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敦煌修史“面壁”画像 最“窟”的青春是啥样

在敦煌修史“面壁”画像 最“窟”的青春是啥样

原标题:他们把青春刻进莫高窟的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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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杜哲宇、陈斌、刘金海

敦煌是个小城,开车从市中心出发,10分钟就出了城。道路两边整齐的行道树,很快被“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景象取代。

尽管已是旺季,但游客并不多,车也少,出城的路上,几辆载有乘客的大巴格外显眼。这是前往敦煌研究院的通勤车,研究院紧挨着莫高窟,距离市区25公里。

空中鸟瞰,沙丘,戈壁,远处的三危山苍凉静默。一条狭长蜿蜒的绿洲,古老的石窟隐隐若现。我们向工作人员请教时得知,绿洲中的树木,很多都是在莫高窟工作的老先生种下的。

“一代又一代,才有了莫高窟今天的繁荫。”

4月19日,王娇在莫高窟第259窟做洞窟记录。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陈斌 摄

4月19日,王娇在莫高窟第259窟做洞窟记录。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陈斌 摄

我为莫高窟“修史”

王娇是敦煌人,2014年从中山大学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毕业,2015年进入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7年来一直从事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编写工作。简单说,就是给莫高窟“修史”。

王娇还记得,高考填报志愿,没什么想法,刚好在电视上看到樊锦诗院长的采访,字幕打出来,樊院长学的是考古学专业,父亲在一旁试探着问,要不你也学考古?二人一拍即合。

毕业找工作,回敦煌成了自然而然的选择。樊院长的影响,家乡的熟悉感,导师的引荐,对王娇来说,研究院的工作氛围和学校几乎没什么区别,“环境很简单,大家都一门心思做学问,不懂就问,到处都是老师。”

喜欢并不意味着轻松。

20世纪以来,“敦煌学”研究成果丰硕,各种相关出版物层出不穷,但一直缺少一部权威、翔实、成体系的科学档案资料。

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编写,旨在填补这一空白,满足国内外学者和学术机构对敦煌石窟资料的需求,推动石窟文化遗产研究,促进敦煌石窟的永久保存、保护、研究和弘扬。

4月19日,王娇在办公室整理文字资料。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陈斌 摄

4月19日,王娇在办公室整理文字资料。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陈斌 摄

一部大部头作品,背后的辛苦可想而知。王娇作为考古报告工作团队一员,参与编写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二卷《莫高窟第256~259窟考古报告》,总计30余万字,已历时十余年。

而根据《敦煌石窟全集》编辑出版计划,这样的考古报告要做100卷。

“一个遗迹现象,要反复去洞窟观察核实,比如对游客来说是千篇一律的千佛,我们要一个一个去观察,每个细节都可能蕴含着重要的历史信息。”

从洞窟回来,紧接着就是大量的案头工作。考古报告是一项需要多部门、多学科合作的团队工作,翔实的文字记录、严谨的测绘图、全面的摄影图版、科学的分析报告缺一不可。

王娇最大的压力还不在工作本身。老一代莫高人逐渐从一线退下,年轻一代急需顶上去。“考古报告以后要交给你了。”樊院长的话一直挂在王娇心上。

《敦煌石窟全集》第三卷、第四卷的撰写工作已经开始筹备,参与者大多是90后、95后,王娇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老一辈研究者的接力棒,必须得接住”。

压力虽大,却也充满干劲。

有一次,王娇在做洞窟记录时发现,莫高窟第259窟两壁上部的阙形龛里都有孔洞,为了搞明白这些孔洞的作用,王娇从保卫处借来钥匙,把莫高窟有阙形龛的十来个洞窟挨个看了个遍,回办公室后立刻调取查阅相关文献资料,连着熬了四个晚上,经过仔细对比和梳理,分析出莫高窟第259窟阙形龛的制作流程。

4月19日,王娇在莫高窟第259窟做洞窟记录。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陈斌 摄

4月19日,王娇在莫高窟第259窟做洞窟记录。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陈斌 摄

“和樊院长讨论后,补充进了考古报告。”王娇说,“特别高兴,疲惫感一下就没了。”

对王娇和她的同事们来说,在洞窟中发现从未被发现的细节和信息,经过整理介绍给更多的研究者,是他们最开心也最有成就感的事。

“大家志同道合,老前辈的言传身教让我们获益匪浅,新来的年轻人胆子大、有想法、敢质疑。”王娇说,研究院也为他们提供了广阔平台,这些年她和同事一起,参与众多国内外石窟考察,去高校交流授课,生活忙碌充实。

王娇的办公桌上,有本2011年出版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两分册8开780页,密密麻麻做满了笔记。“出版敦煌石窟考古报告是老一辈考古人的殷切期盼,也经历了老一辈莫高窟人的多次尝试和实践,如今终于实现,我们不仅感到自豪,更为能参与其中而荣幸。”

“我一直记得樊院长说的,择一事,终一生。”王娇说,“考古报告就是我一生的事业。”

4月19日,杨金礼在莫高窟第231窟修复出现病害的壁画。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杜哲宇 摄

4月19日,杨金礼在莫高窟第231窟修复出现病害的壁画。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杜哲宇 摄

我在莫高窟“面壁”

第一次见到杨金礼,是在莫高窟第231窟——这是一个中唐时期开凿的洞窟,距今已超过1200年。虽然洞窟外气温已经超过30摄氏度,但在窟内还要穿上厚厚的外套和护膝。

杨金礼坐在小板凳上,面向南壁,正对一幅经变画。他专心致志地盯着壁画,半天都没动一下,从我们的角度看过去,想到了小说《三体》里的“面壁者”。

只不过杨金礼的任务不是制定战略计划,作为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技术服务中心的壁画修复工作者,他考虑的,是如何对出现病害的壁画进行修复。除尘,粘结,回贴……一套流程多个步骤,环环相扣,哪个步骤都不能出错。

4月19日,在莫高窟第231窟,杨金礼在修复出现病害的壁画。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杜哲宇 摄

4月19日,在莫高窟第231窟,杨金礼在修复出现病害的壁画。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杜哲宇 摄

由于年代久远,壁画会产生许多病害,包括起甲、空鼓、酥碱、微生物污染等等,如果不及时修复,就会有损毁消失的危险。

“比如起甲壁画,颜料层起翘后会自然脱落,如果不用专业技术手段干预,壁画一点一点地脱落,很快就不复存在。”杨金礼和同事的工作,就是帮助壁画对抗时间的流逝。

1987年出生的杨金礼,19岁就来到莫高窟,刚来那几年,师父从不让他碰壁画。“每天就是和泥、剪麦草、打杂,干了整整两年。”杨金礼觉得无聊,坚持不下去,但看到别人修复完成的壁画又心痒痒,“天天想,啥时候才能轮到我”。

两年过去,师父把杨金礼叫到身边,决定带他一起修复,“对待壁画一定要认真,要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十几年之后,杨金礼依然牢牢记得这句话。

独立上手后,杨金礼开始体会到师父的良苦用心。“干这一行,真得磨性子,心要沉得下,屁股要坐得住。”杨金礼说,莫高窟的壁画修复每年从3月开始,一直到10月,一个中等大小的石窟,一个修复团队需要两三年才能完成修复。

窟内阴冷,阳光照不进来,面对一面墙壁,一坐就是一天,“很多老同事都有关节炎”。壁画本不易保存,历经千年更加脆弱,一个失误就有可能对壁画造成不可逆的伤害。“精神要集中,只想两件事,手上的工具和眼前的壁画。”杨金礼说。

4月19日,在莫高窟第231窟,杨金礼在修复出现病害的壁画。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杜哲宇 摄

4月19日,在莫高窟第231窟,杨金礼在修复出现病害的壁画。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杜哲宇 摄

一面墙壁,一个工具箱,两层置物架上,大大小小几十件工具一字铺开。“现在条件好多了,以前很多工具都得自己做,想用木刀,得自己去找木头,自己磨刀。”杨金礼说,“脚手架没有钢做的,都是木头,爬上去摇摇晃晃,腿抖。”

提升的不仅是工作条件,“现在的修复,”杨金礼反复说,“是站在前辈的肩膀上。”

20世纪70年代是敦煌研究院自主修复壁画的起点,也是莫高窟的“抢救性保护期”。众多莫高窟工作者克服物质材料的极度匮乏,在缺乏成熟技术和理论的背景下,在黑暗中摸索,逐渐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保护修复流程。

莫高窟的保护修复经验,填补了国内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也被运用于众多石窟寺的保护修复工作。这些年,杨金礼和同事们一起,参与了西藏布达拉宫、日喀则夏鲁寺、山西云冈石窟等一系列寺院石窟的修复工作。

如今,莫高窟已由“抢救性保护”向“预防性保护”发展,建立了我国文物保护领域首个国家工程技术中心,保护更讲求精准,也更注重背后机理的探寻。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如果没有前辈们吃的苦,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环境。”杨金礼感叹。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加入了修复师的团队,“有学美术的、学化学的,专业不同,对壁画修复的关注点就不同。”看着他们,杨金礼总能想到自己刚来莫高窟时的样子,他会提醒自己,“要做好承前启后的工作,帮助年轻人尽快上手,也不辜负老一辈的辛苦。”

4月19日,刘小同在莫高窟第172窟比照临摹壁画的细节。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陈斌 摄

4月19日,刘小同在莫高窟第172窟比照临摹壁画的细节。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陈斌 摄

我替莫高窟“画像”

刘小同来到莫高窟,成为一名临摹师,用他的话说,“合适”。

2014年从天津美术学院毕业后,刘小同也纠结过职业选择。高三就到北京学美术,平时在学校,假期在宋庄。“大城市的艺术圈,新生事物多,视觉冲击力大,对年轻人吸引力自然大。”

那里有更广的圈子,更多的展览和画室,更好的工作机会……“列优点确实能列不少。”

但刘小同有自己的思考,“快节奏虽然冲击力强,但沉淀不下来,容易浮躁,尤其对年轻人。”很长一段时间,刘小同感到自己静不下心,也做不出想要的创作。

左思右想,不破不立。

2014年底,刘小同背上画板和行囊,买了张北京到敦煌的硬座车票,坐了二十几个小时,来到了莫高窟。

“静”是刘小同对莫高窟的第一印象,和之前的“躁”形成了鲜明对比。戈壁滩上的时间好像慢了下来,这样的节奏,除了画画,“心无杂念”。

4月18日,刘小同在画室内临摹作画。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陈斌 ++摄

4月18日,刘小同在画室内临摹作画。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陈斌 ++摄

作为壁画保存保护的重要手段,临摹分为客观临摹、整理临摹、复原临摹。即使在数字化技术不断更新的今天,临摹依然具有它的不可替代性。

“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都不一样,大到风格构图,小到弹线晕染,都不尽相同。”刘小同说,数字化技术只能作为辅助手段,尤其对于一些有损毁的壁画,想要恢复,只能靠临摹师长年累月的经验积累。

刘小同一直记得老院长段文杰的一句话,“没有十年,进不了莫高窟的世界。”

这句话没有吓到他,反而对上了他的胃口。顺利入职研究院后,画室变成了家,安个折叠床,置办个冰箱,了却后顾之忧,一头扎进了莫高窟的世界。

“下午吃完饭开始画,画到凌晨三四点,一个星期不回家是常有的事。”以前苦苦不得求的状态,如今在莫高窟终于实现。

除了踏实和满足,莫高窟还带给了刘小同自信。

2017年去意大利参展,碰上了许久不见的老同学,聊了很多,朋友说,他开口闭口全是莫高窟,想问他点别的问题,他也总能拐回到莫高窟。刘小同突然发现,“自己不再是学校里那个只关心自己内心感受的学生了”。

“莫高窟让我变得成熟,也变得自信。”刘小同说,“这种自信让内心强大,更坚定自己做的事。”

斑驳的色彩、交织的线条、深邃的笔触,厚重的历史被娓娓道来。耳濡目染,朝夕相处,少年的迷茫与纠结也慢慢平息散去。

在莫高窟,刘小同还遇到了爱情。

刘小同的爱人也是临摹师,两人共用一个画室,每天一起画画,一起去洞窟。“我们有一样的艺术观点,喜欢一样的生活方式,连听的音乐都是一种类型。”刘小同说。

既是相濡以沫的爱人,又是互相帮扶的同事。“每天聊的都是壁画,工作和生活没有明显的界限。”

4月19日,在莫高窟第172窟,刘小同在比照临摹壁画的细节。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陈斌摄

4月19日,在莫高窟第172窟,刘小同在比照临摹壁画的细节。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陈斌摄

走进古人的世界,揣摩古人的用意,真实完整地恢复壁画原貌,是一代代莫高窟美术工作者孜孜不倦的追求目标。如今刘小同正和同事们一起,致力完成莫高窟第172窟的整窟复原临摹,这项工作从2017年开始,预计到2023年结束。

结束采访,我们和刘小同一起走在莫高窟窟前,九层楼风铃声幽幽,刘小同指向一片杨树林,“据说这是常书鸿先生栽下的。”

作为敦煌研究院前身“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创建者,常书鸿先生守护敦煌五十余载,被称为“敦煌守护神”,去世后安葬于莫高窟对面的三危山下,同样被安葬于此的,还有其他二十多位为莫高窟奉献一生的前辈。

一代代人来到这里,留在这里,最后离不开这里。(本期主持:黄臻)

在敦煌修史“面壁”画像 最“窟”的青春是啥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