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威雷台东汉铜奔马三题

飞鸟的原型是“隼”

出于职业的兴趣，我常喜欢从动物分类学的角度，判断古代雕塑中的动物的种属。武威雷台东汉铜奔马出土后不久，我曾和杨泓先生讨论过奔马右后蹄所踏飞鸟的种属。当时我们一致的看法是，“这飞鸟双目似鹰，体形似燕，但尾部又不同于燕并没有剪刀状的分叉，可见它并不是现实的生物”（杨泓《中国古代雕塑中的骏马》，《美术家》 1981年第22期）。但是我们对这结论并不满足，因为从整体上看，这件艺术品是一件写实的传神佳作，马如此，飞鸟也应有其真实的原型。1986年春，我们再次研究，认为飞鸟很可能是以现实生物“隼” 为原型塑造的。

我们一致的意见是这飞鸟不是燕，马踏飞燕之命名也不妥。因为这飞鸟的尾羽，全然不同于燕尾的剪刀状分叉，所以绝不是燕。在鸟类分类学中，燕属于雀形目，燕科。我们查阅了我国鸟类学专家郑作新先生主编的《中国经济动物志·鸟类卷》，燕科包括体形小而轻捷的鸟类，嘴形短而阔，扁平，几乎是直的，翅狭长，尾呈叉形，可见叉形尾是燕的主要特征之一。我国常见的燕子，有家燕，沙燕和兔腰燕，尾羽均明显分叉。奔马蹄踏的飞鸟，体垮相当大，并不轻捷纤，嘴形不是短阔而扁平的燕嘴，燕子疾飞于空中，短阔而扁平的嘴适合于吞吃昆虫。奔马蹄下的飞一鸟按比例是相当大的。双目圆瞪，嘴形侧扁高隆，先端钩形，完全是猛禽的神态。更主要的是其尾不呈叉形的燕尾，而似鹰华的鹤尾。

我国古代雕塑艺术发展到东汉时已高的水平，这匹奔马整休造型是以写实手法创作的一件精品。艺术家如对马没有深刻的印象，并以实物为模特尔，绝不可能凭空想象得如此逼真。如果说马蹄下踏的是只“小燕”，而尾部却“忘记了”给它分叉，恐怕当时就难免舆的批评，被人们贬为谬作，因为人们对燕子太熟悉了。现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都有燕子，是人们最常见的候鸟之一。西方男子的燕尾礼服，就是因后襟有中分的剪刀叉而得名，可见燕子叉尾给人印象之深。难怪不少海外识者对于“马踏飞燕”之说也纷纷摇头表示异议。至于说蹄下踏的是神话中的“飞廉”（龙雀），则与整个艺术品写实的风格不协调，艺术家全然没有必要破坏自己创作风格上完美的统一性。所以“马踏飞燕”，“神马蹄踏龙雀”之说不妥。认定飞鸟是燕，而在命名中又避不提及，单以“天马行空”或者“东汉铜铸武威天马”命名也不妥，因为这些名称都不能全面正确的反映事物的本质特性。

那末，在现实的鸟类中，双目似鹰，体形似燕，而尾羽又不分叉的鸟是否存在呢？我们说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隼”。隼属于单形目的鸟类，包括三个亚目：（1）新域鹫亚目，（2）鹰亚目，（3）隼亚目。我国仅有后两个亚目的鸟类，主要是鹰科和隼科的鸟类。鹰科包括大、中和小型鸟类，既有翼幅两米的玉带海雕鹃和秃鹫（俗称座山雕）等大型鸟类，也包括许多小型鹰类，例如蜂鹰主要捕食蜜蜂和胡蜂等昆虫，可见其体形之小。又如雀鹰也就是俗称的鹞子，体形也不大，所以“鹰为大型飞禽”的说法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鹰科和隼科相比较其主要差别是：隼的上嘴左右两侧各具单个齿突，鹰科上嘴左右两侧无齿突或具双齿突。这些细微差异从铜器上或许无法查看，但从体形大小和翼形上看，飞鸟更近似于隼。隼科包括中形鸟类，翼长而尖，上嘴先端钩曲，边缘具锐利的齿突。鼻孔圆形，中间具丘状突起。上述特征奔马蹄下的飞鸟很相似。

单科中的燕隼。俗称青条子，土鹘，儿隼，蚂蚱鹰，有一个亚种长年留居我国西北地区，常见于甘肃、青海等地，是人们熟悉的一种猛禽。燕隼体形大小如鸽，形似雨燕，飞行迅速，常在空中捕食小形飞鸟和昆虫。经常捕食的飞鸟是灰沙燕、家燕和云雀等。燕隼既然能在空中捕食飞燕，可见其飞行速度必在燕之上。据《不列颠百科全书》九卷43页“隼”条记载，隼的俯冲速度可达每小时180英里，折合公制每小时289.62公里，每秒钟达80.45米。可见“ 鹰（鹞）身躯庞大，飞速并不是最快的”的说法也缺乏科学根据。古人云“捷若鹰隼” 想必是早对自然界中一物降一物的现象有所了解。

燕隼可以驯养为猎隼，用作捕猎之助。古人跨骏马纵猎隼，飞弛草原行猎的画卷并不罕见。由此看来，武威雷台东汉铜奔马蹄踏的飞鸟，很有可能是燕隼。因为无论从大小、比例，以及各种特征上都相当吻合。究竟是否一定的是燕隼还不能太武断，但隼是无疑的。铜马的作者正是以西北地区常见的隼作为速度的化身，衬托飞驰骏马的神速，完成了这件杰作。窃以为这件铜器正确的名称应当是“马踏飞隼”。以上议论曾获得杨泓先生欣然同意。1986年秋， 我在英国南安普顿市《世界考古学大会》上一篇关于中国古代马的报告中，提到铜马蹄端的飞鸟不是燕子，而是隼，铜器应命名为“A flying hores with its hoof on a falcon”。幸而言之有据，世界各国同行也均无疑议。当然如有不妥之处尚祈海内贤达不吝赐教。

东汉的“天马”

说完了隼，再议议马。汉武帝之好马，并非单纯的“声色犬马之好”，而是为了改善军备。当时的快马实是决定战争胜败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国原产的马显然速度不够快，因为我国从殷商至周秦以前，原产的马是由普氏野马驯化的“蒙古马”（谢成侠《中国养马史》），是以匈奴为中心的东亚一带自古以来即已饲养的普通马（江上波夫《北方文化》）。蒙古马头部粗重，耳稍长，颈短，呈水平，髻甲稍低，躯干长，四肢较短。体高（指髻甲处高）以120-135厘米者居多，母马平均体高为127.6厘米。其优点是体质顽强，吃苦耐劳，缺点是步幅不伸畅，速力不大，跳跃力弱。以上是现代蒙古马的特征（谢成侠，同上引文），古代的马又如何呢？周秦以前中国马的历史，从文字记载上虽不能说全然无从考查，但很难说确实了。这个问题从考古动物学和考古学方面去探索却大有可为。原因是我国从新生代以来陆相沉积面积广大，其中所埋藏的动物化石又特别丰富，在全世界也堪称得天独厚。所以马的历史直可追溯到距今200万年的早更新世。有人讨论马的历史 从上新世的三趾马说起，那是不对的。因为人们所说的马是指真马属而言，也就是四肢端各有一个中趾着地的单趾马，趾端的蹄是马的指甲。中国更新世初期的真马属，分布在北方的有三门马与黄河马等种，分布在南方的是云南马。三门马在更新世中期的后期发展成北京马，北京马在更新世晚期发展 成为普氏野马。上述野马的化石在我国旧石器时代各个阶段的许多遗址里是屡见不鲜的，是人们 经常捕猎的动物之一。全新世以后，普氏野马在北方被驯化成为家马，也就是著名的蒙古马。但是普氏野马何时在中国被驯化为家马的问题尚未解决。

中国北方目前已知时代最早的，距今8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的农耕遗址都没有马的遗存出土。已知时代最早的，有马的遗存出土的遗址是仰韶文化期的西安半坡，这里出土的马骨很少，在6000平方米的文化堆积中，只出土了普氏野马的两个牙齿和一节趾骨。在公元前2900-2000年的龙山文化期的遗址里，马的遗存也很少，龙山镇城子崖出土的马骨被鉴定为马属未定种名，汤阴白营的马也未定种名，是否是家马尚不可能确定。西北地区齐家文化期（公元前180-1620年）的墓葬（甘肃永靖秦魏家）已有马骨出土，可能是家马。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家马可能出现得更早些，但尚需更充分的实证。中国南方新石器时代遗址几乎没有马的遗存出土。南京北阴阳营和新沂三里墩出土的马的遗存，可能都出自殷周的层位。综上所述，从田野考古发掘的事实说明，与旧石器时代的情形相反，中国新石器时代以后，在人类遗址中，马的遗存很少发现，这个时期重要的家畜始终是猪、狗、牛等动物。或许可以说，马在新石器时代的农耕经济中并不重要。

考古学者们估计，在与殷文化有密切关系的龙山文化期，也就是公元前2900-2000年间， 中国可能已有由普氏野马驯化的家马，但可能是北方游牧民族的首创，后来传入中原地区。大致在同一时期，在苏联乌克兰的特里波利耶文化的各层中均有马骨出土，但只是在后期的层位中才增加了数量。在其它一些时代相当特里波利耶文化晚期的遗址中马骨有显著的增加，时代大约为公元前2700或2800年，据信是家马的遗存。西方学者估计这个时期，在俄国南部和中部地区已有由泰班野马驯化的家马出现，后来传入西欧和西亚。也就是说在大致相同的时期，分别在东亚和东欧出现了世界上两个最早的马的驯化中心，人们把两种不同的野马驯化成为两个不同的家马系统，长期并存至今。

马的重要作用在青铜时代才表现出来，因为青铜时于七是国家建立的时代、文明的时代，也是战争的时代。马在当时的农业经济中虽然仍不重要，但是它在政治和军事经济中却是必需品。从国都到辽阔的边远地方必需有快速传递信息和运输的工具，对其它国家或民族的掠夺战争也需要马这种战争利器。因此无论在西方和东方的青铜时代，统治者对马的需求都同时被提到了日程上。根据现有的记载，中原的殷民族与北方其它民族在青铜时代早有频繁的接触，主要是掠夺战争。《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是夏后氏的苗裔，殷代武丁国王在北方打击自己的劲敌——鬼方，殷周之间叫鬼方或混夷，或獯鬻；西周叫猃狁；春秋时称戎，狄，战国以后又称作胡，称作匈奴。匈奴的活动范围，西起汧陇，东至太行、常山间，环绕着中国北部。殷人俘获了鬼方的人和战马常常被杀殉，于是马和战车的实物资料得以保存下来。根据实物，我说殷代确实有了驾车的家马，但如果说从这时开始，似乎太晚了，应该更早些。不过在商代初期的僵师二里头遗址，尚未发现有马的遗存（过去简报里报导的“马” 经作者复验是牛）。商代中期的郑州二里冈发现有破碎的马骨（安志敏《1952年秋季郑州二里冈发掘记》，《考古学报》1954年第八册），河北藁城商代中期遗址则未见到有马骨。究竟在商代何时，或者比殷代更早的甚么时期，中原地区有了家马，是今后研究的课题。但是无论如何，从殷墟和中原地区西周以后车马坑中发掘的马骨架给我们提供了中国青铜时代的马的实物资料。

中国青铜时代的马，过去没有人直接测量过，只是根据照片作过推测。作者近年来对商代安阳时期（公元前13-11世纪）、西周（公元前11-8世纪），以及春秋时期（公元前770-476年）的车马坑出土的近100匹马骨架作了观察和测量，并计算出马的肩高。其结果是：殷代的马肩高为133-143厘米（安阳武官村祭祀坑），西周马的肩高为135-146厘米（北京房山琉璃河），东周马肩高为139-149厘米（上村岭航虢国墓地）。

纵观我国青铜时代的马，肩高虽逐步有所增高，但始终是不太高的蒙古马型。尤其是殷代的马，肩高与现代普氏野马的平均肩高（134厘米），以及现代蒙古马的肩高（120-135厘米）都大致相当。西周马的肩高约为135-146厘米，《周礼·夏官·庚人》内称，“八尺以上为龙，七尺以上为騋，六尺以上为马”。周尺一尺约合今23厘米，八尺合184厘米，七尺合161厘米，六尺合138厘米。古时中国马匹的高度可能是指头高，实际肩高可能要低一些。作者实测近百匹周代的马匹未见到“龙驹”，可能当时罕见，即使是虢国太子墓地车马坑的马肩高也仅139-149厘米，这在当时可能已近乎“龙驹”了，因为墓主人的身份才有这等厚葬，至于一般军旅用马的肩高，恐怕不会有这样高。

再从殷周以及先秦以马为主题的艺术品来考查，大体上都是按蒙古马的特征塑造的，例如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马、小屯82号墓出土的甲骨拓片；陕西郿县李家村出土的西周青铜驹，直至陕西临潼秦始皇陵侧陶俑坑出土的秦陶马，全都以头大，颈粗，躯长，四肢短壮的蒙古马为原型塑造的。当时人们对这样的马并没有觉得它“土气”，而是当作“神骏”来歌颂。这类艺术品到汉代以后，风格为之一新，马的头部小而灵巧，颈细长而有力，所谓鹄颈昂举，躯干短壮，胸廓发达，四肢细长而强劲有力，蹄大，表现出奔驰速度快，跳跃力强的阿拉伯马系的特征。甘肃武威雷台的铜奔马，四川成都天迴山的东汉陶马都堪称这个时期马的绝妙的写实佳作。这就是上文提到的汉武帝时期所谓的“天马”。这种马不同于我国原产的，由普氏野马驯化的蒙古马系，而是上文所提到的，由泰班野马驯化的马系（曹英纳尔《家畜史》）。

自张鸯出使西域后，西域物产东传，始见于正史，但是在此之前，中国人早就知道还有比蒙古马奔驰速力更快的另一个马系。史记《匈奴传》有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驼、驴驘、駃騠、騊駼、驒騱”。这段话里提到的马就是匈奴饲养的数量众多的普通蒙古马，橐驼是骆驼，驴驘是家是由非洲野驴驯化后，经中东传入远东的所谓真驴。騊駼是我国内蒙西北地区原有的普氏野马。驒騱是我国青藏地区原有的亚洲野驴，驴虽然名为野驴，实际与家驴并没有关系，有人误认为是家驴的野生祖先，那是错误的。至于駃騠则是与普通蒙古马不同的良马。桓宽《盐铁论》卷三《未通篇》说“孝武皇帝平百越以为园圃、却羌、胡以为苑囿。是以珍怪异物充于后宫，騊駼駃騠实于外厩…… ”。《淮南子·齐俗训》中提到“六骐骥，驷駃騠”，高诱的注是“ 駃騠，北翟之良马也”。这是一种误解，因为在中国与西域诸国发生直接接触之前，匈奴早就与西邻的月氏乌孙等国有接触，这些国家的良马输入匈奴再传入中国，所以误认为是匈奴的良马，实际并不是匈奴的蒙古马系，而是中亚地区的另一个马系。自张骞通西域之后，才知道西域的良马可以补中国马之速力不足，而这是汉武帝改善军备之急需。先是从乌孙国得到乌孙马，乌孙即今日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一带，乌孙马应是未与蒙古马混血的哈萨克马。《汉书·张赛传》说，“其后乌孙竟与汉通婚，初天子发书易曰：神马当从西方来。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马，宛马曰天马。”大宛即今日苏联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费尔干纳州一带。这里自古出产良马，也就是所谓的汗血马。大宛马的外形特征如何，现代只能从我国武威铜马以及四川天迴山东汉陶马的造型去推测。至于今日乌兹别克一带的各马品种则是后来与阿拉马以及波斯马都有血统关系的品种， 只能说含有古代大宛马的血统，很难说哪一个品种就是大宛马。

汉武帝从费尔干纳一带引进了优良的大宛马系，对于改良我国原有马的品质大有帮助，从而达到改善军备的政治需要，实是一件改革的大事，对于社会各个方面都有深刻的影响。所以在马的造型艺术风格上也有了为之一新的转变。武威雷台铜奔马正是用艺术手法写实的表现了新事物的出现，它是当时政治、经济、军事、对外关系等方面的集中表现。至于为甚么要把这种马说成是天马，神马，给事物本来的面目上涂上神秘的色彩，则是我们将要讨论到的另一个方面的间题。

汗血马及其它

《史记·大宛列传》说“骞身所至者大宛…具为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汉书·礼乐志》所载《天马歌》：“太一况，天马下，沾赤汗，沫流赭…… 。”《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还有旁证说，“遣宛马一匹，血从前髆傅小孔中出。常闻武帝歌：天马霑赤汗，今亲见其然也。”这些记载清楚地形容了大宛马奔驰出汗之后，血随汗流出来的情形。这种现象在多处文字记载里被反复的提到，使本来就被宣传得神乎其神的大宛马更增添了神秘的色彩，并误认为是其神异的秉性之一。于是在大宛马，天马，汗血马之间划上了等号。其实这种汗血现象实际是由于寄生虫在马的皮下寄生，造成创伤所引起的流血，马在激烈运动之后，血管扩张，于是创口中破裂的小血管中的血液及组织液随着汗液一同流出（曹英纳尔《家畜史》337页），看起来象是“汗血”。这种寄生虫很可能是寄生马体的一种丝虫，称为出血丝虫。丝虫属于袋形动物门，线形虫纲，丝虫总科，丝虫不但能寄生多种动物体内，有的种类还能寄生人体造成疾病。寄生马体的出血丝虫的幼虫生活在吸血昆虫的体内，当马被这种昆虫叮咬之后，幼虫便进人马体内变成出血丝虫的成虫，雄虫长2.5-2.8毫米，雌虫长5-7毫米。雌虫产出大量微小活跃的幼虫（微丝蚴）进人马的血内，昆虫咬了病马之后，幼虫又进人昆虫体内，再咬了其它的马，则反复传染。出血丝虫的成虫寄生在马的前肩膊及项背的皮下组织中，使马的皮肤肿起小疙瘩，马感不适，咬破小包使之成创口。马在激烈运动之后血管扩张，创口扩大，血随热汗流出，于是产生了汗血现象。这种出血丝虫的分布范围，现在从我国东北、内蒙、苏联，直到匈牙利和法国等地都有，当然也包括古代的大宛即今日苏联的费尔干纳地带。可能这一带自古即有的丝虫病随着大宛马一同传入，而汗血马的名称也进人了中国的史书。

汉武帝为了得到“汗血马”不惜发动一场历时三年之久，规模不小的战争，最后获得良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牡牝三千余匹，可惜班师入玉门关时，只余下一千多匹。这些马对于改善中国原有马的品质固然有好处，但是牺牲了数万将士的宝贵生命，耗费了国家大批钱粮储备，又是否值得呢？统治者为了替自己既定的政策辩解，当然要作大量的宣传来造成舆论。于是出现了大量赞扬这一武功的颂歌，《天马歌》即列为汉室郊祀之歌。把大宛马说成是天马，神马，其目的无非是给它笼罩上神秘的色彩，把这件事说成是顺乎天意。如果说当时人们或者出于迎合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或者出于缺乏科学知识，有意无意的把大宛马说成是天马、汗血马，那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也就无可厚非，然而事隔一千七百多年之后的现代考古者，当然没有必要继续重复那些神话，而应考察事物本来的真面目。考古学是一门涉及面极广的科学，与其它许多学科都有关系，必须得到这些学科的支持和协助，才能完成各项研究任务，希望考古动物学在这方面也能有所作为。以上管见，尚祈方家指正。

文/周本雄

（武威文体广电旅游）