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老法再现古药方复原……"牍"懂繁华丝路的前世今生

原标题：河西简牍特点

陈彦友

河西汉简最早的发现者为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他第二次中亚之行时（1906—1908年），在敦煌西北疏勒河下游三角洲地区，发现了汉代烽燧、城障遗址。后随汉代烽燧沿着疏勒河岸溯流而上，追寻至敦煌东北处，找到了由塞墙、烽燧、城障组成的汉代长城，并在汉代烽燧遗址中发掘汉简705枚，其中有纪年简166枚，最早的是西汉武帝天汉三年（前98年），最晚的是东汉顺帝永和二年。1913年至1915年，斯坦因进行第三次中亚探险考察，他沿着敦煌汉代烽燧遗址向东，穿过安西、酒泉至金塔，并在这一段汉代烽燧线遗址中获得汉简105枚。“流沙坠简”由此闻名世界。

1927年至1931年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额济纳河流域居延地区发掘出土简牍11000余枚。

1944年，西北科学考察团沿着斯坦因的考察路线对玉门、阳关以及汉代边塞的沿线烽燧进行再调查。在敦煌西北的小方城遗址发掘汉代简牍49枚。

1959年，在凉州区磨嘴子一汉墓中，发现469枚近三万字的汉代《仪礼》简，除少数属竹简，大部分是木简，每简60字左右，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已改编成《武威汉简》出版。武威出土的这批《仪礼》简分为三种：甲本木简398枚，包括《士相见》《服传》《特牲》《少牢》《有司》《燕礼》《泰射》7篇；乙本木简37枚，仅《服传》一篇；丙本竹简34枚，仅《丧服》一篇。《仪礼》是儒家传习最早的一部书，也是儒家十三经之一。内容记载周代的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礼仪。

1959年，武威磨嘴子18号汉墓出土木简10枚，史学界称之为“王杖十简”。简文记东汉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幼伯受王杖事，录有西汉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和建始二年（公元前31年）诏令，但出土时简次已乱。内容包括建始元年、元延三年（公元前10年）关于高年授王杖及关于汝南郡王安世等坐殴辱王杖主弃市的诏令。这些诏令涉及对高龄鳏寡残疾人的优抚政策，是研究汉代养老制度的重要资料。

1972年11月，在武威旱滩坡发现了一座古墓葬，其中发现木简78枚、木牍14枚。经解读，这是一批内容极为丰富的汉代医药简。92枚珍稀医药简牍中，有78枚被定为国宝级文物，内容包括临床医学、药物学、针灸学以及其他内容。1975年，文物出版社以此出版了《武威汉代医简》。在临床医学方面，这批简牍不仅记载对疾病症状的描述和病名、病因病理的记载，还记载了“治伤寒逐风方”“治久咳逆上气汤方”“治金创止痛方”“治妇人膏药方”“治目痛方”等方剂30多个，涉及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针灸科等。在医药学方面，简牍列举了约100多种药物，包括植物药63种、动物药12种、矿物药16种、其他药物9种。对这些药物的炮制、剂型以及用药方法做了详细的记载。在针灸学方面，记载了三里、肺俞、泉水等针灸穴位及留针方法、针灸禁忌等内容。简牍还在中国医学史上首提“活血化瘀治法”，体现了中医辨证施治的原则，为研究秦汉及秦汉以前医药学提供了可靠依据。武威医简出土以来，学界一致认为这是1949年以来我国文物考古工作重大发现之一，它与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湖北江陵张家山汉简一道，是我国医药学史上的重大发现，填补了中国医学早期的空白，对研究我国汉代医药学具有十分珍贵的科学价值，是“祖国医籍链上的重要一环”，被学界誉为名副其实的“中华第一医简”。

1981年9月，又在磨嘴子征集到汉墓出土的《王杖诏书令》木简26枚。简次顺序明确，内容不仅记载了汉宣帝说过的话，还规定授王杖的老人，可以方便出入官府，可以在天子道上行走，在市场上做买卖可以不收税，触犯刑律如不是首犯可以不起诉等事。

1973年至1986年，甘肃居延考古队在古居延地区对甲渠侯官、肩水金关和肩水都尉府等4处汉代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共获得两汉简牍2万余片，为有别于1930年的发现，故命名为“居延新简”。

1990年至1992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历时3年对悬泉置进行了详细的考古发掘，共出土汉代简牍35000余枚，其中有字简牍23000余枚，其他遗物3000多件，简牍内容涉及两汉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法律、民族等。此次发现被评为1991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和“八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此外，1901年至1908年，瑞典人斯文·赫定、法国人伯希和、英国人斯坦因以及新疆的有关文物考察队在楼兰、尼雅和吐鲁番等地相继发现500余片两汉及魏晋时期的简牍，其中一些简牍的内容与河西地区有关。

悬泉汉简中最早的纪年简为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最晚的纪年简为东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前后跨越218年。其内容大致涉及这218年及其前后若干年的历史史实，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社会以及边地风情、日常生活等，是两汉丝绸之路的实时档案和原始记录。

在秦汉魏晋时期，河西地区既是华夏文明体系的边陲重镇，又是汉、羌、匈奴等多民族交往、融合的场所，更是丝绸之路和中原交通的咽喉通道。这一地区对简牍的使用，主要是受中原影响。与中原相比，河西地区虽然简牍使用时间不长，但从20世纪以来的简牍出土史来看，河西简牍仍有较鲜明的特点，在中国简牍学研究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第一，河西地区是中国近代以来最早发现汉简的地区之一。1901年，斯文·赫定、斯坦因分别在楼兰遗址和尼雅遗址发现简牍，揭开了20世纪以来简牍出土的大幕。仅仅6年后，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就在敦煌疏勒河流域汉塞烽燧发现大量简牍，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第二、河西地区是百年来出土简牍最多的地区之一。20世纪以来，在湖北、湖南、四川、安徽、广西、山东、江苏等地出土战国、秦汉简牍2.2万余片，而同期在甘肃出土简牍的数量则达6.07万余片，远远高于内地出土简牍的总数。除了400多枚放马湾秦简和23枚甘谷湾简外，这些简牍中绝大多数都出土于河西地区。河西地区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干燥的地理环境，为出土如此众多高质量、高水平的两汉简牍创造了条件。河西简牍既是我国中古时期的百科全书，也是古丝绸之路开拓兴盛的实物佐证，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

第三、河西简牍具有时代跨度长涉及朝代较多的特点。河西地区使用简牍的时代远远滞后于中原地区，但由于简牍作为主要书写载体退出历史舞台的时间稍晚于中原，且河西地区干旱的气候有利于木质器物的保存，故河西地区出土简牍具有时代跨度长、涉及朝代较多的特点。目前发现的河西简牍，从时间上看，贯穿西汉、新莽、东汉、曹魏、西晋、十六国、唐、宋、西夏、元等时代；从政权上看，包括更始、赤眉军建世、隗嚣复汉、前凉、后凉、西凉等多个政权，其中，赤眉军建世、隗嚣复汉政权的资料都是出土文献中仅见的，极有价值。这些丰富系统的资料体系，是全国其他省份所不具备的。

河西简牍语言文字资料丰富。河西地区地处祖国西北，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枢纽之地。因此，该地区出土简牍除有汉文材料外，更包括佉卢文、粟特文、婆罗米文、吐蕃文、西夏文等多种少数民族文字材料，具有很高的语言文字研究价值。

第四、河西汉简内容丰富多彩。河西简牍种类众多，内涵丰富，包罗万象。从出土地点看，既有武威磨嘴子、旱滩坡、永昌水泉子等墓葬简，又有遗址简，其中遗址的性质也多种多样，不仅有居延、敦煌那样的屯戍候望烽燧遗址，也有悬泉置、肩水金关那样的邮驿、关卡遗址；从具体内容看，既有各种行政公文、簿籍简册，也有众多的汉晋律令和司法文书，更有《仪礼》《论语》《仓颉篇》等文化典籍，以及《日书》《遗册》、药方等反映民间神秘主义文化和社会生活礼俗的资料。据不完全统计，河西汉简中所涉及的典籍材料涵盖了《汉书·艺文志》“六略”的所有门类，其中武威《仪礼》简作为汉代今文经学的礼学经典、居延《相宝剑刀》册作为术数在文献学上都具有极高的价值。

（嘉峪关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