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这位不识字的“高人”，为何深受常书鸿喜爱

原标题：【大敦煌·匠心】莫高匠人窦占彪（上）

在莫高窟对面的戈壁滩上，有一片隐蔽低调的墓地，埋葬着1949年至今的27位莫高窟人。在这些长眠的人中，除了钻研业务的学者，也有手工技艺突出的工匠们。比如窦占彪。几乎每一个敦煌人在回忆起过去的人事时，都会想起这位老人。虽然无人为他写传，但他的名字却频频出现在各类敦煌守护人的传记里。

窦占彪是莫高窟的一位技工，是1943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以来最早的工人之一。他不识字，脸狭长而脑门特大，下巴向前抄出，个子瘦小，走路有点瘸。他沉默寡言，但大巧若拙，绝顶聪明。在敦煌工作的近五十年里，莫高窟492个洞子，每一个都有他亲手修补的痕迹，每一条栈道、每一级台阶上都有他不忘回报的辛劳付出......在石窟保护和加固工程中他想出了许多好点子，也解决了不少专家们束手无策的难题，他还发现过不少文物。说到他，全院上下，没有人不敬佩的，被大家称为“莫高匠人”。

一

窦师傅生于1917年，去世于1990年。他是甘肃敦煌县东郊窦家墩人，因为家贫，从小没有念过书。后来为了谋生，青年时候就在敦煌县当过短时期的警员。

1941年张大千来莫高窟从事考察和临摹壁画，县上派窦占彪及另一位警员来莫高窟为张大千做警卫。窦占彪虽不识字，但人很机灵、勤快，说是做警卫，实际是为张大千的一帮画家们打杂。他的话不多，做事勤快所以深受张大千的赞赏。

到了1943年常书鸿先生来莫高窟筹建敦煌艺术研究所，张大千同时也结束了在这里的工作，临别前征求窦师傅意见，把他介绍给常书鸿先生，当时他还不满二十岁。常书鸿看着他穿着警服，说：“我不需要保护，你走吧。”窦占彪木木地说：“我看你像个佛爷，我不想离开你。”常书鸿一愣，看了看这小伙，憨厚的外表透着机灵，他想了想说：“那就留下，干点别的事儿吧。”

一字不识的窦占彪脱去了警服，无师自通地当起了泥瓦匠——因为这儿最缺泥瓦匠，这一干就是近五十年。窦占彪平时沉默寡言，但常书鸿交办的活儿，不论是修栈道，拿瓦刀，搭架子、抬画板，什么杂务活都干。虽然他没有文化，既没有学过泥瓦工更没有学过架子工，他凭着他的聪明智慧和勤奋劳动，很快摸着了门道，无论是泥瓦工还是架子工都做得头头是道。渐渐地很受常书鸿先生的信任和喜爱。

当时人手虽少，条件也很艰苦，但大家都想干一番事业，情绪高昂。大家首先进行的工作是测绘洞窟、窟前除沙、洞窟内容调查、洞窟编号、壁画临摹等。但好多洞窟高高在上，窟檐的栈道梁已残断，没有加固。

常书鸿要给数百个洞窟一一编号、普查。可栈道破损严重，高处的洞窟上不去。常书鸿一筹莫展的时候，窦占彪一声不吭，找来些椽子，默默制作了“蜈蚣梯”的独木梯。常书鸿仔细看了看这梯子，每隔30厘米就钉个短树棍，粗糙至极，宛如一条弯曲的“蜈蚣”。他惊讶地对窦占彪说：“这梯子，爬那么高的洞窟能行吗？”窦占彪木木地说：“试试就知道了。”结果大家一试，搭在高高的洞窟之上，灵活结实，非常耐用。常书鸿赞许地说：“行！”

就这样，窦占彪不断地搭设架板和梯子，除了梯子简陋之极，那架板就是一个破门板，但比想象的要稳定得多，靠这个，常书鸿他们完成了一个个洞窟编号、普查和临摹。

窦占彪还是个善于登攀悬崖峭壁的“高人”。在陡峭的悬崖上，随意登攀，抽出一个朽烂的木桩，再在桩眼中安装上一个新的木桩，架上木板，就这样，一个木桩接一个木桩，一块木板连一块木板，艰难地开辟了飞栈的通路，把大家都引上许多高层的洞窟。有些洞窟不知有多少年没人上去过，窟内有很厚的鸟粪存积。

1944年的夏天，董希文和妻子张琳英风尘仆仆地来到了莫高窟，对这个曾在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过的门生的到来，常书鸿十分高兴。刚到莫高窟，常书鸿经常带着董希文、张琳英等人调查洞窟，不想经历了一场惊险。在调查南部一座晚唐的第196窟时，常书鸿与董希文、窦占彪等人都爬“蜈蚣梯”上去了。调查结束后，正准备下去时，不慎将梯头移位，梯子倒了。他们被困在洞中，这第196窟位是处在高处的，上不着顶下不着地，一时间他们不知怎么办。还是窦占彪有经验，他瞧了瞧四周的情况说：“如今只有从崖头爬陡坡上山顶，险是险些，好在路不长，只有一二十米。我先爬给你们看看……”他说完，果然弯腰躬身，一个纵身，十分敏捷地爬了上去。有个艺专的年轻学生自恃年轻，也奋勇往上能，谁知刚爬到一小半，连声大喊“不行，不行！”站住了。常书鸿也不示弱，试着跨了几步。原以为坡上的沙石是软的，用大力一蹬会出一个窟窿，没想到下面砾岩很硬，弹力特大，反而站立不稳，差点摔下去。惊慌之中，常书鸿手中拿的一个调查记录本，飘飘荡荡落到了崖下。窦占彪看他们这样狼狈，知道不好，急忙大喊：“你们都原地站着不能再动了，我这就下山去拿绳于。”隔了好一阵子，他拿回了绳子，从山顶吊下来，才一个一个把他们都拉到了山顶。窦占彪又想办法拣回那个调查记录本。事后，董希文和张琳英只翘大拇指，说“这小窦这小伙，真是好身手！”

1944年8月份，为了维持日常必需的吃住往来，全所人员开始改造宿舍，同时凑钱买了两头毛驴和一匹老马，却找不到储藏牲口草料的库房。负责喂养牲口的人员看中了中寺后院一间大约三米见方的土地庙，常书鸿经过反复斟酌后，也做出了同意改建的决定。

他把这项任务交给了窦占彪。土地庙的神龛上有五尊残破坐像，虽然没有多大艺术价值，但常书鸿还是再三叮咛窦占彪，让他暂时先移到别处妥善保管起来。敦煌当地庙里的塑像，一般都用一段木料作为固定的中心支柱，然后包裹上泥草制作而成。搬动这些塑像的时候，窦占彪感觉非常沉重，他和几个民工费了很大力气企图将塑像搬下神龛，不想塑像裂开了，露出了埋得很深的支柱。有点慌乱的窦占彪发现支柱是桃木，他仔细发现上面紧紧地捆扎着的不是麦草也不是芦苇，而是写有字的纸卷。这些纸保存得非常干净完整，上面写有密密麻麻的字，像是经文。民工们没有文化，认为废纸，没当回事。窦占彪感觉蹊跷异常，立即停止了工作，汇报了常书鸿。

常书鸿立即到现场查看，发现的确很奇怪，营造者没有用泥和水，这些纸卷保存得很好，纸质又细又薄，墨色清晰，书法严正，遒劲有力。常书鸿眼前一亮，他让窦占彪小心翼翼地剥下经卷，抱到办公室。随后，窦占彪在另一个塑像中也发现了经文。常书鸿先生召集全体职员，还邀请在莫高窟工作的西北考察团的专家们，有向达、夏鼐和阎文儒等先生参加检验鉴定。根据纸张、书法和三个明确的题记年代判断，大家肯定了这些经文是北魏人写经残卷，距今大约1500多年前，堪称无价。计共得六朝残经杂文等六十六种，碎片三十二块，而且题记年号，此外还有六朝职官花名册及诗经残页。这是王圆禄发现大量藏经洞文物之后的又一重要发现，这次发现的消息很快刊登在当时的《西北日报·西北文化》上，引起了文化界轰动。而这些都是窦师傅发现的，如果说是偶然，还不如说是他在工作中细心操作的结果。窦占彪可谓为莫高窟发现六朝经卷立下了头功！

1944年10月，窦占彪在清理莫高窟第220窟的流沙时，发现洞窟内一幅模糊不清的壁画破了，露出了里面的壁画，而且色彩很新。常书鸿闻听后立即进来观看，他仔细观察后认为，上面的壁画是宋代的重彩，下面的壁画才是初唐杰作。他让窦占彪剥去了四壁模糊不清的壁画，隐藏在下面的初唐时期壁画显露了出来，其色彩金碧辉煌，灿烂如新。壁画带有晋代大画家顾恺之的“清赢”的画风和神态，对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清谈名士形象描绘得惟妙惟肖。这幅壁画不仅在敦煌艺术中少有，在全国也属罕见。

窦占彪发现的第220窟的初唐壁画，让历史向前推进了四五百年，今天我们走进这个洞窟会发现顶部和四壁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面貌，也是唐与宋两个时代绘画水平的对照。在常书鸿多种著述中里提到“这是老工人窦占彪从宋代重绘的泥壁下剥露出来....真是一幅举世无双的现存最大最古的山水人物画。”

1945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被撤销，所有的人都离开了， 常书鸿也离开去重庆争取恢复研究所，留下的仅有老工友窦占彪和范华两人。临走，常书鸿又叮嘱：“小窦，这洞窟的维护和保管的事就交给你啦，你可要千万上点心！”窦占彪眼圈红了红，点点头。

通过常书鸿先生四处奔走，八方呼吁，顽强抗争，当时的国民政府决定由中央研究院接办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46年中秋节，常书鸿一行人回到了敦煌，当他看到窦占彪和范华站在莫高窟的牌坊前孤零零地等待他们时，常书鸿热泪盈眶，几步向前分别紧紧握住了窦占彪和范华的手。

张自智

作者简介：张自智,笔名远近，现居敦煌。发表小说散文散见报刊，著有小说《敦煌，远去的枪声》《黑戈壁》《关城燕鸣》《父亲的葬礼》等，著有人物传记《常沙娜：我的根在敦煌》《石油师长张复振》等。电影剧本《石油师长》《关城燕鸣》获甘肃优秀剧本奖，电视连续剧剧本《敦煌旧事》获西部优秀剧本奖，电影剧本《秀水》获青海优秀剧本奖。

（奔流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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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中国成立后，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窦占彪一直从事石窟保护工作。1951年，文化部派专家对莫高窟进行了全面考察，并拟定了长远保护规划，将壁画塑像的修整工作列为重点。窦占彪等保护人员采用边沿加固、泥浆粘贴、铆钉加固的方法，对莫高窟几十个高层洞窟的壁画大面积脱落进行了修复加固，有效地保护了大量濒临脱落的壁画。经过60多年时间的检验，证明这种方法对保护壁画是行之有效的。

莫高窟第427窟是隋代的大型石窟，前室南侧的金刚力士，主室西侧的菩萨因年代久远，都有前侧倾倒的迹象，金刚力士后背离后壁约10厘米，两尊菩萨离墙3至4厘米，并且这些塑像都是高约三米多的，让人看着也无计可施。上世纪50年代，担任石窟保护组组长的孙儒僩和窦占彪在塑像前支撑了两根木棍以防突然倾倒，这种临时措施实在有碍观瞻，但当时的确没有其他办法可想。1964年文保所老专家祁英涛来莫高窟考察，孙儒僩曾请教他这几尊塑像如何扶正。祁英回答说：“文物的种类繁多，病害也千奇百怪，谁都没有现成办法处理各不相同的文物病害，只有大胆设想，小心谨慎地从事，一切经过试验来解决”。后来，窦占彪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在孙儒僩等人的协助下，窦占彪圆满完成了三身大型塑像的扶正工作。金刚力士每身估计都重达一吨有余，窦占彪将它们放倒45°，然后在塑像后打上结实的螺钉，之后又安全扶正，在后面牢牢地拧紧螺钉，塑像却毫发未损。在当时没有现代化设备的情况下，这可不是简单的事情啊！按如此方法，他扶端了莫高窟很多佛像。窦占彪想出了既不影响原作又使倾斜的塑像恢复原位的方法，到现在为止那些塑像还很好地固定在墙上呢。真可谓一大奇迹！

莫高窟第45窟的一组塑像基本完整，造型也很精美，佛龛中的阿弥陀佛作结跏跌坐，但下垂的袈裟断裂成了几片。担任石窟保护组组长的孙儒僩只是告诉窦师傅想办法去修复一下。窦师傅就不声不响地去干了，几天后断裂掉的袈裟碎片竟被修补上去了，而且是天衣无缝，真令人佩服。至今六十多年过去了，修补好的袈裟依然完好。

还有著名的“甬道搬迁”。西千佛洞有两个石窟，距离敦煌50多公里，壁画和塑像病害严重，莫高窟的修复专家李云鹤将其分解搬迁，复原到了莫高窟北区石窟中，窦占彪给李云鹤想了许多办法，用他的泥瓦匠功夫出了大力。至今李云鹤还还记忆犹新，他感叹说：“窦占彪，真是一大奇人！”

三

除了之前发现莫高窟的土地庙北魏手写经文外，窦占彪还发现了多处文物。例如，1959年3月，窦占彪在维修莫高窟大泉河东岸喇嘛塔时，在东岸最南端一座小型塔中发现的两件西夏文佛经，一件为《金刚经》，另一件《妙法莲华经·观世音普门品》。这部《金刚经》文字完整，而且还保存着最为完整的西夏文《金刚经》修持仪轨，这也是国内外各收藏单位中绝无仅有的。1965年由窦占彪带领几个工人独立搭成130窟从底到顶的脚手架，搭架过程中在南壁一缝隙中发现一卷唐代丝绸彩幡。这都是前所未有的重要发现。

“千相塔”（千像塔）是道士王圆箓所造功德塔，是将洞窟中有许多残塑集中起来，造了一座佛塔，有许多艺术珍品埋葬在了塔中。1951年，敦煌文物研究所为配合国家文物局派来的专家组的调查工作，将千相塔拆除，文物放置在第450窟。1952年开始，莫高窟开始整理千相塔出土的残像，主要由孙儒僩和窦占彪负责。

窦师傅用廉价的土坯砌了三面台座，把一些残像立起来安放在固定台座上。一些残存的塑像头部也制作了不同大小的泥座，分别把它们安放在泥座上。对一些能找残存身体、手臂的，手巧的窦占彪都进行了小心修复，一些文物甚至重新焕发了光辉。值得注意的是一件唐代木雕六臂观音，清理残塑的时候，观音的身、手、臂分离。最后经过窦占彪的仔细拼装，终于修复成一件珍贵的木雕六臂观音像，在石窟艺术中，这是独一无二的珍品。

上世纪50年代开始，孙儒僩和窦占彪在石窟文物保护组工作，孙儒僩虽是组长，但两人在工作中是老搭档、是好兄弟。他们一共参加了考察炳灵寺、麦积山、天梯山的剥取壁画、迁移塑像等等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工程。在这些工作中窦占彪不但出力气而且开动脑筋想出了不少的好点子。

上世纪五十年代，他们都参加了刘家峡炳灵寺的考察。孙儒僩和窦师傅同时住在炳灵寺当时的下寺，睡在一个炕上，晚上炕上油灯昏黄，他们之间除了聊天还看到窦占彪有时还在昏黄的油灯下翻看一个小本子，孙儒僩问他在学什么？窦占彪说在学拼音，要是学会了拼音，就会认字了，他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学会了拼音。在日常工作中，有时孙儒僩看见窦占彪在本子上记的东西也是用拼音，这种方法记事，只有他自己能懂，可能他的好多工作经验和好点子，因为用拼音不好交流而埋没了，非常可惜。

在炳灵寺考察期间，为了方便专家登上高层洞窟，窦占彪加紧制作梯子。他从当地去买木料，这些木料就是直接砍下来的树木，这种木料还是湿的，制成梯子后仍然十分沉重。一次常所长去勘查一个洞窟，因为新砍伐的松木制作的高梯太重，移动十分困难，窦师傅与其他两位工人一起搬动梯子，因为配合不太好，梯子轰然倒下。在大家的惊呼声中，梯子从窦师傅的腿前倒下，躲避不及的他左腿膝盖遭受重重一击，虽未断裂但伤势不轻。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就只能托人在附近小镇上买了一瓶松节油涂抹一下，之后窦师傅又带着伤痛坚持协助专家们的考察工作。因为这次受伤后没有及时治疗，他落下了残疾，走路有点瘸，但丝毫不影响他的工作。

四

敦煌研究院原院长樊锦诗回忆：窦师傅没怎么上过学，但天资聪明，心灵手巧，且性格开朗，莫高窟几乎每个洞窟都有他的足迹。提到敦煌石窟的保护工作，不能忘了窦师傅，他很了不起。

樊锦诗说：“他很热心，莫高窟家家用的灶台，几乎都是他砌的。我刚到敦煌的时候，曾经请窦师傅帮忙砌一个灶，砌好后他也不坐下歇会儿，连一杯水都没喝就走了。”

敦煌研究院原保护研究所所长孙儒僩说：“我作为窦师傅的工作搭档，对他始终怀着敬佩的心情。窦师傅对从事的石窟保护工作认真负责，尽心尽力。虽然他没有文化，年轻时既没有学过泥瓦工更没有学过架子工，但多年的文物工作中，凭着他的聪明智慧和勤奋劳动，成为了一个能工巧匠。窦师傅为文物保护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终其一生默默无闻地从事着石窟保护工作。”

1990年5月，窦占彪去世，追悼会上，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的段文杰刚说了一声“今天我们怀着悲痛的心情……”全场所有的人，都泣不成声。在《人民日报》的报道《敦煌的“护窟神”》中，最后一句话是：

窦占彪，这个普普通通的名字，将和敦煌文物同样不朽。

作者简介：张自智,笔名远近，现居敦煌。发表小说散文散见报刊，著有小说《敦煌，远去的枪声》《黑戈壁》《关城燕鸣》《父亲的葬礼》等，著有人物传记《常沙娜：我的根在敦煌》《石油师长张复振》等。电影剧本《石油师长》《关城燕鸣》获甘肃优秀剧本奖，电视连续剧剧本《敦煌旧事》获西部优秀剧本奖，电影剧本《秀水》获青海优秀剧本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