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为试手补天裂 范仲淹知庆州的前前后后

原标题：文史特稿 | 谁为试手补天裂——范仲淹知庆州的前前后后（上）

韩超，甘肃庆城人，七十年代出生。业余写作，在《飞天》《甘肃日报》《陇东报》等刊物发表散文、随笔百余篇。

2012年出版散文集《蓬窗听雨》，获“李梦阳文艺奖”散文类一等奖；2019年出版散文集《蓬窗望云》；曾参与策划电视专题片《黄土大塬》，在中央电视台十频道“探索发现”栏目播出，获“敦煌文艺奖”。

谁为试手补天裂

——范仲淹知庆州的前前后后（上）

韩 超

公元1044年，宋仁宗庆历四年春，因为御史中丞王拱辰不断参劾，任天章阁待制、虢州知州的滕宗谅不得不离开西北，前往千里之外的岳州任职。从黄土高原到三湘大地，山长水阔，路途迢迢，前途未卜，滕宗谅的心情几乎跌至谷底，神色悲凉而无奈，心绪漫漶而纷乱。

正是西北边地春寒料峭的时节，一股“冬至阳生春又来”的温煦气息，正从关中平原的黄土深处悄然升腾，春天正沿着纬度线一点点由南向北迤逦而动。接连遭贬的郁闷之感暂时难以缓释，滕宗谅感到心中塞得满满的，既无以排遣，又无处宣泄，甚至连个诉说的对象也找不到。几十年来，寄身官场，本来已经见惯了升迁沉浮这些平常事，何况自己身为边臣，对朝廷里、庙堂上的雷霆雨露、暗流涌动根本无法预测，至于那些子虚乌有的诽谤指摘、无故加之的罪愆更是防不胜防。大宋自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立朝以来就重文抑武，整个朝廷就是一个庞大的文人集团和官僚体系，加之，赵匡胤去世时曾留下誓书，严诫诛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之人，子孙如有违此誓约者，必遭天谴。故而言官们风闻奏事，随意猜疑，妄加指责，即使弹劾错了，也不会被追究罪责。想到这些，滕宗谅对自身的谪贬便不再十分地委屈了，倒是惋惜终究连累到了多年挚友范仲淹。

一

巍峨秦岭宛如一条龙脊，横贯东西，提携南北，屏障了塞外的朔风，阻隔江南的雨云，山河砉然分野，风俗迥然而别。翻过茫茫古道，一入江汉平原，就到南方了。满目春草蔓发、春山可望，山花盛放、芳菲烂漫的景象，一股温润湿热的阳和之气，裹挟着粘稠芳烈的萌发之味扑面而来，让滕宗谅忍不住打出几声响亮的喷嚏。马在乱石蹭蹬的山道上艰难穿行，人在逼仄硬挺马背上颠簸摇晃，思绪亦摇摇晃晃，飘向远方。

20年前，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滕宗谅与范仲淹同科进士及第。那是多么令人欣喜若狂的日子呀！像孟郊当年登科后一样，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他们在东京汴梁的街道上奔走呼喊，在灯火旖旎的瓦肆间纵酒狂欢。从那时起，他们就相互引为知己，相约一起纵论朝事，一道建功立业，一同名垂青史。二十年来，无论在哪里任职，他们彼此惺惺相惜，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结下深厚情谊。在仕途经营上，也相互提携、共为进退。天圣三年（1025年），任西溪盐官、兴化县令的范仲淹受泰州知府张纶委派，负责修筑捍海堤，次年其母谢氏病逝，范仲淹不得不辞官丁忧。临行，他向张纶力荐滕宗谅去接续完成这一浩大工程。海堤告竣，滕宗谅被擢升为当涂知县，踏入仕宦正途。天圣六年（1028年），因宰相王曾、枢密使晏殊等荐引，范仲淹入京任密阁校理，负责皇家图书典籍校勘整理事宜，即召滕宗谅入试学院升造。两年后，滕宗谅改任大理寺丞，负责审核刑狱案件。也许是命运多舛，滕宗谅的仕途一直不很顺畅，蹭蹬沉浮，漂泊不定，直到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滕宗谅才干到湖州知州任上。而此时，正在吏部员外郎、开封知府任上的范仲淹因不满宰相吕夷简把持朝政，培养党羽，任用亲信，遂向仁宗皇帝进献《百官图》，尖锐批评宰相用人不公，劝说皇帝修订制度，亲掌官吏升迁之事。宰相吕夷简当然不会束手待毙，也上书皇帝，指斥范仲淹“越职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连上四表，论斥吕夷简狡诈，因言辞过激，不小心戳到皇帝的痛处，遂被罢黜，改任饶州知州。一时，朝野上下，噤若寒蝉，没有人敢挺身而出，为忠诚耿直之臣辩解。好友梅尧臣专门作了一篇《灵乌赋》，委婉劝诫范仲淹少说话、少管闲事，自己逍遥自在就行了。范仲淹当即回应一篇《灵乌赋》，并作诗：“危言迁谪向江湖，放意云山道岂孤？忠信平生心自许，吉凶何卹赋灵乌。”明正告诉梅尧臣，自己“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之后，龙图阁直学士李紘、集贤校理王质、太子中允尹洙、馆阁校勘欧阳修等清流代表和方正之士相继声援，终于迫使吕夷简去职，而朋党之论一时兴起，史称“景祐党争”。

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事，暂时淡化了朋党纷争，也改变了范仲淹和滕宗谅的仕途命运。

宝元元年（1038年），一向称臣于大宋的西北党项首领李元昊突然临朝称帝，立国大夏，与大宋的外交关系彻底破裂。次年，为逼迫大宋承认其地位，李元昊率兵南下，于三川口一战大败宋军，之后陈兵延州城下，随时准备攻城略地，直指中原，饮马黄河。

战报传来，朝野震惊。也许是为了祈求上苍保佑，天下太平，仁宗皇帝匆忙改立年号为康定，却也未能稍微缓解更加吃紧的西北边事。康定元年（1040年）三月，在大多数朝臣力荐之下，仁宗皇帝不得不将53岁的范仲淹召回京师，任天章阁待制，出知永兴军。七月，再次擢升范仲淹为龙图阁直学士，与韩琦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协助安抚使夏竦共同抵御西夏李元昊进犯。八月，又下诏范仲淹兼知延州。

那时候，朝堂之上主战派速战速决、毕其功于一役的声音吵闹不休，戍边将帅之间，也时常为进攻还是防守争论不休。同为招讨副使的韩琦即主张主动出击，他的理由一是宋夏兵力对比是二十万对十万，优劣悬殊，胜算在握，他甚至认为李元昊的精兵不过四五万人，根本没有抗衡大宋兵峰的实力。二是数十万大军集聚陕西，财力人力物力耗费巨大，长期对峙下去，不但国家财力难以维持，陕西之民亦不堪重负。主帅夏竦完全赞同韩琦的进攻之策，派遣韩琦及其助手尹洙携带两套方案回京城向朝廷报告，朝廷以压倒性的优势批准了韩琦的方案。庆历元年正月，朝廷下诏，明令范仲淹尽快出战。

范仲淹据实陈奏，第一，宋军对西夏境内地形不熟悉，贸然深入敌境，若敌坚壁清野，大军给养困难，必然陷入伏击或绝地，于敌有利而于己不利；第二，当下正是塞外雨雪大寒天气，将士普遍单衣薄胄，坚持出兵，万有一失，噬脐何及？等到春深渐暖，正是贼兵马瘦人饥的时候，此时出兵，不仅可以轻松制胜，而且可以袭扰敌方的春耕生产。

仁宗皇帝同意了范仲淹的奏议，让他固守鄜延，以待时机。

在短暂的固守中，范仲淹四路踏勘，积极筹划，他深刻认识到，稳固边防长久之计既在战，更在守，关键在充实边寨。他上奏朝廷说：“近边城砦有五七分之备，而关中之备无二三分者。昊贼深入，乘关中之虚，或东阻潼关，隔两川贡赋，则朝廷不得安枕矣。为今之计，莫若且严戒边城，使持久可守；实关内内，使无虚可乘。若寇至，使困弱，此上策也。又闻边臣多请五路入讨，臣恐未可轻举。”随后，派兵遣将，整修边寨，调任名士之后种世衡修筑清涧城，仁宗皇帝亲为赐名。种世衡也不负厚望，把这座好不容易重修起来的边城作为实践范仲淹防御战略的一块“试验田”，在城外开垦两千亩土地，作为营田以养兵，招募商人来往贸易以充实军需，同时解决边地百姓的生活需求。随后，范仲淹相继恢复了承平、永平等废弛的堡寨，收纳数万户前来归附的属羌，并牒告驻守清涧城的种世衡等人：“若无牛具者，官与量借粮粮收买” “见关乏粮草蕃部，相度逐户口数目，每十口已上，官中量支借贷粮粟各一石，十口已下各借五斗。”

范仲淹还对旧军制作了大胆改革，采取分部训练、轮流御敌的办法，将一万八千多兵马将士分为六部，每部置一将，领三千兵，根据来犯之敌之众寡而出兵，有效应对敌众我寡的不利局面。他对诸将说：“不量贼众寡而出战，以官为先后，取败之道也。”这种分兵而御敌的办法很快在军中推开，击中了敌兵的软肋，西夏兵纷纷传言：“无以延州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老子就是前任知州范庸。

二

刚刚过罢年的正月，仍是西北边地一年当中的极寒时节，驻守泾源路的韩琦就派尹洙到范仲淹处商议出兵之事。范仲淹未予明确答复，只劝慰好友尹洙暂待三日。三日后，朝廷下旨“鄜延路暂不出兵”。不久，李元昊派出两路人马，分别到泾源路和鄜延路面见韩琦和范仲淹，声称商谈宋夏议和之事。范仲淹深知西夏并无议和之诚意，遂亲笔致信李元昊，指明八个利害关系，奉劝元昊向朝廷谢罪，求得宽大处理。韩琦也觉得元昊并无议和诚意，无约而和，必有阴谋，遂巡视各州寨，部署做好防御准备。到达泾州时，突然得到元昊在衡山誓师，即将入侵渭州的消息。韩琦认为这是与西夏决战的难得机会，他决定趁机给予元昊一次有力打击。他调集镇戎军一万人，召集周边堡寨部队和蕃兵八千人，以大将任福为主将，绕道夏军之后，断其后路，与泾州守军形成夹击之势。任福是环庆路副帅，这次本来是奉命前来商议出兵之事，事急从权，被临时点将，辅助他的事都监桑怿、勇将王珪、钤辖朱观、猛将武英等人。出征之时，韩琦信心满满，鼓舞众将：“如今我方名将云集，士兵精锐，此战必胜无疑！”。私下，他却一再叮嘱任福，务必以我为主，按照既定路线进兵，以免粮草不济。可战则战，不可战则采用伏击战术击之。

战争一开始，宋军就陷入元昊的诱敌之计而不自知。西夏军队故布疑兵，不断引诱任福的军队偏离既定进兵线路，一步一步进入其设定的包围圈。到达好水川，宋军已经三天没有补充给养，但仍然斗志旺盛。时方三月，夜间寒气袭人，兵士又饿又累，于荒山野外勉强修整了一个夜晚。翌日，任福与朱观、武英率领的另一路士兵以一山为隔，齐头西进，追击敌人。行至好水川与瓦亭川交汇处，突然没有了敌军踪迹。两边陡峭的山崖上，风吹林梢，呼啸有声，让人不寒而栗。先锋桑怿命令士兵小心行进，以免中了敌军埋伏。不久，前军报告，前方开阔地上放着一些土笼子，里边不时发出扑棱棱的响声。桑怿不敢轻易造次，约束部队等候主帅到来，再作打算。任福到来后，一时也看不出其中蹊跷，示意手下将其中几只笼子斫开。突然，如同变魔术般，成群的哨鸽腾空而起，聒噪一片。几乎同时，凄厉的号角声四下响起，数不清的西夏兵仿佛从天而降，将好水川前后拦截，形成合围。可怜大宋朝的著名勇士桑怿左冲右突，好不容易攀上悬崖，却隐蔽未及，生生被乱箭射杀。大将王珪挥舞铁鞭，冲入敌阵，奋力厮杀，战至铁鞭弯曲、手掌震裂，亦被乱箭射杀。主帅任福陷入敌阵，鏖战不解，身负重伤，亲兵劝其换装逃走，任福说，自己身为主帅，败绩至此，断无独自逃身之理，遂战至最后一息，被几支长枪一起刺中，绝喉而死。大将武英与监军耿傅舍生忘死，共为进退，一起战死。只有朱观带领千余人边杀边退，藏入农舍，成为唯一幸存将领。

尹洙在延州尚未归来，镇戎军在好水川惨败的消息已经传来。仅仅四天时间，好水川战斗以宋军败亡一万余人而告结束。惨烈的战斗，惨痛的代价，惨伤的结果，惊动朝野，朝廷上下一片杀声，朝议甚至决定悉数取消诸路行营番号。陕西体量使王尧臣上书说：“范仲淹、韩琦皆天下选，其忠义智勇，名动夷狄，不宜以小故置散地。”仁宗皇帝显示出了他一贯的仁厚之风，对边将主帅的艰难困境与英勇精神给予充分理解和很大肯定，颁诏作了轻微处分。韩琦被贬至秦凤路秦州任知州。范仲淹因为私自接触元昊信使，触犯朝廷“人臣无外交”的外事准则，且烧毁元昊亲信野利旺荣的信信，被降官一级，撤销副使职务，到永兴军之北的耀州任知州。

好水川之败，是大宋的耻辱，更是韩琦心中永远的伤疤。据说，在宋夏交界处的一座寺庙墙上，有好事者留下这样一首打油诗以为讽刺：“夏竦何曾竦，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话虽过激，但损兵折将之后，范韩降职，主帅分掌，边境防守进入最为脆弱的时期。奇怪的是，元昊并未乘胜南进，而是兵锋一转，到河东麟府路开辟新阵地去了。麟州是大将杨业率领的杨家将几代百战守卫之地，元昊进攻受挫是必然的。在麟州主帅张亢的指挥下，元昊并没有讨到半点便宜，兔毛川一战，夏军大败而去，麟府路战役宣告结束。

一个半月后的庆历元年（1045年）五月下旬，范仲淹被出任庆州知州兼环庆路经略安抚和沿边招讨使，时年53岁。

三

庆州地处咽喉要道，屏藩关陇，襟带延绥，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夏后政衰，弃稷不务，周先祖不窋率族徙居于此，教民稼穑，拓土开建，和睦戎狄，历十三代卧薪尝胆，逐步发展壮大，至古公亶父时辗转迁徙至渭河流域之西岐，传至文王、武王，乃兴兵伐纣，直取朝歌，定鼎中原，分封天下，建立八百年国祚之周朝。庆州作为周先祖起根发苗之地，亦被载入煌煌史册，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周道之兴自此始”。范仲淹翻检箱奁，记得自己曾经作过《吟史五首》，其中一首《周人》是这样写的：“斧钺为藩忍内侵，商人涂炭奈何深。不烦鱼火明天意，自有诸侯八百心。”或许是冥冥中的一种宿缘吧！如今真的来到周人发祥之地戍边为官。

秦灭六国，此地为北地郡，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绳结交融，汉蕃杂居，民风强悍，人多好义尚武，娴于弓马。延至两汉，北地良家子多被选为羽林郎，寄身行伍，建功疆场，封侯拜将者甚众。像孤单斩楼兰王，封为义阳侯的傅介子，喊出“明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义成侯甘延寿等等，均为庆州子弟。

煌煌盛唐，举世瞩目，其开国之帝与中兴之帝皆与庆州有不解之缘。隋大业九年（613年）春，隋炀帝征伐高句丽时，李渊在怀远镇督运粮草。同年六月，杨玄感利用民愤举兵反隋，李渊奉隋炀帝之命镇守弘化郡(即庆州)，兼知关右诸军事。其间，李渊广交天下豪杰，引起隋炀帝猜疑。恰好有诏书命李渊去皇帝巡行之地，李渊因病未去。当时在后宫，隋炀帝问李渊的外甥女王氏:“你舅舅怎么迟迟不来?”王氏说李渊病了，隋炀帝恨恨地说:“病的要死了吗?”李渊闻知后日益恐惧，遂在庆州城内筑“昼闲堂”，每日饮酒作乐、纳采贿络，自污以保。隋炀帝依然不放心，大业十三年(617年)，改任李渊为太原留守、晋阳宫监。几个月后，李渊帅军三万，誓师太原，以狂飙横扫之势攻破潼关，夺取长安。次年五月，逼迫隋恭帝禅位，建极登基，立国大唐。

历史总有许多巧合之处，一百三十七年后，安禄山的叛军铁骑溅起滚滚黄尘，攻破潼关，夺取长安。唐明皇西遁蜀地，杨贵妃魂断马嵬，煌煌盛唐分崩离析，太子李亨赶往北地寻求援助。至德元载(756年)七月，李亨在灵武登基，号令郭子仪、李光弼讨伐叛军，先后收复长安、洛阳两京，重续国祚，中兴大唐，史称唐肃宗。

到庆州以来，范仲淹整日巡边踏勘，案牍劳形，继续推行他一贯主张的修寨、抚蕃、练兵三件大事，先后向朝廷举荐了刘贻孙、葛宗古等将领。范仲淹深知环州于环庆路防御地位之重要，累次奏请朝廷调种世衡徙知环州，皆不允。他毫不气馁，再次上书恳求：“环州勾当一郡十三寨，当此危地，须在得人。臣前乞将一官保举本人，非欲鼓激，盖为环州可忧。”朝廷终于批准范仲淹的请求，环庆路暂时得以安宁。这期间，范仲淹深思熟虑，再次向朝廷转呈《再论攻守议》，阐明自己的戍守之策。

戎马倥偬之余，范仲淹没有忘记自己的文人身份，巡边途中，公务之暇，他不忘探寻庆州的名胜遗迹，主动交结当地的耆老士子，搜求遍览历代的史书典籍，在深度了解的基础上，他已深深爱上这片土地。

转眼到了秋天，庆州大地天高云淡、麦谷登场，百姓们烹葵剥枣、采菊酿酒，一派丰收喜庆。收拾完案头公务，范仲淹走出衙署，和百姓一起庆祝丰收，并写诗劝谕百姓勤务蚕桑、力事稼穑。

烹葵剥枣古年丰，莫管时殊俗自同。

太守劝农农勉听，从今再愿调豳风。

秋风渐起，北地渐寒，辽阔的天际不时有雁阵飞过，声声嘶鸣。它们一路向南，是要飞去衡阳雁回峰温暖过冬吗？明年开春，它们又会不辞千里，奋力飞回来吧？边关战事陷入胶着状态，一时半载难见分晓。想昔日，窦宪将军一路北击匈奴至燕然山，请随军的班固写下碑铭，刻于摩崖石壁，留下千古佳话。从此，“勒碑燕然”成为一代又一代戍边将士的梦想和荣光。从饶州到京城，从京城到延州，从延州到庆州，辗转颠沛，自己劳心费力，百般筹谋，却屡战不效，虽有小胜，终无大功。长此以往，如何向理解自己、支持自己的皇帝交代？如何向庇护自己、力挺自己的同僚好友交代？更重要的是，如何免去政敌们的撕咬纠缠、言官们的众口所矢？

惆怅无聊之余，范仲淹步出衙署，登上城头，把酒临风，舒展胸臆。但见四山苍茫，两河呜咽，如血的残阳，在西山蜿蜒的岭脊上燃烧；如墨的孤城，在万千灯火的明灭中静默。这座始建于殷周时期的城池，四面青山围郭，城下两水夹流，天然的水围城格局，形成了战略防御上易守难攻的优势。城中央有一暗道石室，蜿蜒直通城东柔远河，取水十分便宜，当地人谓之“鹅池洞”，据考证曾是周先祖养鹅处。是不是周先祖养鹅之处自不必去较真，倒是此洞的建筑，恰恰验证了古人修筑城池时的机杼别出和匠心独到。庆州城本来就是古人依山就势，不规矩于方圆，削土版筑而成，如堡垒一样，孤悬冈阜之上，控扼咽喉之要，如遇敌匪滋扰，四门紧闭，数日尚可支撑，若旷衡日久，城中水源告急，必不攻自乱。有此暗道，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水取来，任他围城旬月，自可坚守不出。范仲淹数次去鹅池洞察勘，吩咐兵民加固破损之处，妥加掩藏取水密道，平日须紧锁栅栏，派兵丁日夜值守，不敢稍有闪失。待加固工程成，主事者请求范仲淹题写匾额，以为纪念，范仲淹欣然命笔，题了“飞云破空”四个字，铁笔银钩，方正劲挺，很是适合刻石嵌碑，也算是一桩文墨缘分吧！

突然，军营方向传来一阵羌管的吹奏声，凄凉悠远，沉郁顿挫，如怨如诉，时断时续。那是兵士们在思念家中的老母，还是在想念闺中的妻儿？边地之寒、征夫之苦、思乡之情，又有几人知之？他突然想弹奏一首曲子，当然是他最喜欢弹奏的古曲《履霜操》。人们都他“范履霜”，就是因为他喜欢弹琴，且数十年只弹这一首曲子。《礼记﹒祭义》里说：“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凄怆之心，非其寒之谓也。”如今，果真是履霜践冰，惕然凄怆了。

其实，《履霜操》这首古曲是周朝尹吉甫的儿子伯奇所作。伯奇本来没有过错，却因为后母的挑弄，被父亲赶出家门，流落荒野，只能“集芰荷以为衣，采椁花以为食”。一个霜晨雪早，伯奇蹒跚而行，饥寒难耐，忍不住悲从中来，于是援琴鼓之而作此操，边弹边唱：“履朝霜兮采晨寒，考不明其心兮听谗言，孤恩别离兮摧肺肝。何辜皇天兮遭斯愆，痛殁不同兮恩有偏，谁说顾我兮知我怨。”弹罢，投河而死。或许与少年时代随母改嫁的伤心经历有关吧，范仲淹对这首《履霜操》情所独钟，每弹之必黯然神伤良久。

“琴者，先王所以修身、理性、禁邪、防淫者也，是故君子无故不去其身。”范仲淹有一张古琴，虽不十分珍贵，倒也如影如伴，一直陪在身边，漂泊天涯，藉以遣怀。如今人在城头，手欲弹而琴不在，只能举酒为殇，以和悲声了。摩挲之间，微醺之际，杯中浊酒尚余一抹温润的清凉，城头砖石已然渗出一片青霜的冰凉，胸中思绪顿时涌起一阵苍茫的寒凉，范仲淹忍不住流下两行清泪，随口吟出一阙《渔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四

转眼到了春天。

边地的城镇堡寨修整一直没有停歇，马岭镇、广福镇相继恢复，充实了环州至庆州的防戍；柔远城、业乐城、二将城、白豹城星罗棋布，阻隔了西夏军夺秦直道而南下的路径；又修筑了细腰城、葫芦城等城砦，安抚了归顺的羌人，边地近城防戍力量的到极大改善。考虑到环州境内肃远、马岭、定边、安和、安塞等城寨军马粮草军户不少，而城墙低矮、濠堑浅狭，范仲淹牒告环州各城寨守军加紧修筑开淘，严防敌军偷袭。

最可喜的是，军民一心，耗时数月，在府城北城护城河边修筑的城门楼也告竣了。望着这座垒高三层、飞檐翘楚，雕梁画栋、恢宏壮观的城楼，范仲淹心中感到十分高兴。从古至今，将士戍边，莫不建楼筑台，以观敌哨、阅兵阵，发布诰令、教化一方，其功固不让与攻伐战略。将佐幕僚纷纷出主意，为这座楼台命名，又说叫“威武楼”的，也有说叫“筹边楼”，一时无法定夺。范仲淹率众登楼，仰望西北，若有所思。自来环庆，自己屡次上书朝廷，反复陈述厉害，强调西北用兵，重在防守，慎用兵峰，必以德化，方可图边地长久安宁。所以陈兵陕西，屡次对垒交锋，不过威慑耳！就叫“镇朔楼”吧！众人齐声高呼，范公果然老成谋国！

虽然他的防御战略正在全面推开，庆州周边的防戍日渐稳固，但在心底里，范仲淹一直对东路的防戍不甚托底。尽管柔远城、业乐城、二将城、白豹城等城池相继建成，但分散于群山众壑之间，往来交通不便，情急之下呼应不济，更难成犄角互援之势。范仲淹反复查看地图，甚至在棋枰上多次推演，苦苦寻求落一子而全局活、建一城而众城连的防戍之策。

一日，范仲淹亲率将士从庆州城出发，驰骋一百二十余里，径奔柔远寨。临行，范仲淹要求士兵除了携带兵器盾牌之外，皆携带建筑工具，众人一时不解其意。等到了柔远寨，才明白范仲淹的目的地不是柔远寨而是马福寨。马福寨建在一个山峁上，周边沟壑纵横，地势险要，而且处于西夏后桥川进入大宋庆州界的要道口。向北三十里，分布有西夏的金汤、白豹、后桥三座城寨，实为咽喉要道、战略重地。在带兵到来之前，范仲淹已悄悄命令长子范纯祐带领一支军队先期到达，完成了对周边的警戒防御。范仲淹命令士兵就地扎营，迅速修筑城寨。同时要求布防的军卒，若遇小股西夏军队袭扰，只可阻挡，莫可穷追，为修筑城寨创造有利时间和空间。十多日，城寨筑成，如同一把利剑，直插西夏纵深，威胁横山来敌，众将士无不叹服范仲淹之运筹高明。

返回庆州的路上，范仲淹心情格外轻松欢喜。已是晚春时节，山坳里的桃杏花方才相继绽放，西北边地真正的春天仿佛刚刚到来。战马在驰骋，心情在放飞，积蓄既久的诗情直上碧霄，范仲淹随口吟出一首五绝：“三月二十七，羌山始见花。将军了边事，春老未还家。”

之后，范仲淹将修筑这座城池的情况据实上奏朝廷，仁宗皇帝仔细查看地图，对范仲淹的战略眼光深为赞许，特赐名“大顺城”。这自然是一种莫大的荣耀，范仲淹邀请一位年轻学者作了一篇《庆州大顺城记》。这个人叫张载，关中儒生。庆历元年（1041年），西夏出兵攻占洮西之地，情势危急，张载豪情勃发，奋笔疾书，写下《边议九条》，上书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主持西北防务的范仲淹，并说自己打算联合知兵的朋友，组织民团去夺回被西夏侵占的洮西失地，为国家建功立业。范仲淹觉得这位年轻人热血贲张、言行方正，将来或能担当大事，传播正道，就在信中点拨他说：“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得此夤缘点拨，张载从此卜居乡野，读书传道，终成北方儒学正宗，声名传遍关陇大地，人称“横渠先生”，给后世留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谆谆教诲和殷殷期许。

五

自河东三州之战后，西夏李元昊似乎受到很大挫折，在一段时期内没有再来寻衅挑事，从春天到夏天，宋夏边境出现暂时的安宁，这为大宋能够比较从容地处理另一桩棘手的边事变故腾出了时间。这也许是一种巧合，但许多巧合恰恰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这个变故来自大宋的北方，契丹辽国出现异动。边臣报告，契丹要求大宋归还益津关、瓦桥关和高阳关以南瀛、莫二州的关南十县，声称此为大辽故土。同时，指责大宋无辜欺负大辽女婿李元昊，因为元昊之妻乃契丹公主。甚至翻出太宗皇帝收复北汉时侵犯契丹的旧账，意欲乘火打劫。

朝廷此时仅仅应付西北边患已经焦头烂额，自然没有力量与辽国直接对抗，只能派出使臣与契丹进行外交磋商。可派谁去呢？很多官员对这件生死未卜的差事明推暗拒，谁也不愿意去。仁宗皇帝素来仁厚，从来不勉强自己的臣下做他们不喜欢的事情。宰相吕夷简不动声色地推荐了一个人，当朝知制诰富弼。很多人认为吕夷简此举是故意置人于死地，因为富弼是范仲淹一贯的重要追随者。欧阳修上书指陈，吕夷简此举无异于唐朝时卢杞推荐颜真卿去说服叛臣李希烈一事，最终致使一代书法宗师屈辱地死在嗜杀军阀的屠刀之下。富弼却义无反顾，慨然出使，经过一番唇枪舌剑、折冲樽俎，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终以“纳岁币二十万”的约定，平息这场边事变故，史称“庆历增币”。

翰林学士王拱辰却在仁宗皇帝面前进谗言说，富弼何功之有？只会向契丹增岁币而已！这次，仁宗皇帝倒是不糊涂，愤然回怼道：“朕所爱惜者天下生民，财物非朕所惜！”

就在很多人沉浸在大宋与契丹终于和解的喜悦之中时，一场新的战事在西北悄然酝酿。

庆历二年（1042年）九月，泾原路副都部署葛怀敏违背主帅王沿的命令，贸然追击，战事不利，无奈率军退守定川砦，敌军毁坏木桥，围攻不休。葛怀敏在乱军阵中被连惊带吓，竟然昏死过去，被亲兵用车推至瓮城，很久才苏醒过来。他如同缩头乌龟，躲在瓮城里不敢再次出去指挥作战，直到水粮皆尽，却不顾都监等将佐的进言，扔下一万多名士兵，独自带领亲兵缒城出逃。不出两里路程，被一道深阔的壕沟阻挡，穷途末路之际，葛怀敏只得硬着头皮应战，最终战死，却也保住了战至最后一息的英名。

葛怀敏系名将之后，其父为太宗、真宗两朝名将，仁宗皇帝曾将前朝名将用过的铠甲赐给他，显然对他寄予厚望。葛怀敏却志大才疏、自视甚高，甚至不把先后任过他主帅的范仲淹、韩琦放在眼里，范仲淹在延州时就对他有比较准确的认识和评价，谓其“滑懦不知兵”。

定川砦兵败，葛怀敏阵亡，似乎唤醒了皇帝和朝廷里的那些主政者，在用人制度特别是边疆主帅地选任上，不再过分倚重那些簪缨之家、名将之后，而是大胆使用一些没有显赫家世背景却武略超群者，于是，狄青、张亢、郭逵和种世衡及其几个儿子等出身卑微的年轻将领在各路主帅的举荐下得以脱颖而出，快速成长，逐步成为大宋边境防守的中流砥柱。

战报传至朝廷，仁宗皇帝震惊良久，只说了一句话：要是范仲淹能出兵救援泾州，朕就不用担心了！

皇帝所悬念者，庙堂所忧患者，正是范仲淹所谋划者实施者。就在西夏军队一路所向披靡之际，就在长安泾州一代人心惶惶之际，范仲淹亲领六千兵马赶到泾州，并急调环州种世衡带领三千蕃兵速来驰援，终在渭州挡住元昊的兵峰，迫其折师而返。与此同时，原州知州景泰也在范仲淹的遥控指导下，于彭阳城挫败西夏军。

范仲淹大张旗鼓，四处巡视，消息传开，民心随即安定，百姓纷纷传颂：“边上自有龙图公为长城，我们还有何担心呢？”君臣一心，不谋而合，终于让仁宗皇帝深深认识到，范仲淹在鄜延、环庆两路经略的实践，证明积极防御是当前最正确的战略。此时，仁宗皇帝对范仲淹的信任已达到顶点，君臣关系进入了短暂的蜜月期。朝廷派出内使王怀德专门赴西北前线宣旨，令范仲淹与文彦博对调，范仲淹连忙上谢书说：“泾原重地，臣恐不足以独当，愿与庆阳韩琦同经略泾原，并驻泾州。韩兼秦凤，臣兼环庆。一则夷夏相安，事不亟易；二则泾原有警，臣与韩琦可合秦凤环庆之兵，犄角而进。若秦凤环庆有警，亦可以率泾原之师以相应援；三则通修环州镇戎诸砦，藉此两路事力，必能速有成功；四则臣与韩琦日夜建议选练兵士，渐复横山，以断贼臂，不数年间，可期平定。愿诏庞籍兼领环庆，以成首尾之势。秦州委文彦博，庆州用滕宗谅总之，孙沔亦可办集。渭州一武臣足矣。”

朝廷照单接受了范仲淹的建议，而且作了权威性的强化，由范仲淹、韩琦、庞籍共同担任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

从此，范仲淹和韩琦在泾州开始了亲密无间的合作。

其间，朝廷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件是，因景祐元年直言上书而被贬为陕西转运使的孙沔，再次上了一道既全面清算吕夷简，又猛烈抨击当今皇帝的奏疏。他说：“自祖宗创立以来，至今八十多年。观今之政，是可恸哭！”并一件一件指陈，州县之官，老迈懦弱、昏聩无能者比比皆是。中央政令公信不足，制度设立不能长远，权势者随心所欲，升斗小民不堪重负，国是危机至此，仍然有人欢喜有人忧。皆因吕夷简当权以来，排挤忠臣，简拔庸才，以致边疆不宁，损师折将，内外交困，士民怨嗟。如不选贤任能，革除弊政，恐将分崩离析，难以救治。言辞之激烈，可以说字字带剑、句句锥心，笔挟风雷、横扫一切。仁宗皇帝知道孙沔嫉恶如仇的性格，也不与他计较。

庆历三年（1043年）三月，吕夷简在风雨飘摇中致仕，三起三落，沉沉浮浮，除去罢相的三年半时间，吕夷简在宰相的位置上整整坐了十一年。

另一件是，西夏李元昊突然传来信息，欲与大宋议和。仁宗皇帝抱着十分乐观的情绪，即密诏庞籍设法与元昊洽谈。范仲淹闻讯后，联合韩琦上书仁宗皇帝，陈述元昊请和不可准许的三大理由和不可不防备的三大事由，恳请朝廷千万不能半途而废西北好不容易才形成的战略防御体系，而应毫不动摇地支持边臣推进既定防守计划，最长不过三到五年，上下协力，苦心孤诣，必能彻底解决西夏边境问题。奏疏言辞剀切，析理深透，既有远见卓识，又向朝廷表明坚定决心，最终打消了仁宗匆忙议和的想法。

历史证明了范仲淹、韩琦的见事辽远和战略正确。几年后，元昊由于酒后失德，抢了儿子的未婚妻。儿子宁令哥一气之下，弑父自立，西夏陷入内乱，大宋西北边陲从此安宁。

（庆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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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简 介

韩超，甘肃庆城人，七十年代出生。业余写作，在《飞天》《甘肃日报》《陇东报》等刊物发表散文、随笔百余篇。

2012年出版散文集《蓬窗听雨》，获“李梦阳文艺奖”散文类一等奖；2019年出版散文集《蓬窗望云》；曾参与策划电视专题片《黄土大塬》，在中央电视台十频道“探索发现”栏目播出，获“敦煌文艺奖”。

谁为试手补天裂

——范仲淹知庆州的前前后后（下）

韩 超

六

滕宗谅到庆州任知州，兼环庆路都部署，完全是因为范仲淹的举荐。

庆历三年（1043年）三月，随着吕夷简致仕，朝廷的人事有了一次很大的调整。先是欧阳修、余靖、王素三人被任命为谏官。随后，这三人又联合推荐蔡襄到知谏院任职。这几个人都是曾经公开支持范仲淹的著名文人，从中透出一个信息，就是远在西北前线的范仲淹或许要被朝廷重用了。出乎意料的是，朝廷突然下诏，晏殊由枢密使升任次相，夏竦由蔡州回京任枢密使，御史中丞贾昌朝升任参知政事，富弼升任枢密副使。

一石激起千层浪。关于夏竦的任命，遭到朝臣强烈反对，新任谏官们的反对声音最为强烈。夏竦是仁宗皇帝在藩邸时的老师，当年因交接刘太后及权臣而平地得势。戍守陕西时，苟且畏懦，碌碌无为，巡视前线也带着美姬随行，能力操行均颇有瑕疵。

夏竦接到任命，正春风得意，日夜兼程往京城里赶。谏官们也在争取时间，生怕任命变为既成事实，他们分头行动，连上十八道奏章，甚至有人扯住仁宗皇帝的衣袖加以申述。面对突如其来且不可招架的谏阻之潮，仁宗皇帝动摇了，在夏竦回京之前更改了任命。夏竦改任许州，枢密副使杜衍升枢密使，范仲淹、韩琦任枢密副使。

其间，国子监有一个叫石介的人，向仁宗皇帝呈献了一首《庆历仁德诗》。在序言中，他大力赞扬仁宗皇帝这次的人事委任，措辞峻烈，爱憎分明，对吕夷简罢相、夏竦改任多有斥责嘲弄之色，而对晏殊、范仲淹、韩琦、欧阳修等人的擢升褒赞有加，溢美过甚，说什么“天地人神，昆虫草木，无不欢喜”。世间大凡过誉之词，皆有不实之处，言者或出于真心，然被誉者却无法承接，终究给人留下话柄。

范仲淹何等清醒之人，自然从中读出了无奈和担忧，他连上五表，请辞朝廷对自己的擢升任命。就在朝中两派的争议中，欧阳修和他的同事们推波助澜，促成了范仲淹直接取代王举升任参知政事的任命。范仲淹再次坚辞，说执政官岂能由谏官而得，且当下与西夏谈判正处关键时刻，边事繁重，不可稍有懈怠，愿与韩琦轮流巡边陕西。仁宗皇帝这一次支持了谏官的意见。

八月中旬，范仲淹离开边地庆州，由枢府入政府，担任参知政事，即将开启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史称“庆历新政”。

九月初，仁宗皇帝在天章阁召见朝中大臣，带领众人瞻仰了太祖、太宗御容后，当场赐笔墨纸砚等给范仲淹等人，让众人列举当前急需处理的重要事务，提出安邦定国良策，申述各自真知灼见。这次在神圣场所举行的严肃召见，后来被称为“天章阁问策”。

“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范仲淹向仁宗皇帝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件事，并不断加以充实，为摘除积弊开出了他的“十全大补方”。

仁宗皇帝给予了范仲淹高度的信任，让他和他的同事们放手去干。一日，范仲淹翻检各路转运使名册，看到不称职者即一笔勾去，富弼在一旁看着，不无担心地说：“范六丈公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矣！”范仲淹凛然回道：“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

就在新政如春风化雨、秋风扫叶般铺开之际，一件不大不小的陈奏，却给激扬的改革汤镬中掺进一点不咸不淡、别有滋味的佐料。这件事直接与从天章阁待制新任庆州知州的滕宗谅、前任渭州知州张亢有关，而弹劾者是新任陕西四路经略安抚使郑戬。郑戬是范仲淹的连襟，素来凭气近侠，是出了名的直杠子。他一到陕西，就弹劾滕宗谅贪渎、滥用公使钱。郑戬的告发，或许是从法度的角度出发，多少还是公直的，但被一些有心人所利用，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不仅罪及狄青、种世衡等陕西名将，而且直接把脏水泼向范仲淹、韩琦等朝中重臣。

监察御史梁坚上书弹劾滕宗谅任泾州知州时滥用公使钱十六万贯。所谓公使钱，就是公用钱，是给一定级别衙门和官员的机动经费，多用于公务经费无法支应的公务半公务接待，如宴请或馈赠过往官员。本来这个钱的使用没有明确规定和界限。但十六万贯可不是个小数目，朝中宰相和枢密使月俸不过三百贯，参知政事、枢密副使月俸只有区区二百贯，十六万贯相当于宰相四十年的俸银了。朝廷让御史台直接负责，与张亢指使部下以官银交易吃利一案合二为一，同审共问。

“泾州公案”的原委，范仲淹是最清楚不过的。他随即上书《奏雪滕宗谅张亢》，一一条陈事实。一是滕宗谅在泾州贱卖人户牛驴、犒劳军士一事。他说，定川砦葛怀敏兵败后，西夏军推进渭州，直逼泾州，时泾州将少兵寡，军情愁惨，滕宗谅只好调遣人户数千人入城守卫。自己亲帅庆州守军赶去策应，调遣环州羌兵星夜驰援，卒保泾州无恙。为了犒劳将士，感谢羌兵，所以才买牛驴置酒，纵然亏损，也情有可恕。二是滕宗谅在邠州宴乐赏妓人银片子一事。他说，边关将士宴饮本事寻常之事，席间射箭助兴，射中银片子当场赏给军士和妓乐等人也是寻常之事，并不能归罪于滕宗谅一人。三是滕宗谅滥用公使钱一事。他说，经查，滕宗谅只用了三千贯馈赠了往来官员，其余十五万多贯纯属诬告。

范仲淹进一步申奏，环庆一路四州二十六寨，将佐数十万，人马五万，自滕宗谅认庆州知州以来，八九月间无人旷缺，亦无诉讼，非干城之才，岂能治理得如此井井有条？另外，滕宗谅等身为边上主帅，乃国家爪牙之威也，皆依靠朝廷之威势弹压所部将佐军民，若像一般小吏那样轻易斥逐，后任者又怎敢放开手脚、便宜行事呢？范仲淹最后斩钉截铁地说，如果御史台查验证实滕宗谅等人确有大段乖违过犯、欺隐入己的事实，自己愿意与此二人同行贬黜。

尽管范仲淹一而再、再而三上书为之辩释，然而，滕宗谅、张亢案件并未很快结束，一直纠缠着，不断牵扯到其他方面，让人感觉到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在背后推搡和指使着，不时弄出一点响动，催生出许多耐人寻味的事情，以与范仲淹等人推行的新政相颉颃。

首先，在弹劾案一发生时，就将滕宗谅、张亢逮捕系狱，一个两制以上的皇帝近臣，一个功勋卓越的边地大将，到底还是被轻易逐之。其次，一件看似平常的案件，却掀起一场巨大波澜，朝中大臣在争论中逐渐分为两派，很多清白方正之士甚至揪住此事不放，想要以此证明自己的坦荡正直，“景祐党争”的沉渣似乎重新泛起，让仁宗皇帝蓦然想起两个字“朋党”。最后，在纷乱地争吵中，案件草草收场，滕宗谅以“烧毁账本”之嫌，由庆帅降任凤翔府，再降虢州，最终谪贬巴陵。

之后发生的水洛城事件，再一次牵动朝廷决策层的神经。而朝臣呈现出的阵营分野、朋党之争，也让仁宗皇帝感到深深担忧。一次朝议中，仁宗皇帝突然发问：“小人结党，君子也结党吗？”范仲淹即回奏：“方以类聚，人以群分。自古以来，邪正在朝，围场不各为一党，不可禁也，在圣上鉴辨之耳。诚使君子相朋为善，其于国家何害？”隐隐之中，范仲淹感到仁宗皇帝这一句看似随意的问话，或许隐藏着深深的机曲。

事实证明，仁宗皇帝的这一问并非随意而出。曾经因谏官们阻挠而未能任职枢府的夏竦，暗中教唆一个叫蓝元振的内侍向仁宗皇帝进言说，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四人都是蔡襄赞誉的四贤，如果他们每人给自己培养十个党羽，就有四五十人之众；倘若这四五十人再各自提携几名同类，两三年后满朝皆是他们一党之人。那么，他们还是什么事干不成呢？就是如此简单的数字累加，让仁宗皇帝依稀看到了面前即将出现的一片党羽森列的层峦叠嶂，也隐约感到了层峦叠嶂背后潜藏着的巨大阴谋黑洞。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庆历四年(1044年)五月间，朝中若隐若现地流传起一个谣言：那个曾经向皇帝进献《庆历仁德诗》的石介曾私信富弼，建议富弼行“伊霍之事”。稍有一点历史常识者皆知，所谓“伊霍之事”，就是废黜皇上、另立新君。此等谋逆之事，竟以谣言而流传，足见朝局之波诡云谲，寸舌咳唾，即可杀人无形于之间，诛人九族于之外。范仲淹、富弼自然听到了这个传言，韩琦、欧阳修等人也必然听到了。虽然未见仁宗皇帝采取进一步的惩治性措施，但范仲淹明白，如此事关皇帝的传言不会轻易烟消云散，他固然担心自己的新政和改革，也担忧自己的进退失据，但他更担忧自己寄予厚望的政治新锐富弼的安危。

范仲淹决定想办法尽快走出当前这种凶险之境。天赐良机，正好边关来报，因为契丹一个党项部落秘密投靠西夏，辽国于是兴兵征讨，被元昊的援兵打败。辽兴宗勃然大怒，整调数十万大军，即将大举讨伐西夏。大战在即，边事不宁，给了范仲淹请旨巡边的充分理由，他像脱笼之鸟一样，离开庙堂是非旋涡，重回江湖海阔天空。

六月，范仲淹离开朝廷，巡边陕西、河东。

八月，富弼离开朝廷，巡边河北。

虽然是初夏时节，万物成长，草木葳蕤，但凛冽的政治寒风，到底还是刮走了庆历新政的旗帜和舵手，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眼见着戛然而止、无疾而终了。

七

巴陵郡地处湘鄂交界，是洞庭湖边一座重镇。晋武帝太康元年建县，晋惠帝元康元年置郡，后废。南朝宋元嘉十年重置巴陵郡，隋开皇十一年改为岳州。《淮南子﹒本纪训》记载，上古时代，尧帝派后羿“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巴蛇死于滨水，抛尸如丘，积骨成陵。巴陵之名，由是而来。

庆历四年春二月间，滕子京怀着郁郁的心境，来到洞庭湖畔，进入巴陵城内。由威风八面的庆州主帅，陡然降为这籍籍无名的巴陵郡守，从猎猎长风的西北重镇来到这烟水浩渺的偏隅之所，滕宗谅心中多少有些委屈和不甘。江南的温山软水，巴陵的湖光山色，很快涤去了他衣袍上的征尘和酒痕，也渐渐洗尽了他心中的失落与块垒。他更多地从好友范仲淹身上看到了一种纯粹的品质、一种高蹈的操守，一种坚定的毅力、一种宏阔的情怀。滕宗谅决定重振旗鼓，打起精神，实实在在为巴陵百姓做一点事情。

一年中，滕宗谅先从他一贯倡导的兴学养才开始，说服当地士林，搬迁文庙，扩建学堂，极大改善了巴陵郡的文化教育条件。随后，动员百姓，沿南湖修筑紫荆堤和堰虹堤，彻底解决洪水侵蚀塘坝田亩的隐患，百姓无不欢欣鼓舞。到了第二年，巴陵郡已经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接下来，滕宗谅将要把心中藏着的一个宏大构想和深沉情结付诸于实施，那就是重修岳阳楼。

滕宗谅翻检当地方志得知，三国时，孙权诏诸郡县治城郭，起谯楼，穿堑发渠，以备盗贼。鲁肃“拔迹草莱之间，荷檐吐奇，乃构云台。”那时，这座楼台主要作用是为了观兵或警报。唐开元二年，时任中书令张说被贬相州，次年再贬岳州，一腔谪情，满腹贬痛，一时没个安排处，遂托志于山水之间，终日寻幽访奇，涉趣留赏，不单心态大为冲和，诗文也得江山之助，留下许多佳构妙句。后于鲁肃所修楼台旧址大兴土木，层楼叠上，粉垩彩绘，极尽构造之精华，缔造巴陵之之胜景，终日邀朋呼友，宴饮其上，吟诗作赋，好不快活，始命名“岳阳楼”。

临此山水，登斯楼台，有唐一代多少诗坛宗匠抒发了胸臆豪情，多少迁客骚人排解了块垒郁结，共同堆砌了一座斯文鼎盛的巍巍楼台。李白曾有“水天一色，风月无边”的惊叹长啸，杜甫亦发“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的怅然感慨，孟浩然留下“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千古豪迈，白居易陡生“猿攀树立啼何苦，雁点湖飞渡亦难”的伤感，元稹到底胸膺着“人生除泛海，便到洞庭波”的浩然大气，李商隐终究找寻到“欲为平生一散愁，洞庭湖上岳阳楼”的温润慰藉，吕温依稀有说不尽的“襟带三千里，尽在岳阳楼”的向往，张说却独自得了“闻道神仙不可接，心随湖水共悠悠”的满足。世有“诗豪”之誉的刘禹锡一首《望洞庭》：“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于写实白描之外，又赋予洞庭湖清新脱俗的浪漫意象，百年之后，读之依然清风拂面、画境在眼，真无愧千古绝唱。

自古以来，山水楼台在文人心中占据着格外厚重的分量，宦游官员也都有缮古迹、葺楼台，赓续文脉、教化一方的深厚文化情怀。黄鹤称雄于夏口，滕王擅美于洪都，太白放情于济水，昌黎垂藻于宜春，皆留下许多风流佳话。到巴陵以来，滕宗谅数次行至洞庭湖畔，眼见得前朝胜迹倾颓坍驰、一片破败，滕子京感到一种淡淡的悲伤和久久的失落。盖楼犹人耶，其兴焉，灯火达旦，丝竹喧阗，高朋盈座，满堂花醉，果真是“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何等的热闹？其颓焉，墙倾柱摧，荒烟蔓草，蛛丝结梁，走兽巢穴，可怜成“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又是何等的寂寥？滕宗谅在颓败的岳阳楼下，看到过江南小乔的衣冠冢，也凭吊过不远处的鲁肃墓，皆衰草接天，斑驳不堪，沧桑之感油然而生。

正是这种物是人非、风华不再的沧桑感，触发了滕宗谅重修此楼的决心。然而，不论心情多么殷切，也不论情怀如何深厚，要重修，钱仍然是关键，没钱什么事也办不成，再殷切的心情也会渐渐黯淡，再深厚的情怀也会慢慢消解。在筹钱一事上，滕宗谅颇费了一番思量。首先，公钱不能用，自己已有前车之鉴；其次，民资不能费，巴陵百姓尚不富裕，无故增加税赋亦非自己初衷。那么，钱从何来？滕宗谅经过一番查访，把目光聚焦到了商户和民间借贷纠纷上。原来，巴陵郡民间借贷盛行，地方宿债、亡债数额巨大，且涉及商户甚多，已成顽疾。滕宗谅遂贴出告示，凡债主愿意将债款和债户姓名献出者，由州衙代为收取，收来之钱，须捐一半用于重修岳阳楼，官府将在楼旁树碑，镌刻债主、债户姓名，彰表双方功德。如此一来，一方愿捐，一方乐还，死账盘活，各自受益。

资金问题一俟解决，滕宗谅即鸠工聚材，伐木采石，绘图制表。一时，百工咸集，锯木声、凿石声、抡锤声、号子声，声声入耳，响彻湖畔；黄鹤楼、鹳雀楼、镇朔楼、大观楼，楼楼在心，形出纸上。为了不出现任何一丝纰漏，给言官和好事者流下口实和把柄，滕宗谅日夜坚守工地，终于累到，依然叫人用木板抬着，现场指挥施工。重修快成之时，有朋友来信表示祝贺，滕宗谅略显无奈地说：“落甚成?只待凭栏大恸数场。”

夏去秋来，寒来暑往，历时一年有余，庆历五年（1045年）六月，岳阳楼重修工程终于告竣。滕宗谅拖着疲惫的身躯，缓步登上楼台最高处，凭栏远眺，如释重负的轻松中，夹杂着无以言说的复杂心情，让他久久不能平静。待情绪稍稍平复，他提笔疾书，写下一首《临江仙》：

湖水连天天连水，秋来分外澄清。君山自是小蓬瀛。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帝子有灵能鼓瑟，凄然依旧伤情。微闻兰芷动芳馨。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写罢搁笔，似乎仍然不能尽意。望着浩渺烟水之外的北方，滕宗谅悠悠地说：那遥远北方的吉祥和祝福，什么时候才能到来呀！

原来，就在重修工程启动不久，滕宗谅即请画师专门作了一幅《洞庭秋晚图》，并亲笔修书，派人专程送达正在邠州任上的范仲淹，请求他为新修的岳阳楼作一篇“记”。在信中，滕宗谅说：“窃以为天下郡国，非有山水环异者不为胜，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成著。……恭维执事文章器业，凛凛然为天下之特望，又雅意在山水之好，每观送行怀远之作，未尝不神游物外而心与景接。矧兹君山、洞庭杰杰为天下之特胜。切度风旨，岂不欲摅遐想于素尚，寄大名于清赏者哉？伏冀于戎务鲜退，经略暇日，少吐金石之论，发挥此景之美。庶漱芳润于异时者，知我朝高位辅臣，有能淡味而远托思于湖山数千里外，不其胜欤？谨以《洞庭秋晚图》一本，随书贽献，涉毫之际，或有所助。干冒清严，伏惟惶灼。”

范仲淹接到好友专人送来的手札和画轴，久久凝视，江南山水如在眼前，好友嘱托回响耳畔，历历往事萦绕心间，万千言语仿佛一时涌向笔端，又一时不知从何说起。一方面自己宦迹不定，尚未积蓄成一股子喷薄欲出的创作激情，另一方面对滕宗谅重修岳阳楼的一些具体情况也不太清楚，生怕再出现任何差错。他想真诚劝慰好友，更在深深思虑着新政成败的教训和天下安定方略。一年之后，在邓州任上，他下笔千言、一挥而就，完成了古往今来最为恢宏的《岳阳楼记》。

多年后，一个叫范公偁的人写了一部《过庭录》，书中说“然滕豪迈自负，罕受人言，正(文正)患无隙以规之。子京忽以书抵文正，求《岳阳楼记》。故《记》中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意盖有在矣。”范公偁是范仲淹的曾孙，其笔记自然言之有据，足以信人。

千年之下，反复阅读《岳阳楼记》，吾辈仍然不得不折服于范仲淹的气象之宏阔、境界之高邈、才藻之清通，文思之泉涌、锤炼之精纯。单是诵读之际，即能极目四览“浩浩汤汤、横无际涯”的辽远之美和“朝晖夕阴、气象万千”的混沌之色，也能依稀感受“日星隐曜、山岳潜形”的肃然之状和“樯倾楫摧、虎啸猿啼”的悚然之形，更能深切感悟“去国怀乡、忧谗畏讥”的无奈之意和“满目萧然、感极而悲”的怆然之叹。转眼，愁云尽扫，惨雾顿消，又分明感到一种“春和景明、波澜不惊”的宁静之态和“上下天光、一碧万顷”的和谐之美，至于那“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的动感与“岸芷汀兰、郁郁青青”的静穆，则如歌如吟，相映成趣，“长烟一空、皓月千里”的清辉与“浮光跃金、静影沉璧”的光华，如诗如画，互为衬托。恨不能身随思飞，穿越时空隧道，亲临洞庭湖上，在渔歌互答的清晨或傍晚，登楼眺望，把酒临风，人的肉身便整个儿澄澈通透，不期然有一种羽化升仙的轻盈。及至“先天之忧而忧，后天之乐而乐”一句高呼而出，顿然生柳暗花明、峰回路转、豁然开朗之悟。“噫呼吁！危乎高哉！”大约天下文章，看似点染山水，实则指点江山、指点人心、指点迷津也！

从鲁子敬修建阅兵楼为发轫，至张燕公登高雅集，诗酒唱和，岳阳楼逐渐由军事设施走向文化名胜，实现了第一次华丽蝶变。范仲淹《岳阳楼记》之雄文绝唱一出，岳阳楼一下子由小楼台走向大天下，承载起千秋家国情怀，胸怀了社稷天下忧乐，完成了最为彻底、最为壮阔、最为辉煌的升华。从此，岳阳楼开始在每一个中国读书人的心中筑根夯基，巍然耸立，大抵从垂垂老者，到黄发稚子，很多人都能背诵这几句：“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数百年后，明代一位诗人登临岳阳楼，留下这样的诗句：“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谁为天下士？饮酒楼上头。”又数百年后，这句“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被刻成一副楹联，悬挂在岳阳楼景区的牌坊门上，成了招徕天下游客的最好注脚。

八

庆历七年（1047年），滕宗谅以“谪守巴陵郡，治最为天地第一”，改任有“小汴梁”之称的徽州知府，不久升任苏州。上任不久，卒于任所，享年58岁。

噩耗传来，范仲淹老泪纵横，悲痛难抑。想当年，他们同年进士及第，一见如故，在一起说身世，谈抱负，十分投契。公干之余，他们相约相携，一道游览青阳长山和九华山，曾经留下过这样的期许：“谢家风雅若为酬，散吏方耽海上游。疏懒几忘传笔梦，寂寥仍有负薪忧。欲歌兰雪归真隐，敢向簪轩竞急流。如共茂先瞻气象，莫言神物在南州。”滕宗谅十分喜欢这一片清山秀水，也深深感念好友范仲淹的这种相契相惜，曾说无论漂泊何处，“终归于青阳”。如今，他真地撒手而去了，诸子遵其遗志，把他归葬于青阳族居之所了。其实，范仲淹还知道更深一层情由。自庆历六年秋，滕宗谅任职徽州以来，随后滕氏家族陆续迁来青阳，年迈的父亲也在青阳养老，他曾几次回青阳拜望父老乡亲，并在九华山麓建造起一座读书堂。自古落叶归根，青阳或许真的是他肉身和灵魂真正能够皈依的地方。想及此，范仲淹展纸研墨，援笔为好友写下最后一篇文字《滕待制宗谅墓志铭》。在客观评价滕宗谅一生功业、深情回顾两人一生过从的同时，范仲淹椽笔一荡，盖棺论定，为同年老友留下一世铭鉴、千秋彰表：

嗟嗟子京，天植其才。精爽高出，诚意一开。抗旨谏曹，辩论弗摧。主略边方，智谋横来。嗟嗟子京，为臣不易。名以召毁，才以速累。江海不还，君神何意？君昔有言，爱彼九华。书契以降，干戈弗加。树之松楸，蔽于云霞。君今已矣，复藏于此。魂其依欤，神岂乐只。寿夭穷通，一归乎至理。

《宋史·滕宗谅传》如此评价这位与范仲淹一起留名青史的边将名臣：“宗谅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所莅州喜建学，而湖州最盛，学者倾江、淮间。”

朝局依然动荡，故交太半凋零。年近花甲的范仲淹却如同一叶破败的扁舟，依然随着大宋朝局的动荡而沉沉浮浮，颠簸漂流。

庆历四年（1044年）的尾巴上，朝中又发生一件大事，史称“进奏院案”。

这年秋天，负责向地方传达中央政令和朝廷重大信息的进奏院一帮子官员，包括京城很多衙门依例举行了一场热闹非凡的赛神会，进奏院的长官苏舜钦处理掉一批旧文档，大家凑钱举办了这场盛会。赛神之后照例是群聚豪饮，高谈阔论，诗酒唱和。其中一个叫王益柔的集贤校理当场做了一首十分昏悖狂妄的诗，其中两句听得众人直咋舌：“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单听这两句，简直狗屁不通，大家也都当作酒后胡言乱语，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了。可御史台的官员们并不这样想，王拱辰于是文心周纳，添油加醋，连上三道弹劾本章，直指蔡襄等新政重要人物，仁宗皇帝最初不信，最终大怒，派出宦官连夜抓捕赛神会所有与会者，许多馆职清望之士被逮捕系狱，而且很快得到判决。苏舜钦和刘巽被削职为民，王益柔则直接被处以死刑。一言而获罪，可仅此醉饱之过、口舌之误，断不至于处以极刑。因此，这个案件，对朝臣的震惊程度，不亚于一场政变。也许，这正是朝中保守派向新政展开全面反攻的前奏和导火索。

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下旬，范仲淹和富弼先后被免去参知政事和枢密副使职务。次日，杜衍罢相。远在陕西的范仲淹深知新政大势已如秋风扫落叶般不可逆转，与其坐等贬斥，莫如主动请辞，他随即向仁宗皇帝递上了辞呈。

或许仁宗皇帝等的就是他的辞呈，可为了表示圣心宽容，还是作了一点宽言挽留的表示。范仲淹也见好就收，遂上书陈奏陕西、河北的防略问题。谏官们这下不答应了，纷纷跳出来，指摘范仲淹是假借辞呈、以退为进，提醒皇帝防备新政朋党的势力进一步左右决策中枢。这一次，皇帝与谏官们配合得相当默契，几乎是心照不宣、天衣无缝地解除了范仲淹陕西四路安抚使兼邠州知州的职务，同时罢免了一批新政领袖。清流的另一代表人物欧阳修因为上书为范仲淹、韩琦、富弼、杜衍四人辩解，也被罗织罪名泼脏水，最终降职任滁州知府。

诗人不幸江山幸。正是欧阳修的到来，滁州的山水之间翼然矗立起了一座醉翁亭，后世学子读到了一篇千古佳作《醉翁亭记》，一方文脉鼎盛而赓续。

皇佑元年（1049年），范仲淹调任知杭州，走向他宦游的最后驿站。杭州山水俱佳，风景秀丽，钱塘风华，最宜颐养。其间，他悠游山水、寻幽访古，诗酒唱和、好不快活，子弟皆以为范仲淹生了隐退之意，遂商议在洛阳购置一些田产以供其安享晚年，范仲淹严词予以拒绝。

胸怀天下的当朝重臣，名满天下的一代贤良，真的会就此罢手，甘老林泉吗？果然，十月间，范仲淹出资购买良田千亩，嘱咐其弟寻找贤人经营，收入分文不取，成立范氏义庄，对范氏远祖的后代子孙义赠口粮，并资助婚丧嫁娶等用度，延续900年之久。之后，江浙一带闹饥荒的地方纷纷效仿，官商合办，开设义庄，周济灾民，度一时之难，保一方民本。

皇佑三年(1051年)，范仲淹升为户部侍郎，调往知青州，因冬寒病重，求至颍州。

皇佑四年(1052年)，调任知颍州，范仲淹扶疾上任，行至徐州，溘然与世长辞，享年64岁。十二月，葬于河南洛阳县尹樊里万安山下。仁宗黄帝亲书“褒贤之碑”，赠兵部尚书，谥号文正，追封楚国公。

古今文人谥号以“文正”为第一。《周书﹒谥法解》开首就说：“经纬天地曰文，内外宾服曰正”。这一谥号，帝王是不会轻易赠赐的，非得社稷之臣，一般臣僚想都不敢想。唐代最高谥号是“文贞”，魏征首得此号。传至宋朝，为避讳仁宗皇帝赵祯，更名为“文正”。太宗朝担任过参知政事、编修过《太平御览》的李昉至道二年（996年）以72岁高龄去世，获赠司徒，谥号“文正”。范仲淹是有宋一代第二个获此殊荣的社稷之臣。

九

范仲淹之后，历朝累代，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及文人学者，莫不美词赞誉、奉为楷模。

同时代的人，庆历新政的支持者欧阳修说: “公少有大志，每以天下为己任。”蔡襄亦说:“公薨之后，独无余资。君国以忠，亲友以义，进退安危，不易其志。立身大节，明白如是。”

后世名相、人称“拗相公”的王安石说:“一世之师，由初起终，名节无疵。”

经范仲淹提携的一代文豪苏轼说:“出为名相，处为名贤;乐在人后，忧在人先。经天纬地，阙谥宜然，贤哉斯诣，轶后空前。”

大儒朱熹说:“本朝道学之盛，亦有其渐，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吕中说:“先儒论宋朝人物，以范仲淹为第一。”

金代最著名的诗人元好问说:“文正范公，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其才其量其忠，一身而备数器。在朝廷，则孔子之所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间，概不一二见，非但为一代宗臣而已。”

编撰《宋史》《辽史》《金史》的元代贤相脱脱满心钦佩地说:“自古一代帝王之兴，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有仲淹诸贤，无愧乎此。”

清代浙东学派重要代表人物全祖望说:“高平一生粹然无疵，而导横渠（张载）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

铜齿铁牙的大学士纪昀说:“行求无愧于圣贤，学求有济于天下，古之所谓大儒者，有体有用，不过如此。”

百代以降，一代伟人毛泽东说:“中国历史上有些知识分子是文武双全，不但能够下笔千言，而且是知兵善战。范仲淹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又说：“（范仲淹）词介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既苍凉又优美，使人不厌读。”

攀登这一座美词和嘉誉堆垒的高山，我们看见范仲淹的巍峨身躯高高耸立，仰之弥高，无愧不朽的风标。

穿越这一条心悦和诚服铺陈的长河，我们看见范仲淹的博大胸襟泱泱激荡，望之弥深，堪称永恒的楷模。

何以哉？以其有德行也，范仲淹年少家贫，随母改嫁易姓，但他不甘命运不弄，不为世俗流转，立志发奋，苦读不辍，留下“断齑划粥”的佳话，赢得了封爵拜相的荣耀，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草根读书人。

以其有大略也，范仲淹无论出将，还是入相，皆能公忠体国，老成谋国，不事矜伐，着眼长远，和谐邻邦，宾服四夷，成为有宋一代为人臣者的旗帜和标杆。闻其死，“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

以其有操守也，范仲淹实为庆历年间之正大人物，恪守君子之道，奉行磊落之事，和而不同，矜而不党，勉力推行新政，竭力顾全大局，赢得了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的一致服膺，被称为“第一流的人物”。

以其有襟怀也。范仲淹气局超迈，胸次坦荡，集庙堂之忧与江湖之情于一身，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宦游所至，兴学育才，教化一方，广植读书种子，赓续一方文脉，如春风化雨，沾溉者众，获益者广，影响者远。

以其有嘉风也，范仲淹为官清白，自奉甚俭，家中平素“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范仲淹对四个儿子的考语是，长子纯佑得其孝道，次子纯仁得其志，三子纯礼得其静，四子纯粹得其略。

以其有传承也，范仲淹身后，次子范纯仁、四子范纯粹先后知庆州，多有惠政，泽被无数。从宋代起，当地百姓即在郡城建有“范公祠”“范韩二公祠”，祭祀不绝。“维庆有祠，邦民瞻思。庆山可夷，兹堂巍巍。”

生有祠，死有庙，大概是一方生民能够褒颂一个人的最高礼仪了，庆州百姓毫不吝啬地把这份褒扬给予了范仲淹和他的搭档韩琦，给了他父子两代五人。如果说滕宗谅在洞庭湖畔重修了一座岳阳楼，那么，范仲淹则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修建了一座巍峨的楼台。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站在岳阳楼上，凭栏远眺，心潮逐浪，览山览水，观人观我，我的胸中豁然一开，油然而生两个煌煌大字：天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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