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谷浑历史文化巡礼：吐谷浑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吐谷浑源于辽东慕容部鲜卑，是我国古代建立于黄河河源到洮水流域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从建国至灭亡，共存在了约350年时间。由于其地处中西陆路交通要道及国内北方与西南方各民族交往的通道上，从公元5世纪中叶至7世纪初，一直是中西陆路交通的桥梁、南北民族交往的纽带。虽然一度驰骋西北，称雄甘青，在中古时期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角色，但鲜少文字记载，以至于其历史多湮灭无闻。清同治以来，考古学家陆续在甘肃武威和榆中、宁夏灵武、陕西西安、青海等地，发现了吐谷浑墓葬，出土了不少墓志及相关文物，史学界由此逐步展开对吐谷浑历史的研究。

以夏鼐、周伟洲等为代表，以墓志资料为重点，学术界对吐谷浑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涉及吐谷浑历史的诸多方面。但是，由于墓葬在早期的发现多非科学考古与发掘，加上墓内文物被盗严重，学术界对这批墓葬的诸多信息并不十分清楚。2019年10月，武威南山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的考古发现，因该墓保存完好，没有被盗痕迹，考古信息完整而准确，为吐谷浑的研究打开了信任之门，开启了人们认识吐谷浑历史的新篇章。

一、武威吐谷浑墓葬与碑志的发现

清同治以降，弘化公主墓葬被偶然发现，开启了近代吐谷浑历史谜底的大幕。1915年4月，公主墓再度被当地居民打开，墓志及大量随葬品流入社会，闪现出大幕背后的隐密。时任武威县长康敷镕吩嘱商会会长贾坛将墓志寻回并保存于武威文庙，成为构建吐谷浑历史文化大厦的第一块奠基石。

唐贞观十四年，年仅18岁的弘化公主与吐谷浑可汗慕容诺曷钵成婚，开辟了唐朝和亲的先河。弘化公主入吐谷浑58年，76岁去世，用自己的一生成就了一段民族团结的佳话。公主墓葬的发掘与文物整理，特别是公主墓志的释读，有力地推动了吐谷浑史的研究。

此后，武威南山相继出土了慕容明、慕容忠、慕容宣彻、慕容曦光、金城县主、慕容宣昌、李深、武氏墓志。2019年9月，在武威南山天祝县祁连镇岔山村，又发现一座墓葬，出土了慕容智墓志，并以“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成功入选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至此，武威南山出土的10方吐谷浑王族墓志及其大量文物，成为国内规模最大、数量最多、保存最完整、最具权威性的研究吐谷浑历史的实物资料和文献资料，对研究吐谷浑及其与中原王朝的关系，特别是唐吐关系、唐蕃关系、北方民族史、丝绸之路与中西交通史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史料，揭开了吐谷浑的神秘面纱，为中华文明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进程提供了生动诠释。

二、武威最早识别并保护吐谷浑文物的功臣

在构建吐谷浑历史文化大夏中，康敷镕和贾坛功不可没，成为武威最早识别并保护吐谷浑文物的功臣；之后，武威文物文史工作者 党寿山、宁笃学、黎大祥、李占忠等 ，在武威吐谷浑墓葬的发掘、整理、研究与宣传中，利用自身优势，大显身手，取得了显著成就。

1.西川名士康陶然，最早识别并保护吐谷浑文物的功臣

康敷镕， 字陶然，四川礼州（今西昌市）人。早年师从巴蜀文坛领袖刘景松，学识渊博，精于书画，著述丰富，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中举。因四川少有职缺，又没上级赏识重用，只能赋闲在家。后主动要求转官青海，历任青海丹噶尔厅（时属甘肃省西宁府）同知、湟源县知事。据《湟源县志》记载，任职期间，着力维护社会治安、恢复和发展地方经济、整修道路、平抑粮价、兴办教育、建县立规，深受百姓爱戴。同时，他还走访河湟大地，深入了解研究青海历史，编纂了《青海志》《青海地方志略》《青海调查事略》三部志书，系统介绍了青海的历史沿革、山川风物、民族宗教等内容，记载了明代以后青海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成为后世研究青海历史的重要典籍。

1915年，康敷镕任武威县县长。他为官清廉，关注民生，发展经济，兴办教育，为地方建设尽心竭力，任内多有政绩，尤其是协调各方免除武威更名地粮赋一事，深得士民感念；而保护弘化公主等碑刻与墓葬，尤为后世所称道。武威百姓感戴康公恩德，自愿捐资为他建祠立碑，塑其肖像，永久纪念。他也因政绩突出，被民国政府授予四等嘉禾奖章。今存武威雷台的《四等嘉禾章国务院存记简任职武威县县长康公生祠记》碑，即载其事。离开武威后，曾任靖远县长、省民政厅长等职，后辞官回川。

康敷镕任武威县县长期间，为保护弘化公主墓葬及碑刻作出了重大贡献，是名副其实的弘化公主墓葬与碑刻的第一位保护者。

同年4月，他听说武威南营有一户人家藏有一通唐代墓志，便派酷爱金石的商会会长贾坛访得。曾在青海任职并谙熟青海历史的康县长认为，这通“大周故西平公主墓志”的主人就是唐代和亲吐谷浑的弘化公主。

在他的介绍下，人们这才第一次听说了“吐谷浑”这个词儿，第一次知道了远嫁青海的弘化公主。之后，他和当地百姓又用青砖填补了盗墓者留下的盗洞，避免公主墓再次被盗，使墓内的公主遗骨及文物得以保存。老百姓知道了当地有一位公主长眠于此，便在山岗上修建了一座娘娘庙（公主庙），绘公主像，四时祭祀。在康县长的大力支持下，贾坛四处寻访，又访得许多珍贵文物，陆续收藏于武威文庙。

2.西凉名士贾杏卿——最早保护吐谷浑文物的功臣之一

贾坛 （1862-1941），字杏卿，武威县人。出身于商贾之家。清末秀才，民国年间，曾任甘肃省众议院议员，武威县参议会参议员、县商会会长、教育馆馆长等。能书善画，酷爱金石文物，在经商和关注社会民生方面表现出色。原武威城区北大街中心巷34号（罗什寺对面）有其故居，始建于1915年，2002年因城市建设需要，政府整体、原貌搬迁于武威古钟楼东侧。

贾坛一生最为亮点的地方是抢救、保护地方文物古迹。成就贾坛功业的是两位“知音”上司，一位是民国前的凉州知府王步瀛，一位是民国初的武威县长康敷镕。他俩懂文化、爱文化、护文化，在职能职责范围全力支持贾坛的公益事业。王步瀛、康敷镕与贾坛，共同的追求与爱好，使之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出耀眼的光彩，受到百姓的敬仰，历史的喝彩。

保护多方墓志碑刻，留名千古。1915年4月，武威南山的弘化公主墓又一次被当地群众掘开，墓志被人藏匿的消息不胫而走。谙熟青海历史的康县长认为，凉州为西陲重镇，埋藏于地下的先朝石刻必定很多，应多方保护为要。他派贾坛前去寻访。贾坛酷爱金石文物，知晓其中就里，很快访得弘化公主墓志保存于文庙。

在康县长的大力支持下，贾坛四处寻访，又访得许多珍贵文物，如慕容明墓志、毛祐墓志、康阿达墓志等陆续收藏于武威文庙，又嘱从事教育工作的唐发科将大云寺古刹功德碑、武徵君李孝廉传碑、西夏碑等移置于文庙保存。之后，又在发现并保护张兆衡墓表、高昌王世勋碑中不遗余力。

修缮保护武威文庙，功德无量。1927年，武威发生8级大地震，古迹文物破坏空前。之后，贾坛被武威绅缙推举为维修文庙主事。他积极倡导动员绅缙士庶，多方协调筹资，使文庙修复工程顺利开展。在他主持文庙修复工程的14年间，虽然兵荒马乱，“民穷财尽，筹款维艰”，但他经营有方，庙产收入可观，为文庙的保护维修提供了充足资金保障，为恢复文庙旧观（1948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贾坛不仅是一位儒商，也是一位义商，同时还是一位富有远见卓识的社会贤达，在他一生中，抢救、保护了许多文物古迹。如今，放眼凉州古城，瞻怀贾坛故居，你一定会感慨万千！这位八十老翁早已远去，历史又迎来了又一个八十年。惟愿百年故居永存，精神家园永在！

三、国内研究吐谷浑的主要学人

在国内，对吐谷浑进行专门研究，大致开始于20 世纪40年代。

20世纪初，在甘肃武威陆续发现了弘化公主、慕容明、慕容忠和慕容宣彻4通墓志，学者们展开了对以上墓志的研究，先后由 陈万里、罗振玉、张维、慕寿祺 等进行释录和考证。陈万里先生《西行日记》1925年2月20日条载，他在武威游览东岳庙归途中得到了弘化公主、慕容明、毛祐三方墓志和大云寺古刹功德碑拓片；夏鼐先生于1945年赴武威喇嘛湾调查，得到金城县主和慕容曦光两通墓志。据此，他们有研究成果问世。随着吐谷浑遗址和墓志等文物的多次出土，研究也在不断深入，逐步廓清了吐谷浑及唐吐、唐蕃、唐突及和亲等方面的问题。

1.夏鼐先生对武威吐谷浑墓葬的考古发掘与研究

夏鼐 (1910—1985)，字作铭，浙江温州人。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中科院院士，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早年留学英国，期间参加了当时代表世界先进水平的英格兰梅登堡山城遗址、埃及艾尔曼特遗址和巴勒斯坦杜布尔遗址的考古发掘。回国后先后任职于中央博物院、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中国科学院，曾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兼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职，曾主持并参加了河南等地商代遗址和殷墟、北京明定陵、四川彭山汉代崖墓、长沙马王堆汉墓的挖掘工作，对中国考古学贡献巨大。著有《考古学论文集》《考古学与科技史》《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等，主编并参编了《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等报告。因其在考古学方面的巨大成就和杰出贡献，先后被英、德、瑞典、美、意等国和第三世界科学选为院士或通讯院士。

1944—1945年，夏鼐先生在甘肃武威、兰州、敦煌、民勤等地，对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汉代至唐代的遗址和墓葬进行调查发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特别是 他亲自对唐代吐谷浑墓葬的考古发掘及其论文，对吐谷浑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

抗战期间，以甘肃河西走廊为中心，展开了当时中国最重要的考古活动和文化、艺术、科学、实业考察活动，比较著名的有1942年的西北史地考察团、1943年的西北建设考察团、1944年的西北科学考察团等，吸引了当时许多中国最著名的专家、学者和社会名流参与，催生了许多考古成果和学术思想，对西北史地及简牍、碑刻等研究贡献颇大，有些则成为中国学术的标志。夏鼐等两次到武威，对弘化公主及吐谷浑王族墓葬、天梯山石窟、大云寺、西夏碑等作了考察，提出了独到见解。

1944年4月，以向达、夏鼐、阎文儒等北京大学学者为主体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河西地区开始历时两年的考察活动。在武威文庙考察时，他们看到了弘化公主、慕容明、慕容忠、慕容宣彻4通吐谷浑王族成员墓志，便询问陪同的武威名士段永新。当他们得知以上墓志出土于武威南山时，引起了考察团的格外关注。

在西北科学考察即将结束之际，夏鼐与阎文儒又于1945年10月再次返回武威，在与当地政府取得联系后，于10月7日前往武威南山吐谷浑王族墓地。这一次，夏鼐一行对两座墓葬进行考古发掘，新获慕容曦光、金城县主两通墓志及大量文物。新获两通墓志和大部分文物均运往南京，保存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今藏南京博物院。

阅读《夏鼐西北考察日记》，可以详细了解到慕容曦光墓志和金城县主墓志的发掘过程。

1944年10月8日：“至上喇嘛湾，住一萧姓者家中。屋在山腰间，其南为村庄，冰沟河由西向东流，经过村中，对岸为变质岩之石山，稍西有一径南通干沟，屋之背后即背面即为黄土之土山，唐墓即在此山上。”

虽然现在人们在山岗上所能看到的只是回填后的深坑，但通过夏鼐日记对当年的详细记录，可以了解这间砖墓的有关情况。因墓室已被盗过，余物不多，先生有一种“食之无味舍之可惜”的纠结。

10月9日至14日：“如果此墓有墓志，由吾人此次一停工，此志不知何日始能出土……”经过一个晚上的“辗转不能入眠”，他决定“仍拟继续工作，掘完此墓为止”，并因此添雇人工达14人，将整个墓室向下开掘达6米余……14日早晨天未亮即起身，继续清理二号墓，在平台之外，发现“有砖砌成小祭台一……祭坛上乱堆之遗物甚多，木屐底一双，木俑头部及上身颇多，小琵琶及小琴，棋盘，残绢，镶嵌螺钿之木片残片，乱堆一起。小祭坛之西，地上亦有木俑头部，又有木马二，一白一红，颜色不同。”

10月15日：“今晨开工较前两日为早”，“中午发现墓志一方，始知为金城县主之墓。”“掘得此墓志时，阎君（文儒）适以中午收工，由一号墓前来参观，见及大喜，忽失笑云，‘真掘出墓志来。’”“余以半日之工夫，始清理完毕，绘画提取，完毕时已暮色苍茫矣。”虽然又困又累，因得到真宝，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然精神方面极愉快”。

很快，10月16日，他们又在一号墓发掘到慕容曦光墓志，“志盖取开后，见志石已裂，上铺淤土上有绢纹，似原来铺有一层细绢，淤土似为后来所积，不见朱红格。”除墓志外，又得漆碗数个。“其中一碗，以螺钿镶嵌成纹，最为美观，与日本正仓院之唐物比较，绝不逊色，惜口部稍残破。漆碗保存不佳。此二墓中之漆器，因提取后未能立即加以处置，取回舍后即已损毁，为余最痛心之事。”

之后，夏鼐先生查阅大量文献，详细考证了新出土的金城县主和慕容曦光两通墓志，结合已出土的4通墓志，详列吐谷浑入唐后的历史年表， 写出了在吐谷浑历史研究中具有开创性的《武威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墓志》一文，1948年发表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上册。 他的研究推翻了不少前人旧说，论述精辟，创见迭出。之后，他又根据武威新发现的慕容氏墓志，不断修订、更新吐谷浑年表及论文。

文章开头叙述了写作的来龙去脉：“吐谷浑，发迹东北，徙居西陲，永嘉之乱，乘机兴起，当其盛时，东抵洮水，西兼鄯善、且末，辖境广袤数千里，及贞观中，唐太宗大举兵戎，战败之，其势始衰。割据凡350年，龙朔三年，吐蕃遂取其地。然其后徙居凉州、灵州犹袭可汗号，为唐蕃屏，百有余年。至贞元后，其封嗣始绝。历时虽久，惜史传记述，殊嫌疏略。1944年考古西北，于武威文庙获观近年出土之吐谷浑慕容氏志石四方，颇有足以补订两《唐书·吐谷浑传》之阙失者。翌年秋，与友人阎文儒赴武威南山，从事发掘，得金城县主及慕容曦光二志，如获瓖宝，并得殉葬珍品多种，洵为考古发掘之奇遇。归来后，乃将二志写影精拓，以飨当世，并参稽史传，略加考证。又综合前后二志，作为年表，俾言吐谷浑失国前后之史事者考焉。”这段文字叙述言简意赅，内容详备，读来很是亲切入味，亦为先生的考古成果由衷高兴。

先生对新获两志作了详细、精辟的论述，指出了其中的疑误，并结合武威之前出土的四志及两《唐书》等文献，详列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至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吐谷浑的历史“年表”，基本梳理清了不同志主之间的前后亲缘承继关系，堪称历史学与考古学结合的典范。

先生当年在文后预言：“异日志石更有续出者，当再理而董之。”20世纪80年代他的文集出版之时，先生又在文后补记了两次，一是新中国成立后出土的慕容宣昌墓志，一是1958年出土的慕容若妻李氏墓志。

2.周伟洲先生对吐谷浑历史的研究

周伟洲（1940- ），生于广东开平。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博士生导师。1962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同年考取该校民族史专业研究生，师从著名民族学家马长寿教授。研究生毕业后，先后在陕西省博物馆及西北大学从事中国民族史的教学与科研工作，现任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兼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副理事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等。学术专长为中国民族史研究，主要论著有《吐谷浑史》《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史研究》《边疆民族历史文物考论》《西北民族史研究》《赤勒与柔然》《汉赵国史》《南凉与西秦》《唐代党项》等；在《历史研究》《民族研究》《中国史研究》《文物》等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其著作曾获陕西省、教育部多次奖项，1993年被评为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并获得政府特殊津贴。

周伟洲先生在吐谷浑历史研究方面成果斐然，主要著作有《吐谷浑史》《吐谷浑史入门》《吐谷浑资料辑录》等，论文较多，影响较大， 是当今当之无愧的民族学家、吐谷浑历史专家。

四、国内吐谷浑研究方面的主要著述

1.《武威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墓志》，夏鼐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上册，1948年。

2.《吐谷浑史》， 周伟洲著，2006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增订本。由于我国史籍中有关吐谷浑的资料十分缺乏，作者在收集、整理吐谷浑史资料的基础上，吸收中外研究成果，首次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吐谷浑的历史，用较大的篇幅论述了吐谷浑与邻近各民族及其所建政权的关系，并以此作为本书探讨的重要课题。

3.《吐谷浑资料辑录》（增订本），周伟洲著，2017年商务印书馆。对汉、藏文史籍所载吐谷浑资料进行多方位辑录、整理与校释，上起西晋，迄于北宋，以二十四史中有关资料为主，兼收史学论著、文集、文物考古数据及敦煌、新疆发现的汉藏文书、简牍等，所录资料，按其性质分专传，人物传志，散见资料编年录，敦煌、新疆古藏文写本、简牍内的吐谷浑资料，其他散见资料五卷，另有附录，对研究吐谷浑历史学术价值颇大。

4.《吐谷浑史研究》，李文学著，2020年科学出版社。通过对吐谷浑民族自我塑造过程及其与周边民族区域互动过程中一些细节问题进行考察，探讨吐谷浑民族过程的一些重大转折及其发生机制。一方面从宏观层面揭示吐谷浑民族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另一方面从微观层面探索和澄清吐谷浑历史的若干具体问题，充分展现吐谷浑的民族过程。

5.《吐谷浑政权交通地理研究》， 朱悦梅、康维著，202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由于吐谷浑特殊的地缘政治关系，交通格局不仅是其生存环境制约的结果，也是其发展过程中与周边关系不断调整的结果。在十六国南北朝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其活动范围始终受到邻国的强力挤压，虽然限制了其在河洮流域的发展，却又促进了其在“吐谷浑路”上的发展。

6.《吐谷浑大传》，古越著，2013年8月江苏人民出版社。以吐谷浑、吐延、叶延三位首领的西迁、建国作为叙述引子，以视罴振兴吐谷浑王国为重点表现内容，展现了吐谷浑王国发展、壮大的历史过程，填补了长篇历史小说创作领域中有关吐谷浑题材的空白，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

7.关于吐谷浑研究的报刊论文及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略）。

五、吐谷浑研究展望——吐谷浑学的诞生

甲骨学、敦煌学、西夏学、简牍学并称20世纪四大显学，除甲骨学外，武威以其在其他三大显学中丰富的文物文献资料和巨大的学术价值，赢得了崇高的学术地位，大大丰富了人类文化宝库。新世纪，关于吐谷浑历史文化研究能否形成一门专门的学科？答案是肯定的。

1.吐谷浑历史研究现状

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西北地区特别是甘肃省武威市陆续出土的唐代吐谷浑墓志，引发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兴趣。从弘化公主墓到喜王慕容智墓，再到青海吐谷浑王阿柴王墓，随着这些墓葬、古城遗址及考古发掘与文物的大量出土，相关文物与史料不断涌现。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他们通过整理文物、考释文献、研究墓志、调查遗民、探讨历史，使吐谷浑历史从早期的河湟地区拓展到甘、青、宁全境，进而扩大至陕、藏、新、蒙、川等地，形成了对吐谷浑民族及政权的全方位研究。我们有理由相信，吐谷浑史研究将成为北方民族史研究的一大热点。

2.武威的吐谷浑文化遗存

自1915年弘化公主墓志出土至1980年前后，武威南山一带已有多座吐谷浑王族墓葬及墓志被发现，墓志多记载为“阳晖谷”，学术界也将这一区域称为“阳晖谷陵区”。根据2019年新出土的慕容智墓及其墓志记载，考古项目组对武威南山冰沟河与大水河流域约400平方公里范围进行了系统的考古调查和勘探工作，确认吐谷浑墓葬23座，并廓清了武威吐谷浑王族墓葬群的基本布局，进一步认定武威南山一带另有相对于阳晖谷陵区的大可汗陵区和白杨山陵区。大可汗陵区和白杨山陵区的被记载或被发现，冲破了百年以来学界关于阳晖谷陵区的固有认识，为寻找大可汗陵及吐谷浑墓葬指明了路径。三大陵区的墓葬均以唐代葬制为主，兼有吐谷浑文化、吐蕃文化、北方草原文化因素。墓葬内随葬品（文物）丰富，做工精美，装饰华丽。从出土的唐开元二十七年（739）的《冯翊郡太夫人党氏墓志》（志文尚未公布）说明，吐谷浑王族墓葬周边地区可能还有更多吐谷浑氏族墓地分布。

目前，全国出土吐谷浑墓志约20通，其中武威11通； 武威出土的其他文物也遥遥领先。随着武威南山吐谷浑墓葬的不断考古发掘，肯定还有重大收获。

3.武威以外的吐谷浑文化遗存

吐谷浑是在甘青地区建立的国家，其政权存在了350多年，鼎盛时期其疆域东西达4000里，南北达2000里，散落在甘青大地上的吐谷浑文化遗产如满天星斗。如，丝绸之路青海道(或称吐谷浑道)曾经对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产生过重大作用，创造了几个世纪的辉煌；甘青大地遗留的吐谷浑墓葬超过2000多座，已出土众多珍贵文物，其中织有波斯萨珊王朝钵罗婆文字的织锦、吐谷浑墓棺板画、东罗马金币及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币等；还有高原“金字塔”之称的都兰热水一号大墓，号称吐谷浑“王者之城”的伏俟城古城遗址，等等。另有墓志若干：

成月公主墓志，刻于唐高宗总章元年（668），西安出土；

慕容轮（曦轮）墓志，刻于唐玄宗天宝十载（751），西安出土；

慕容仪墓志，约刻于唐玄宗天宝年间，1973年甘肃榆中县出土；

慕容神威墓志，刻于唐肃宗乾元元年（758），1974年宁夏同心县出土；

慕容威墓志，刻于唐肃宗乾元元年（758），1974年宁夏同心县出土；

慕容曦皓墓志，刻于唐代宗大历四年（769），20世纪90年代西安出土；

慕容瑰墓志，刻于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出土时间、地点不详；

……

4.武威在吐谷浑历史研究中的地位

清嘉庆十五年（1810），武威籍学者张澍在武威大云寺封闭已久的碑亭中，开掘出天佑民安五年（1094）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西夏碑），揭开了西夏文化研究的大幕。之后二百多年间，大量西夏遗书与文物出土，研究成果丰硕，使昔日几成“绝学”的西夏学变为“热学”，并成为国际化的学科。西夏碑问世百年后，公主碑（《弘化公主墓志》）在凉州南山出土，树起了吐谷浑学诞生的一个标杆。西夏学当年的路径基本上就是吐谷浑学所走的路径。

吐谷浑是一个以本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政权，境内有羌、氐、吐蕃、突厥、鲜卑等众多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了以吐谷浑文化为核心，杂糅多民族文化成分的吐谷浑文化，成为辉煌灿烂中华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大量文物文献的出土和研究工作的深入，可以说，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吐谷浑学正在形成当中。武威是吐谷浑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不久的将来，抑或是吐谷浑学的重要诞生地之一。

吐谷浑学将是一门研究吐谷浑文献和历史的学科，将在未来20年间兴起于学术界。即将诞生的吐谷浑学涵盖面广泛，涉及古代吐谷浑与吐谷浑政权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民族、宗教、文献、文物、语言文字、文化艺术、社会风俗等诸多领域。吐谷浑学将在语文、考古、历史、民族、社会、中西交通（丝绸之路）等基础性板块学科的建设方面取得积极的成就，成为深入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吐谷浑学时间上起魏晋，下迄唐末，历经数百年，将是凉州文化中最为耀眼的一颗明珠。

5.对未来吐谷浑研究的展望和建言

未来吐谷浑史研究将成为北方民族史研究的一大热点。

一是科学规划，分步分层实施。将位于武威南山的阳晖谷陵区、大可汗陵区、白杨山陵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科学规划，划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明确重点保护区区域，确定保护区目标定位与保护利用格局，制定保护区管控要求与保护措施，提出保护区文化旅游价值、生态价值转化推动可持续发展指引。陵区面积大、墓葬多，地形复杂，应整体统筹，分步实施，分层落实。

二是成立机构，加强考古研究。 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而学术研究又是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先导。文物考古、科研机构、文博单位和高校不仅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更是学术研究和文化创新的力量之源。要加大考古发掘与研究，为吐谷浑学提供科学支撑。要尽快成立吐谷浑大遗址博物馆，设立吐谷浑研究中心，使之成为全新的吐谷浑文化征集、典藏、陈列中心和研究基地。要通过项目支持、政策扶持和政府投入、企业（民间）赞助、市场引导相结合的方式，提供基本的人员、经费保障，普查文物资源，建立文物资源库和项目库。要加强多学科攻关，密切考古学与历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合攻关。青海及宁夏、陕西、西藏、新疆、内蒙古等省区具有丰富的吐谷浑历史文化资源和较强的研究力量，要善于交流借鉴。认真梳理归集吐谷浑文化资源，建设吐谷浑文化传承体系，打造国际“吐谷浑文化圈”。

三是开辟阵地，拓宽研究领域。 开展地域文化研究，是文化与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吐谷浑文化是西部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武威市是吐谷浑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和核心区，在吐谷浑文化的形成、发展和演变中具有其他地区不可替代的作用。地方媒体和高校学报，应开辟吐谷浑文化专栏，为专兼职研究人员提供发表论文的平台，同时为吐谷浑文化的研究营造舆论氛围。充分利用现有历史文化学刊，作为吐谷浑研究的学术载体，加强协调协作，整合文史资源，约请专家学者撰写文章。通过激励机制，或高薪聘请专业人员，创作反映吐谷浑重大历史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依托现代传媒、出版发行、文艺演出、学术讲堂等形式，通过一些喜闻乐见、易入接受的内容，拓宽宣传视野，使吐谷浑文化走向大众，走向生活，走向市场。加强研究工作及其成果与宣传、文史、媒体、社科、文艺界的联系沟通，发挥综合效益。

四是举办论坛，召开学术会议。论坛和学术会议是交流和展现研究成果的平台，也是官方和民间支持的形式，更是推动学术研究的载体，同时也是吐谷浑文化走向全国、面向国际的催化剂。要通过必要的活动形式，组织专家学者对吐谷浑文化进行专题考察、资源宣传、项目推介、研讨论证，在广泛深入宣传、研讨、论证和争论中达成共识，推动吐谷浑文化确立命题、展开研究、取得成果。同时要大力支持并奖励成绩卓著的文史工作者和优秀学术成果，积极培养文史人才，建立专兼职结合的人才队伍，推动吐谷浑文化的纵深研究。

五是积极推进，抓好成果转化。 大力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推动区域文化旅游价值可持续发展，充分展示辉煌灿烂的凉州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明，坚定文化自信。

（“吐谷浑历史文化巡礼”全文完，共20篇。谢谢专家学者和广大文史爱好者的支持与鼓励！欢迎批评指正，欢迎转发分享！）

作者简介 王其英 甘肃省武威市人。1982年1月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长期从事教育和党政工作，曾任武威市凉州区政府办主任等职务，兼任《武威市志》总编。已编著出版《武威金石录》《西部明珠凉州》《可爱的凉州》《凉州历史文化散论》《历代咏凉诗选析》《武威特色文化述要》《武威少数民族述要》（合著）《武威金石志》等多部著作；参编、修订、通稿地方志和地方文献资料20多部，在报刊发表文章数十篇。荣获甘肃省地方史志先进工作者、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

（凉州文史探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