师孔子尊奉为文宣帝,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仁孝还下令“州郡悉立庙祀,殿庭宏敞,并如帝制”。保存至今的武威文庙,是西夏在凉州设立郡学和推行庙学制度、尊奉孔子的实物遗迹,西夏蕃汉教授斡道冲的画像曾悬挂于此。从元代虞集《西夏相斡公画像赞》记载可知,西夏时期的凉州庙学,规模较大,元代尚保存殿及庑。不过西夏庙学中,除了沿袭中原汉制尊奉孔子等先师、先圣之像,还在廊庑中悬挂斡道冲等西夏大儒和贤达的画像陪祀孔子,这一点有别于汉族的做法,是西夏为了追求民族特色,突出国家的独立性而作的改良和创新。
三、科举取士选拔人才
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从隋朝开始,到唐、宋逐步发展和完备。西夏从仁孝皇帝开始,效仿中原科举制度,立唱名法,设童子科,开科取士,选拔官吏。唱名法始于宋朝,皇帝在崇政殿亲自面试进士,“按名一一呼之,面赐及第。”童子科是汉代以来选官取士的特设科目,东汉规定儿童年十二至十六岁,能“情通经典者”拜童子郎,授以官职。唐以后科举特设童子举,十岁以下能通经者、宋制十五岁以下能通经作诗赋者,皆可应试,及第后予以出身并授以官职。
西夏著名学者斡道冲,五岁即以《尚书》中童子科,他精四书、通五经,博学广识,通晓西夏文和汉文,曾用西夏文翻译《论语注》,还用西夏文撰写《论语小义》《周易卜巫断》等书,在国内流行。斡道冲是西夏儒学的一代宗师,他主张以儒治国,深得仁孝皇帝信赖,以他为蕃汉教授,后来擢升为国相,他以儒治国的主张在仁孝皇帝的支持下得到了很大发展。斡道冲去世后,家无私蓄,只留下很多书籍,仁孝下令图画其像,挂在学宫陪祀孔子,得以让学子们礼拜祭祀。
西夏吏部尚书权鼎雄是凉州人,他是西夏天庆七年(1200年)进士,进身授职,以文学名授翰林学士,负责为皇帝起草诏书,备顾问。权鼎雄才气很高,刚正不阿,襄宗安全篡位后,他弃官不做,隐居青岩山,以示对抗。神宗遵顼继位后,他奉召担任左枢密使之职,掌管全国军事机密和边防。在出使金国期间,金国接伴官轻视西夏使者,不按礼仪规矩办事,他据理力争,最终让金人心服口服,改变了对他的态度,维护了西夏国家的尊严和利益。升任吏部尚书后,他掌管全国官吏任免、考课、升降、调动以及朝廷中的礼仪、祭祀、宴享、学校等事物。这一时期,正是西夏战乱频繁、即将亡国的前夕,但他在乱局中始终能够坚持原则,注重澄清吏治,使官民都“无敢干以私者”,按照国家需要和标准选用人才,成为神宗时期的一代名臣。
西夏教育和培养的人才,也成为元朝统治者治理国家的中坚力量。西夏国相斡道冲的后代,几代中有多人在元朝为官,政绩显著。斡道冲之子斡扎箦曾为西夏史官,在蒙古灭西夏时镇守西凉府,为了百姓免遭战火涂炭,他率城中父老投降,被任命为蒙古中兴路管民官。在元军西进时,负责押运粮草,他承袭了父亲刚正不阿,清正廉明的品格,“运饷不绝,无毫发私”,为世人所称赞。斡道冲之孙朵儿赤,担任元朝中兴路新民总管,负责西夏故地农田水利,组织人力开垦因战乱废弃的田地,治理河渠,功绩显著,先后升任潼川府尹、云南廉访副使。他任职期间,爱抚士民,发展生产,和好少数民族,是一名开明的直臣良吏。斡道冲的曾孙斡玉伦徒,是元代具有很高儒学修养的党项族进士,他的文章、诗歌被人称为表范,曾与元末著名的忠臣余阙一起参与编修《宋史》。
出仕元代且有史可据的西夏人物,共有370多人,其中祖籍河西地区的就有60人之多,出自凉州的高智耀功绩和声名较为显赫。高智耀出身于一个汉化已久的西夏官宦家庭,他的曾祖高逸是西夏科举状元,担任过西夏大都督府尹。祖父高良惠,官至西夏右丞相。他本人是西夏灭亡前一年的进士,自身具备很高的汉文化修养。西夏灭亡后,他隐居贺兰山中。元太宗窝阔台闻其博学多识,打算委以重任,他提出“请用儒士,蠲免其徭役”的建议,未被采纳,于是他谢绝任用回到故里。蒙古统一后,实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汉人和汉族文化不被重视,科举长期废止,儒士社会地位低下。元代文学家仇远的诗歌“末俗由来不贵儒,愚夫愚妇恣揶揄”,真实的反映了知识分子人尽可欺的社会现象。蒙古西凉王阔端镇守西夏故地凉州,征用境内儒生为驱户,强迫他们去服劳役。高智耀听到后很痛心,他专程来到西凉府求见阔端,请求他按照西夏国的旧例,免除儒生们的徭役。阔端听从了他的请求。宪宗蒙哥继位后,高智耀再次建议免除全国儒生的徭役,认为“自古有国家者,用之则治,不用则否,养成其材,将以资其用也。宜蠲免徭役以教育之。”蒙哥很高兴,答曰,“善,前此未有以告朕者。”元世祖忽必烈早就对高智耀的才学有所闻,继位后马上召见并赞同其重视儒生的主张,任命高智耀为专门管理全国儒户的官员,负责免役儒户的管理;又授他为翰林学士,负责督促检查全国儒户的甄别工作。高智耀不辞辛劳巡行全国各地,释放沦为“驱口”(即失去人身自由,被分配服劳役,或给蒙古贵族充当使役的人)的儒生三四千人,并向忽必烈解释说,“士,犹如黄金,金色有浅深,谓之非金不可;才艺有深浅,谓之非士亦不可”。西夏儒士在蒙元时期受到优待,并被选任为官吏,高智耀功不可没。《重建高文忠公祠记》碑中记载,“是时(忽必烈时)军旅未息,西北之儒多在俘虏中,公请于朝,皆遣为良民,或先以钱得之者,官出钱以赎,遣使检阅,得儒者数千人。”高智耀还奏请,在元朝廷设立御史台监察机关,以便朝廷及时掌握、监督、管理各地官员,整肃官纪,元朝封建统治机构更加完备。高智耀崇尚儒学,不畏强权,勇敢践行,为元朝保护了大批可用人才,儒家文化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他后来被授予翰林学士,出任西夏中兴路提刑按察使。他的儿子高睿、孙子高纳麟、曾孙高安安,都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是元朝颇有作为、受到器重的党项族官员,为元朝国家的建设,民族文化的融合发展,贡献颇丰。
西夏对文化教育的重视,对后来的元朝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历史学家陈登原《国史旧闻》中言,“西夏人才,初虽有资于宋,其后亦卓然有所自见,并启迪金源,蒙汉文化混合,西夏与有力焉。”
(本文节选自《武威历史文化研究》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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