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文字尊孔子的西夏人亡国后　如何在元朝官场重启风云

西夏统治阶级非常重视对中原儒学文化的吸收，用西夏文字翻译儒家经典，培养和教育弟子；推行庙学制度，提倡尊奉孔子；开科取士选拔人才。正如《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载，“自契丹侵取燕蓟以北，拓跋自得灵夏以西，其间所生豪英，皆为其用。得中国（指中原）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是二敌（指辽、西夏）所为，皆与中国等。”

一、翻译印行儒家经典

西夏建国初期，李元昊为了发展民族文化，标榜民族特性，特命大臣野利仁荣仿汉字创制西夏文字。西夏文字形似汉字，但又是独立于汉字之外的一种全新的方块字，是西夏政权独立的象征，也是西夏民族文化统一和发展的体现。文字创制成后，元昊即尊为国字，在国中大力推行。凡西夏的官方艺文诰谍，与他国之间的往来表奏，皆以国字为重。武威发现的西夏文蒙学课本，和民间的买卖和借贷契约等文献表明，西夏文字在民间也广泛普及使用。

创制西夏文字后，元昊便下令翻译《孝经》《论语》《孟子》《尔雅》等儒家经典著作和《三才杂字》等蒙学课本，作为教育培养党项弟子的教科书。西夏建立之初，党项统治者与其他入主汉文化地区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一样，对汉文化采取抵触态度。元昊建立蕃学，培养党项贵族子弟学习西夏文，就是为了突出民族特点，以党项族的“胡礼蕃书”与中原抗衡。但是长期以来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特别是西夏对中原王朝经济和政治上的依赖，中原传统的儒家思想已经潜移默化渗透到党项人生活的各个领域。名为推行胡礼蕃书，学习吸收的内容依然是儒家学说。《孝经》是儒学著作中封建意味最浓的一部著作，中原王朝往往强调以孝治天下，元昊把《孝经》当做统治的重要经典首先加以翻译宣传，说明他吸收儒学思想的意识非常强。党项人骨勒茂才编写的西夏文和汉文的双语双解词典《蕃汉合时掌中珠》，是为了方便汉人和党项人互相学习对方语言，书中摘录了《孝经》中的经典语句，“父母发身，不敢毁伤也”，可见《孝经》中的儒学观点和思想已经对党项人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吕慧卿注本的《孝经传》，是中原汉族儒家经典之作，汉文本早就失传，但是其内容却通过西夏文本保存下来，弥补了汉文文献典籍的缺失。除了用西夏文翻译儒家经典，西夏还根据汉文典籍编译了《经史杂抄》《新集慈孝传》《德行集》等，甚至自己也编纂儒学著作《圣立义海》《新集锦合辞谚语》《正行集》等，虽然水平不高，但是对党项民族来说，已经是很了不起的进步了。

《三才杂字》是我国古代乡村私塾中常见的蒙学课本，西夏也仿照此体例，编写了汉文和西夏文的《三才杂字》，作为儿童识字课本使用。西夏人编写的《三才杂字》以天、地、人分三章，每章分若干部，每一部又包括若干词，一词四字。内容包括日月、星宿、山川、河海、飞禽、野兽、族姓、人名、屋舍、器皿等。该书在黑水城遗址、敦煌和武威都有发现，除了有多种刻本，还有多种写本，说明当时流行较广。武威发现的西夏文《三才杂字》，内容描述了一个孩童从出生到养育、学习、成长的过程，用四言诗体来叙述，如“父母智慧，选择师傅，使学诸艺。因有智福，立便升官，欢喜踊跃”等，文字精炼流畅，大多数都能对仗工整，既朗朗上口，也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水平。

二、推行庙学尊奉孔子

为了教育和培养人才，李元昊在各州建立蕃学，选拔党项族和汉族官僚子弟入学学习，并亲自出题试问，“观其所对精通，所书端正，量授官职”。蕃学的建立，改变了党项族以前的世族相传和部族推举的陋习，以学问和才能高低为选拔任用官吏的标准，对抑制贵族豪强势力，提高党项地主阶级的文化水平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出自蕃学的贵族子弟，大多因出身高贵而“尚气矜，鲜廉耻”，崇宗李乾顺深为痛恶，他于蕃学之外又设立汉学，设置教授，收学生三百人，政府供给食宿，传播学习汉文化知识，量才录用。仁宗李仁孝是一个酷爱汉文化的少数民族皇帝，他执政的五十多年，尤其重视儒学教育，极力推广汉族文化，在全国范围建立学校，普及教育，培养人才，西夏的儒学发展达到高峰。仁孝时期设立的学校，有专门教育皇室子孙的小学，他经常到学校亲自授课；有培养地方人才的州、县学校，在校人数达到三千多人；他还设立了专门学习汉文化的高等学府大汉太学，并亲自到太学祭奠至圣先师孔子。西夏在州县建立的学校，到元朝初期，仅兴州、甘州、凉州尚存遗迹，其余大多毁于战火。从甘州保存的西夏黑河建桥敕碑记载可知，郡学建立后，甘州镇夷郡正亲自兼任郡学教授，负责教化学生。

西夏也仿照中原汉族，推行庙学制度。庙学制度是汉族传统教育的特点，在学校中建设圣庙，庙学一体，教化学子的同时，举行学礼祭拜至圣先师孔子，养成学子尊师重教的品行。我国的中原王朝，自唐朝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后代沿袭封谥。西夏虽然是一个地处西偏的少数民族政权，其尊崇孔子之风气，不亚于中原，西夏仁孝皇帝把儒学先师孔子尊奉为文宣帝，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仁孝还下令“州郡悉立庙祀，殿庭宏敞，并如帝制”。保存至今的武威文庙，是西夏在凉州设立郡学和推行庙学制度、尊奉孔子的实物遗迹，西夏蕃汉教授斡道冲的画像曾悬挂于此。从元代虞集《西夏相斡公画像赞》记载可知，西夏时期的凉州庙学，规模较大，元代尚保存殿及庑。不过西夏庙学中，除了沿袭中原汉制尊奉孔子等先师、先圣之像，还在廊庑中悬挂斡道冲等西夏大儒和贤达的画像陪祀孔子，这一点有别于汉族的做法，是西夏为了追求民族特色，突出国家的独立性而作的改良和创新。

三、科举取士选拔人才

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从隋朝开始，到唐、宋逐步发展和完备。西夏从仁孝皇帝开始，效仿中原科举制度，立唱名法，设童子科，开科取士，选拔官吏。唱名法始于宋朝，皇帝在崇政殿亲自面试进士，“按名一一呼之，面赐及第。”童子科是汉代以来选官取士的特设科目，东汉规定儿童年十二至十六岁，能“情通经典者”拜童子郎，授以官职。唐以后科举特设童子举，十岁以下能通经者、宋制十五岁以下能通经作诗赋者，皆可应试，及第后予以出身并授以官职。

西夏著名学者斡道冲，五岁即以《尚书》中童子科，他精四书、通五经，博学广识，通晓西夏文和汉文，曾用西夏文翻译《论语注》，还用西夏文撰写《论语小义》《周易卜巫断》等书，在国内流行。斡道冲是西夏儒学的一代宗师，他主张以儒治国，深得仁孝皇帝信赖，以他为蕃汉教授，后来擢升为国相，他以儒治国的主张在仁孝皇帝的支持下得到了很大发展。斡道冲去世后，家无私蓄，只留下很多书籍，仁孝下令图画其像，挂在学宫陪祀孔子，得以让学子们礼拜祭祀。

西夏吏部尚书权鼎雄是凉州人，他是西夏天庆七年（1200年）进士，进身授职，以文学名授翰林学士，负责为皇帝起草诏书，备顾问。权鼎雄才气很高，刚正不阿，襄宗安全篡位后，他弃官不做，隐居青岩山，以示对抗。神宗遵顼继位后，他奉召担任左枢密使之职，掌管全国军事机密和边防。在出使金国期间，金国接伴官轻视西夏使者，不按礼仪规矩办事，他据理力争，最终让金人心服口服，改变了对他的态度，维护了西夏国家的尊严和利益。升任吏部尚书后，他掌管全国官吏任免、考课、升降、调动以及朝廷中的礼仪、祭祀、宴享、学校等事物。这一时期，正是西夏战乱频繁、即将亡国的前夕，但他在乱局中始终能够坚持原则，注重澄清吏治，使官民都“无敢干以私者”，按照国家需要和标准选用人才，成为神宗时期的一代名臣。

西夏教育和培养的人才，也成为元朝统治者治理国家的中坚力量。西夏国相斡道冲的后代，几代中有多人在元朝为官，政绩显著。斡道冲之子斡扎箦曾为西夏史官，在蒙古灭西夏时镇守西凉府，为了百姓免遭战火涂炭，他率城中父老投降，被任命为蒙古中兴路管民官。在元军西进时，负责押运粮草，他承袭了父亲刚正不阿，清正廉明的品格，“运饷不绝，无毫发私”，为世人所称赞。斡道冲之孙朵儿赤，担任元朝中兴路新民总管，负责西夏故地农田水利，组织人力开垦因战乱废弃的田地，治理河渠，功绩显著，先后升任潼川府尹、云南廉访副使。他任职期间，爱抚士民，发展生产，和好少数民族，是一名开明的直臣良吏。斡道冲的曾孙斡玉伦徒，是元代具有很高儒学修养的党项族进士，他的文章、诗歌被人称为表范，曾与元末著名的忠臣余阙一起参与编修《宋史》。

出仕元代且有史可据的西夏人物，共有370多人，其中祖籍河西地区的就有60人之多，出自凉州的高智耀功绩和声名较为显赫。高智耀出身于一个汉化已久的西夏官宦家庭，他的曾祖高逸是西夏科举状元，担任过西夏大都督府尹。祖父高良惠，官至西夏右丞相。他本人是西夏灭亡前一年的进士，自身具备很高的汉文化修养。西夏灭亡后，他隐居贺兰山中。元太宗窝阔台闻其博学多识，打算委以重任，他提出“请用儒士，蠲免其徭役”的建议，未被采纳，于是他谢绝任用回到故里。蒙古统一后，实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汉人和汉族文化不被重视，科举长期废止，儒士社会地位低下。元代文学家仇远的诗歌“末俗由来不贵儒，愚夫愚妇恣揶揄”，真实的反映了知识分子人尽可欺的社会现象。蒙古西凉王阔端镇守西夏故地凉州，征用境内儒生为驱户，强迫他们去服劳役。高智耀听到后很痛心，他专程来到西凉府求见阔端，请求他按照西夏国的旧例，免除儒生们的徭役。阔端听从了他的请求。宪宗蒙哥继位后，高智耀再次建议免除全国儒生的徭役，认为“自古有国家者，用之则治，不用则否，养成其材，将以资其用也。宜蠲免徭役以教育之。”蒙哥很高兴，答曰，“善，前此未有以告朕者。”元世祖忽必烈早就对高智耀的才学有所闻，继位后马上召见并赞同其重视儒生的主张，任命高智耀为专门管理全国儒户的官员，负责免役儒户的管理；又授他为翰林学士，负责督促检查全国儒户的甄别工作。高智耀不辞辛劳巡行全国各地，释放沦为“驱口”（即失去人身自由，被分配服劳役，或给蒙古贵族充当使役的人）的儒生三四千人，并向忽必烈解释说，“士，犹如黄金，金色有浅深，谓之非金不可；才艺有深浅，谓之非士亦不可”。西夏儒士在蒙元时期受到优待，并被选任为官吏，高智耀功不可没。《重建高文忠公祠记》碑中记载，“是时（忽必烈时）军旅未息，西北之儒多在俘虏中，公请于朝，皆遣为良民，或先以钱得之者，官出钱以赎，遣使检阅，得儒者数千人。”高智耀还奏请，在元朝廷设立御史台监察机关，以便朝廷及时掌握、监督、管理各地官员，整肃官纪，元朝封建统治机构更加完备。高智耀崇尚儒学，不畏强权，勇敢践行，为元朝保护了大批可用人才，儒家文化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他后来被授予翰林学士，出任西夏中兴路提刑按察使。他的儿子高睿、孙子高纳麟、曾孙高安安，都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是元朝颇有作为、受到器重的党项族官员，为元朝国家的建设，民族文化的融合发展，贡献颇丰。

西夏对文化教育的重视，对后来的元朝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历史学家陈登原《国史旧闻》中言，“西夏人才，初虽有资于宋，其后亦卓然有所自见，并启迪金源，蒙汉文化混合，西夏与有力焉。”

（本文节选自《武威历史文化研究》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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