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红军高级将领，兵败后在西北小镇隐姓埋名23年

原标题：熊国炳和八角帽的故事

熊国炳

八角帽

熊国炳使用过的饭盒

四川省通江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旧址纪念馆展厅内,陈列着一顶八角帽,直径24厘米、高8厘米,羊毛线质地。这件珍贵文物是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熊国炳曾经所戴之物,仿佛在给观众讲述80多年前曲折的往事。在撤离川陕苏区时,熊国炳将八角帽交与弟弟熊中福留作纪念。1982年,通江县文管所将其征集并收藏,2012年转交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旧址纪念馆收藏至今。

这顶帽子的主人,曾经显赫一时,此后长期默默无闻,但他一直坚信革命总会胜利,自始至终没有丧失一个革命者的气节,深受老区人民的爱戴和怀念。

一

1933年2月中旬,在通江县城召开的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一位身强力壮的穷苦青年,当选为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开始了他为人民谋求翻身得解放的革命生涯。

1898年,在四川通江县洪口乡第八甲熊家湾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出生了一个男孩,被取名熊廷南。当他长到10余岁时,因弟妹出生,被过继给万源县竹峪乡焦家坪熊邦杰为子,更名熊国炳。

熊国炳终日劳动,勉强糊口度日,在养父母帮助下读了4年私塾,成为初识文墨之人。娶妻后,他日夜劳作、与世无争。1930年前后,养父母相继去世,熊国炳顿失依靠,受到当地人排挤,又被保长苛索捐税。无奈之下,他于1931年春天带领全家迁回原籍。无田无地的熊国炳,靠打短工、抬滑竿维持生计。历经世态炎凉,激起了他不甘心当人奴隶、受人欺压剥削的自觉。每当路遇不平,他仗义执言,赢得老百姓的钦佩和信赖,也因此得罪了一些富豪大户,他的卖力钱常常被克扣。为了反抗劣绅敲诈,熊国炳搬进深山老林以打猎为生,往来于川陕边的群峰峻岭之间。一次,熊国炳在追捕猛兽时,误踩了草丛中的伏虎枷锁,被毒箭射中。他强忍疼痛,拔出毒箭,保全了性命。他的果敢行为,被家乡民众誉为“巴山勇士”。

二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开进大巴山,在侦察员刘子才的引导下,熊国炳参加了革命。

参加革命后,熊国炳迅速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革命者,连续三次被选为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其间,熊国炳狠抓政权建设,实行土地革命,组织地方武装,发展工农业生产,支援红军反“三路围剿”和“六路围攻”作战,政绩斐然。

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熊国炳和中共川陕省委、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等机构撤离根据地,向西转移,国民党川军和地主还乡团卷土重来,整个苏区陷入白色恐怖中。军阀们对他的家族实行残酷的报复,当场杀害了他两个儿子,把妻子活活饿死；亲生父母多次被捆打吊押,肢体残废；兄弟熊廷文被迫远走他乡……熊国炳在行军途中听闻噩耗,如五雷轰顶,但他顾全红四方面军挺进西北高原与中央红军会师的大局,抹去眼泪后,继续指挥后方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行进。

1935年5月,张国焘成立自任主席的“西北联邦政府”,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成为有名无实的机构,熊国炳成为有职无权的主席。在熊国炳困难之时,中共川陕省委妇女部长张庭富深知他对党忠诚、信仰坚定,十分钦佩。在长期交往中,两人逐渐产生了爱恋之情。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得知后,为他俩牵线搭桥,后二人在毛尔盖结成革命伴侣。

熊国炳因不赞成建立“西北联邦政府”,被降职到联邦政府任第一局局长,主管后勤工作。对于这个不正确的决定,他只能服从上级安排,坚持把工作做好。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于懋功会师之后,在党中央的决策之下,“西北联邦政府”撤销,大批党政干部被派往军队任职,熊国炳担任红四方面军总经理处处长,负责大部队后勤工作。经过艰苦曲折的三过草地、转战雪域,红四方面军于1936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三大红军主力胜利会师,结束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

三

会师后,为了执行中革军委“宁夏战役计划”,由原属红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军,及原属红一方面军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组成西路军,向西进发。

1936年11月10日,党中央批准组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由陈昌浩任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委员曾传六、李特、李卓然、熊国炳、杨克明、王树声、李先念、陈海松、郑义斋。熊国炳、张庭富夫妇未洗战甲,又上征鞍,奉命西渡黄河作战。红军西路军与数倍于己的马家军血战河西走廊,鏖战倪家营,浴血梨园口,最后兵败祁连山。

1937年1月,董振堂的红五军在高台全军覆没,熊国炳和郑义斋率后勤总部和红九军余部在临泽突围时,传来了张庭富牺牲的消息(后侥幸脱险)。数日后,熊国炳被俘。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他咬紧牙关,只承认自己是一个伙夫,敌人看他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加之双脚被冻坏,不像个军官,就把他关在裕固族头人的帐篷里,后被头人悄悄放行。

熊国炳带着伤痛,沿祁连山西行,到原酒泉屯升乡九家窑后,被一位张姓老人收留,并给他治愈了冻伤。到酒泉城后,熊国炳出于隐蔽身份的考虑,化名张炳南。

酒泉城里,马家军大肆搜捕红军,悬赏1200块银元活捉熊国炳,悬赏600元买他的人头。在重重危机中,熊国炳白天在王家醋坊帮工,晚上藏身王爷庙,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

在风雨如晦的岁月中,熊国炳曾试图离开酒泉,因敌人封锁甚严无法成功。渐渐地,他与革命队伍失去了一切联系,加之过度劳累,患上了严重的哮喘,更难以将归队愿望付诸行动。之后,他与四川老乡唐贵林的遗孀结婚。其间,党组织多次派人找寻熊国炳,打算将他接到延安,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酒泉解放后,原红四方面军四处找寻熊国炳,请他重回革命队伍。当他们找到熊国炳时,年过半百的老人谢绝了同志们的好意,表示愿意在当地做一名普通老百姓。熊国炳并没有向酒泉有关部门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请求特殊照顾,只是1951年9月用张炳南的名字向酒泉县人民政府登记,自称曾是红军西路军战士。其后,熊国炳曾两次回四川探亲。1960年10月底,这位身经百战,终年62岁的原红军高级将领,隐姓埋名23年后,淹没在三年困难时期中。

四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一介布衣的熊国炳生活穷困,有人劝他“找政府”,他只是平静地说:“党和人民交给我们两万一千多人,大部分壮烈牺牲了……我们当‘头头’的还活着,没脸面见乡亲,没脸面见政府……能活着,当农民,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女红军王定国对他高度评价:“可贵的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甘当农民,自强不息,没有向组织提出过任何特殊要求,其意志,如青松翠柏坚忍不拔；其人格,如白璧雪莲纯洁无瑕。”

当年的硝烟早已散去,熊国炳从一位战场上叱咤风云的战将,位高权重的苏区领导人,到兵败祁连山不幸被俘,最后隐姓埋名、躬耕乡野,晚年贫病交加,悄然而去。中共党史出版社审定出版发行的《中国共产党肃州历史》中评价:“熊国炳为中国革命作出过突出贡献,他为人直率,多谋善断,善于做群众工作,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他沉着倔强,信念坚定,特别是流落酒泉后,隐姓埋名20多年,不向家人和外人透露自己身份,解放后虽然登记过参加红军的经历,但他总认为西征途中许多战士英勇牺牲,自己愧对党和组织,宁愿自己吃苦也不愿向组织提过多要求。熊国炳同志不怕牺牲、无私无畏的精神永远受到酒泉人民的敬仰”。

□赵龙飞

（酒泉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